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莆田系医院看男科,他成了手术台上的“待宰羔羊”
2019/9/4 21:12:40 医学界

    

     一位男科患者的“莆田系”治疗史

     刘明仁,男,32岁,山东人,山东某建筑公司职员,2015年8月6日,因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去华北某市的同X医院检查,被“查出”病情严重,需要马上手术,否则后果严重。

    

     躺在手术台上,伤口未缝合时,他被要求增加手术,否则难以根治。被强加手术后的刘明仁,并没有像当时医生所说的“做完手术会更好”,而是变得更差了。

     如今他决定问医院要个说法。

     一家“好医院”

     2015年夏天,刘明仁的岳父在华北某城市做手术,他因与妻子在性生活方面不太和谐,想趁此机会也好好看看。在网上搜索男科,同X医院吸引了他的注意,医院官网介绍的多位大专家,使他坚信这是一家好医院。

     一位非常热心的“医生助理”加了他的微信,并告诉他 “教授”哪天有时间,让他过去看下。

     本想着就如“医生助理”微信上说的,花个几百块检查下,但进入医院后,就不再是刘明仁能够控制的了。

    

    

    


     上图,这张作为手术主要依据的超声诊断报告单上的时间竞然早于患者挂号时间 / 受访者提供

     主治刘医生简单询问病情后,就让他做个全面检查。不到1小时,“结果”就出来了,刘明仁被告知问题很严重,刘医生建议他做阴茎背部神经阻断术,同时做个包皮环切术。

     刘明仁表示自己包皮不长,不需要割,得到的回复是“包皮长不长,医生说了算”。

     手术中,医生要求加手术

     因为在该城市待的时间不长,刘明仁和妻子商量抓紧时间治疗,就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阴茎背神经阻断和包皮切割手术。

     被推进手术室后,刘明仁发现给自己动手术的并不是那位刘医生。但手术过程中,刘医生多次进出手术室,不是指导手术,而是反复询问刘明仁要不要加手术,并称不加的话前面的手术也无法完成。

     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明仁没有选择权,在门外等候的妻子也不知道手术室内情况。就这样,刘明仁又被加了两项手术,之后刘医生还继续向刘明仁推荐做其他手术,刘明仁以实在没钱了为由拒绝。

     刘明仁的病例单上显示共做了5项手术:

     双侧精索静脉显微解剖结扎术+包皮整形术+系带成型术+显微阴茎背神经控敏术+显微阴茎背深静脉结扎术。

     后来刘医生又以刘明仁有前列腺炎症为由,让他继续接受仪器治疗,这项治疗又让他花费了25000多元。其中主要的治疗仪器EASY100A沃尔曼,因属未注册的医疗器械而被多地政府部门查处。

    

     第三天,刘明仁看着如流水的账单,决定不能继续治了。刘医生说最后给他做一次治疗,然后给他再开点药带回去吃,这又让他花了18000多元。三天下来,刘明仁总计花了66000多元。

     出院之后,刘明仁没有感觉到症状有任何改善,反而怀疑被治坏了身子,几年来一直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身体状态更差了。

     投诉

     今年7月,刘明仁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医生看了他在同X医院的检查单,发现支原体、药敏检查等基本需要两天左右出结果,一些快的项目也要隔天出结果,还有多项检查根本没有必要做。

     病例诊断报告也谬误连连,医生指出:

     刘明仁当时情况只是轻微早泄,并没有勃起困难情况,诊断书却写着勃起困难;在检查前列腺炎症的报告单中,连是否有前列腺炎的诊断都未给出,医院却让刘明仁做了前列腺治疗。

     对于他曾做的那些手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向他解释:包皮整形本身就包含了系带成型,却要额外单列收费;阴茎背神经结扎需要先做造影,不做造影就结扎没有道理;除非是有疼痛或影响生育,否则做精索静脉显微结扎也是过度治疗;支配阴茎勃起的神经就几根,如果阴茎背神经切错的话可能造成终生阳痿。算起来除了被双重收费的割包皮手术勉强说得过去外,其他手术都是无中生有。

     刘明仁随后去了当地卫健委信访办询问,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的关于同X医院的投诉有很多,建议他与医院协商解决。

     艰难维权

     卫生、工商、公安等部门的管理边界不清晰,让莆田系医院如泥鳅般游走于缝隙之间,尽显“身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而在这过程中,对于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他还有选择不签的权力吗?一边是手术室内刀口已开的患者,一边是手术室门外不知实情的家属,想要保证他们完全是自愿签字并保留证据,几乎很难做到。

     多名公立医院医生告诉“医学界”,手术分为择期手术和急诊手术,刘明仁被中途加的手术显然属于择期手术。择期手术,一般不受时间限制,在手术前要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选择最佳的手术方案。在他们多年的从业经历中,从没遇到过在非急诊手术中加做项目的情况。

     为了跟医院打官司,刘明仁找过多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听是关于莆田系医院的,都不愿意接。他联系过一些维权患者,也有律师答应他们向医院讨钱,但能要回来被骗的钱已是万幸,赔偿金就别想了,更多的是分文未要到。

     最近,刘明仁选择自己去找同X医院理论,接待他的是一位王副院长,刘明仁表示他想看下手术知情同意书和病历资料。

     “你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肯定是签了的,但我们找不到了,给你动手术的医生也已经离职了,我们也没办法。”王副院长反复强调当事医生和相关医院管理人员已经离职,联系不上了。

