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系列故事】文号的故事（1）
2016/6/2 药智网

    

    

     纵观中国药品监管的67年，我以30年为一个周期来进行纵向观察：1949年-1979年、1980年-2009年是两个完整的周期，2010年至今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周期。拉出一条以时间为序的纵线，无非是想抛出一块思维方式的“砖”，希望引出以史为鉴的“玉”，但落脚点当然还是想放在分析和判断今天及明天药监政策的走势上。 第一个30年是中国医药管理的“启蒙阶段”，它是以城乡二元结构、计划经济体制、公立医疗为背景的“缺医少药”时代。刘少奇雄心勃勃地试图以化学制药为主体构建中国的“医药托拉斯”——将全中国的制药企业统一收归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组建一艘类如今天高铁、核能一样的大型“航母”，但他的梦想被毛泽东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击毁了。

    

     1978年，中国药业用又一次统一管理的探索迎来了“而立之年”：以卫生部牵头组建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分散在化学工业部的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商业部的中国医药公司、供销合作总社的中国药材公司、卫生部的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产、供、销、科研教育、对外合作一体化，中西药、医疗器械全覆盖的统一管理模式。不过，即便是卫生部和医药局同在清朝亲王府邸的“一个屋檐下”[注]，文号管理的权限也一直是“桥归桥、路归路”，中央政府对药品“出生证”的监管权压根就没有与药品生产销售的管理权“统一”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很少有人能够前瞻到药品批准“文号”的资源价值，药业相对的专业技术壁垒又让那些倒车皮、盘条、大豆“批文”的改革开放第一批受益者还没有琢磨过味来，“文号”未被权力觊觎，监管也就“风平浪静”。 但或许正因如此，分散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号审批权之危害性也没有充分暴露，酿成了后来中国药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文号之乱”。(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注]：当时卫生部和医药管理总局在一个大院里办公，总局局长同时兼任卫生部副部长。 【个人观点、文责自负，接受质疑、欢迎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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