梁漱溟：西医是身体观，中医是生命观
2018/1/29 王阳明心学
在当今学术界，有一个比较公认的提法，中国新儒家“三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梁先生是三人中活的时间最长，也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人称他是“最后一个儒家”，对此我并不赞成，因为他三教融通、中西贯通，不能只归属于某一家，他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遗憾的是我没能拜见过他，不过我的导师朱伯崑先生经常提起他，北京大学的学兄们常常说朱先生很像梁漱溟。
梁漱溟的眼力是惊人的，也是超人的!别的不说，就说对中医的看法，在民国时期那些国学大师眼里基本都是否定的、批判的，而梁先生对中医却情有独钟。这与他的孩子6岁时因腹水被西医治死多少有一点关系，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梁先生自己说的：“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根本观念”的不同正是中西医学的区別所在。
起初他颇感困惑的是：为什么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但两者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通过研究与思考，他终于发现，原因就在于看待人体生命的“根本观念”不同。
西医是身体观，中医是生命观。所谓“身体观”就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可分的物质实体，所谓“生命观”就是把人体看成一个动态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由此导致了两者根本方法的不同，西医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方法；中医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方法。
但西医无论如何解剖，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中医沿袭道家的方法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
梁先生将这种不同概括为科学与玄学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
科学但不一定真实，因为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是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
玄学恰是内求的，是“反”的，是收视返听，向内用力的。中国玄学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道家与儒家都是用这种方法，其分别在于“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工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
中西医学的“根本观念”来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本体论。西方唯物论、唯心论两大阵营是对立的，中国则是统一的，可称为“唯生论”。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物心统一、身心统一，而且天人统一、物人统一。
--以下内容来自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梁漱溟 艾：艾恺】
梁：两种执，我执，一种叫“分别我执”,“分别执”；一种叫“俱生执”，“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不等到分别就有。“俱生我执”很深，很隐--隐藏的“隐”,“分别我执”就浅。最深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我执啊，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根本。通常在活动中、生活中，都有一个“分别我执”在那儿活动。可是假定我们睡眠，最好的、最深沉的睡眠，一点梦都没有，大脑完全好像没有活动，睡得很深很深了，那个时候，“分别我执”就不显露了，可是“俱生我执”那还是一点也没有减弱，睡得沉的时候是这样。或者我受伤了，从高处摔下来受伤了，好像死了，虽然没有死，跟死差不多了，那个样子的时候也是“分别我执”没有了，可是“俱生我执”依然还在。所以“俱生我执”是很深的、很隐藏的，不大显露的，可是非常有力量。底下我就要说儒家跟佛家的分别了。
佛家是要破执，破我执，我记得我在一张纸上写过一次，写过六个字，“起惑、造业、受苦”，佛家看都是这样，起惑--惑是迷惑了，糊涂了，不够明白了。惑在哪儿呢？你说的惑是指什么说呢？就是指这个，指“我执”，惑就是指“我执”说。“我执”有一个“分别我执”，还有一个更深隐有力量的“俱生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佛家与儒家的不同了。佛家是要彻底地破执，彻底。