     “医院每天那么多病人,病历不可能长期保存的,就算那些大医院也一样。”王副院长还反复告诉他,手术没有导致严重不良后果就是万幸了,不要纠结于治疗过程和做了什么手术。

    

     2018年10月正式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例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篡改、伪造、隐匿、毁灭或者抢夺病历资料,违者追求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求刑事责任。

    

     当刘明仁问起,医院伪造检查结果是何行为时,王副院长倒是回答得干脆:“那得请当事医生和相关人员到局子里回答这问题了。”

     男科成了“摇钱树”

     国人对于“男人问题”的隐忍,以及公立医院男科起步晚、基础弱,某种程度上将男科推向了“江湖”。

     翻阅《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35个一级学科及130个二级学科均未见“男科”身影,这个目录制定的时间是1994年,沿用至今。

     同属生殖医学,中国妇科的发展已百年有余,男科在近二三十年才起步。目前,国内男科专业医生人数仅3000名左右,在全国1500多家三甲医院中,独立设置男科的不到百家。

     男科在公立医疗体系的边缘地位,让民营男科大行其道,“电线杆广告”出身的莆田系把握了这一商机,网上搜索阳痿、早泄、前列腺炎等男科问题,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莆田系医院,莆田系医院也成为各大搜索引擎的大金主。

    

     点开莆田系医院的链接,出现的不是医院网站,而是直接弹出如上图所示的咨询对话框,接着“医生助理”就开始他们的表演,不同的医院,一样的标准套路模式 / 受访者提供

     莆田系不仅砸重金在网上买流量,更擅长“扯大旗”,虚构与大专家的合作装点门面,欺骗不明实情的患者就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应禄就是莆田系的“重点关照对象”。

     郭应禄在今年7月中旬举办的春雨男科论坛上谈到:“广东那一带的男科医院里面都是贴的我照片,男科医院不挂我照片的是少数。之前,厦门有个男科中心就设在某机关大院内,公告说我在那出门诊,希望大家去看病。我有个当地的进修大夫听了挺高兴,就去看了,发现坐那的是个女的,就给我写信,说郭老师您什么时候不当所长了,我这边有个女的说她是北大泌尿所所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姜辉教授告诉“医学界”:“男科疾病大多是和生活质量相关的非急重症,一般不要命,而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社会进步以及文化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男科疾病诊疗的需求越来越强,供给不足又缺乏正确引导,患者很容易被花言巧语的非正规民营医院忽悠。”

     像刘明仁接受的“阴茎背神经阻断术”、“浦兰斯红光照射”及“灌肠治疗前列腺炎”等,姜辉教授称都没必要做,只是某些医院的敛财手段。

     姜辉表示,深圳卫健委已明令禁止民营医院开展“阴茎背神经阻断术”手术。对于没有症状的前列腺炎完全不用治疗,即使有轻度症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比如不喝酒、少吃辛辣、减少久坐等,一般都能自愈。至于灌肠疗法,国内外前列腺炎治疗指南中均无此疗法,纯属是为了敛钱的“发明创造”。而浦兰斯红光照射的功效也没有临床依据,割包皮等阴茎外科手术,不用红光照射,也能很快恢复,而如果操作不当,甚至会导致阴茎坏死等严重后果。

     担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委期间,姜辉一直努力推动中国男科的快速进步,近些年男科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立医院的男科力量也得以强化,改变了男科积弱的状况,像其他学科一样向着高水平发展。但姜辉认为,对于大众的科普教育依旧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扫黑除恶

     多年来,不法的莆田系医院一直游走于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边缘。早在1994年即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院违规行为惩戒效果有限,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过不多久又会重新开业。

     律师宋绍辉向“医学界”表示,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是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患者有支付医疗费的义务。但患者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及以什么方式支付医疗费用,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这也就为“术中加价”留下了操作空间,也为行政部门处理增加了难度,尽管从医学伦理的角度看,这是极为恶劣的行为。

     近年来,“术中加价”屡被披露,尤其是这种行为多发生在莆田系医疗机构,已成为集团行为,“术中加价”就不再是一般的诊疗问题,可能涉及诈骗、敲诈勒索甚至是故意伤害。

     这些医院已经形成了固定套路:通过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招揽患者,通过虚构、夸大的病情引诱患者接受其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虚设、虚构诊疗项目,借此收取费用。宋绍辉律师表示这可能已构成诈骗犯罪,如果毫无医学指征实施手术,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利用患者不愿意披露隐私的心理,术中收取高额的费用,则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今年的“扫黑除恶”行动,一些莆田系医院终于成为了扫除对象。7月,银川市“扫黑除恶”行动中,抓捕涉嫌手术台上违规加价的银川欧亚男健医院相关犯罪嫌疑人35名,包括法人在内的多名成员均来自福建莆田。

     6月份,甘肃临夏市公安局通告临夏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博爱医院、华山医院、现代妇科医院、新阳光男科医院涉嫌违法犯罪,刑拘25人,罪名涉及虚增医疗项目、肆意加价收费、诈骗、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这6家医院均系“莆田系”。

     但扫黑除恶行动过后,能否真正杜绝类似医疗犯罪,情况并不容乐观。宋绍辉律师认为,医疗技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及局限性,利用医疗技术犯罪是近年出现的新的犯罪形态,认定此类犯罪客观上也具有一定难度,迫切需要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明确。

     (因受访者要求,刘明仁为化名)

     本文首发:医学界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本文作者:胡月责任编辑:田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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