他又说破二执，为什么用“二执”呢？就是一方面有“我执”，还有一面跟“我执”对面的“法执”--“法”就是一切的事物。“我执”是一面，对面还有“法执”，佛家就是要破这二执。破二执有时候又叫“断二取”。那么“二取”是什么呢？--“能取”跟“所取”。“能取”、“所取”就是一个这边，一个那边，佛家的意思，是断二取，没有“能”，没有“所”，“能”“所”是归在一块的，意思是没有取的。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佛。这个就是一体了，一体就没有二了。佛家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就是错误，就是要恢复到一体，复原到一体，宇宙浑然一体，这个就是佛。普通人以为佛是神啊是什么，那不对。那么，这个不说。再说儒佛的异同。照我的说法，我认为是这样，是哪样呢？儒家啊，孔子不破“俱生执”；破了“俱生执”就没有活动了，生命就坐落在“俱生我执”上，有“俱生我执”才有饮食男女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都有“俱生我执”在那里为主了。那么儒家既然不离开人生，他不像佛家小乘佛法要涅寂静，要出世，儒家并不要那个样子，儒家就是要在人世间活动。儒家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真的人，他不要做神，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饮食男女，他就是这样。跟我们还不同了--跟我们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饮食男女、生活、休息、睡觉，这是同的一面--不同在哪里呢？他不要这个(“分别我执”--整理者)。“廓然大公”，他就是穿衣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廓然大公”。八个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这八个字是儒家。尽管他穿衣吃饭，一切活动与我们一样，可是他活动中只是“俱生我执”在那里活动，没有“分别我执”。为什么没有“分别我执”？他“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比如我一个亲爱的人死了，我哭，这个还是廓然大公，还是物来顺应。天气很好，我很高兴、愉快，这就是物来顺应。这个时候都没有我，都没有这个“分别我”，可是离不开“俱生我”。因为有这个我，才哭啊、才笑啊，有哭有笑没有妨碍，还是廓然大公，这个是儒家。可是佛家不如此，他超过这个了。比如说，拿一个刀砍了我的身体，我痛，即使孔子他也不会不痛的(笑)。但是你如果拿刀去扎佛，没有关系，他没有什么痛苦。孔子有痛苦，佛超过这个，不一样。
艾：您60年来的生活，有佛教的一面跟儒家的一面……
梁：我仅仅是爱这个佛教，喜欢佛教，佩服佛教，可是仅仅如此而已，仅仅喜欢佛教、佩服佛教，倾向于佛教，可我还是一个平常的人(笑)。
艾：我明白了。您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也是好像跟中国历史上好多人物一样，由佛转儒，好多人像理学家、王阳明啊，反正很多了，好多人都是这样。您公开地宣布，我以前是佛教徒，现在呢我就转入儒家了，那么……
梁：我再补一句。我是在生活上做一个人的生活，我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思想上倾向佛家，人还是做一个人的生活。做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是走儒家的路，可是我是一个想要做好而不够的一个人。如果再说明怎么样不够，那就是我在破执上、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上不够。我希望我能够这样，但是不够。
艾：您刚才说的自己那方面不够，就是最标准的尤其是理学的儒家的态度了，就是永远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彻底。最近美国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宋明理学家，有没有像西方的清教徒这一类的人生观，很多人的结论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永远向善，永远要改善、求善，继续不断地修养，这是你们跟清教徒一样的，您刚才说了，也是很标准的理学的儒家的态度。我弄不清楚的是，到底您怎么分佛的意思那层，和儒的意思那层。您60年来思想比较倾向于佛，意思就是说没有做和尚啊，生活还是儒家的。(梁：没有做和尚。)有学者说，宋明以来的理学有几分佛教的成分在里面。
梁：我认为是旁人这样看，旁人认为好像是批评他们近禅，禁欲，我认为这种看法，没有对。
艾：是，您自己的看法是没有对，您著作里有这种意见，很多研究中国思想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批评的意思，就是分析汉跟宋儒家的分别，宋以后理学家有几分佛教在里面。
梁：他们一般都是容易说是好像是受佛教影响，乃至于说某一个儒者，比如说宋朝有一个有名的儒者，叫杨慈湖、杨简，一般人都说他是禅，其实不是。把王阳明看做也是好像说他近禅，或是王阳明的门下有个王龙溪，王龙溪很有名的，都说他们好像是吸收了禅家的，或者是跟禅家、跟佛家好像混同起来，被人这样批评，这些个话都是不完全正确。另外，宋明学者又有一种排佛的，排斥佛教，认为沾染一点禅宗就是要不得的，也有这样的。也有把儒、佛家跟禅宗拉得很近的，也有。
艾：依您自己看，您这个情形，就是思想倾向佛家，而生活向儒家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情形比较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思想家？
梁：我希望把它做好一点，勉力向上，那我愿意学的还是王阳明。
艾：您自己觉得王阳明、佛家两个都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梁：实际上是我懂一点佛家的道理，在我的思想意识上懂一些个佛家，可是我的实际的生活，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王阳明心学著名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艾：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像您这种人物，是懂佛学，不过生活上很……
梁：恐怕不少。
艾：不少吗？
梁：恐怕不少，宋明儒者很多人是。
艾：很多人都懂佛学……
梁：恐怕有不少人，我特别想提两个人，一个叫罗近溪、罗汝芳——三点水一个女字，好得很，非常高明，他有点这两句话，“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艾：您和熊十力先生之间的思想上最大区别在哪里？
梁：好像可以说是作风不同，我是比较很认真，比较谨守，很谨慎。
艾：思想方面最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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