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艺术家，在社区为精神障碍患者“造个鱼缸”
2022/3/2 医学界
社区康复应该是卫生、民政、残联、人力、社保和民间力量一起组成的立体网状结构。
在工作室画画的精神障碍康复者
重庆江北，顺着大石坝社区的主街蜿蜒而下，你会在彩票店和麻将馆的拐角发现一处漂亮的院子，里面是一间特殊的画室。它的官方身份是大石坝社区精神障碍康复站点。
画室的主理人名叫苏令林——一位毕业于川美雕塑系、曾想在艺术史上留名的“艺术家”。五年前，在目睹一位抑郁症患者高空坠楼后，他的工作和生活逐渐与精神障碍患者绑定在了一起。之后，他创办了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并在大石坝社区扎了根。
苏令林发现，出院回家的精神障碍患者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面临无处可去、没有工作、社会排斥等问题。他认为，在康复患者们回到社会这片大海之前，社区康复点就像一个“鱼缸”，让他们获得自由喘息的适应机会。
过去一年，苏令林的画室为大石坝社区登记在册的125位居家康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服务，最后只有6人“留了下来”。运管方面，他也面临着入不敷出、服务能力与需求不匹配等现实问题。
数据显示，2020年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省份已经建立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制，重庆市从前年开始也在11个镇街或社区设立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试点。作为其中之一，苏令林的现状也是社区康复站点的一个现实缩影。
在繁忙的重庆街头，康复站点所在的院子显得很安静
精神病人的绘画疗愈
2021年底，第一次在画室见到苏令林时，他正跟一位精神障碍康复者讨论“土豆”。
对方怀疑：“有人从家里偷走了一个土豆”。苏令林建议她给土豆贴上数字标签，让她明白这可能只是幻想。
这位精神障碍康复者名叫如华，今年34岁，是这里最年轻的一个。不到10岁时，她确诊了精神分裂，此后辍学在家一直没有工作，靠每月700元的低保维持生活。
除了家和菜市场，“康复点”是如华出院后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从2020年开始，重庆市陆续在11个镇街或社区设立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试点。一年来，有20多位如华这样的患者来过苏令林这间画室。
苏令林“走进”精神障碍群体，始于2016年春天。当时他在读研一，正为创作方向发愁。一天，他在医院门诊输液时，意外目睹了一位中年男子高空坠楼的全过程。听赶来的家属说，对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很恐惧”，这是苏令林第一次直击死亡，这次经历也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
那之后，苏令林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对准了精神障碍人群，一直想进入精神病医院与病人共处，但被多家医院婉拒。后来因为学校与医院合作，他获得进入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一周”的机会，目的是“探索如何用艺术帮助精障患者康复”。
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苏令林认识了一位名叫张良的患者，从30多岁到50多岁，张良一直在出院和住院之间反复，张良的儿子跳江自杀，老婆离家，母亲和弟弟也没有精力照顾他，即便他达到了出院标准，也无家可归。
张良总向苏令林提起“向往外面的生活”。苏令林心里不是滋味，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向医院和监护人申请，终于在五位医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张良短暂地出去了一天。在川美的校园里，张良踌躇很久，写下了给儿子的一封信。
不久之后，苏令林以张良为原型创作了毕业作品《家书》，并拿到了学校的年度奖。但此时的苏令林却突然觉得“没有意思了”，“获奖只是满足我个人虚荣而已，对这个群体没有任何帮助。”
苏令林的毕业设计，雕塑作品《家书》
“如何用艺术帮助他们？”苏令林心里的声音越来越大。
毕业前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向苏令林递来了橄榄枝。当时的院长很认可“艺术疗愈”的想法，询问苏令林是否愿意去精神卫生中心工作。
2018年7月2日，从四川美院毕业的第二天，这位曾想在艺术史上留名的“艺术学子”正式入职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成为了院长办公室的一名干事。
医院园区改造项目是苏令林入职后的第一项工作。重庆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四川美术学院，打算在医院内部塑造一个真实的社区场景，达到出院条件的患者可以先在此适应，逐渐恢复社会认知功能。
为了利用艺术给患者们提供更舒适的住院环境，景观疗愈、艺术市集、音乐疗法、绘画疗愈等等，苏令林的新点子一个一个往外蹦。
但作为非药物治疗的部分，苏令林忽略了艺术疗愈体系“移植”到医院体制后的“排异反应”。最终，只有绘画疗愈以康复科的名义被保留下来。在那间画室，苏令林鼓励患者们自由发挥，希望他们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无意识”创作。
然而，画室只有在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开放，时间一到，苏令林只能看着患者们被带回病房，“他们不能在想要作画时立刻拿起画笔”。
他渐渐发现，医疗体制的管理制度和艺术疗愈的自由创作之间有着“天然矛盾”。苏令林一共服务过100余位来访者，但长期稳定绘画的只有5人左右。他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服务对象的基数又多又稳定。
期间，苏令林参观了中国第一家研究精神病人的艺术机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创始人郭海平也是一位艺术家，从2010年开始探索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托养。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精神病人提供自由创作的软硬件环境，并由机构代理其作品进行展览、销售和衍生品开发，改善患者家庭经济，帮助他们实现社会融入。苏令林意识到，社区或许才是艺术疗愈的最佳场所。
2020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这天，苏令林办理了离职手续。
苏令林正将雨伞盒搭成雕塑作品
“现在放弃，太不爷们儿了”
离开医院后，苏令林便着手申请社会服务组织，准备自己“单干”。
辞职后的小半年里，苏令林奔走于重庆主城几个区的民政局、卫健委、残联等部门寻找主管单位。被拒绝是常事，作为一种以艺术为特色的创新型社会服务组织，大多数部门无法提供登记许可，回复基本上是不确定是否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直至经人介绍找到了重庆市江北区残联，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2021年1月，他得到江北区残联的批复，正式登记成立了“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并获得了重庆市民政局下属机构提供的注册场地支持，在大石坝街道安了家。
2021年3月，在社区的组织下，苏令林第一次与大石坝社区的精神障碍患者见面。不同于社会工作中的“案主”、“服务对象”等称呼，苏令林称这些居家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为“康复组员”，将社区康复站点称为“艺术疗愈中心小组工作室”。他试图通过重新定义这类人群的身份来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
工作室实际运行起来后，苏令林面对的难题只增不减。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虽然有免费的场地，但苏令林需要自己承担颜料费用、志愿者补贴等成本。“画室”运营的第四个月，苏令林在采购完新一批丙烯颜料后，银行卡上只剩下个位数，常去画画的康复组员知道后，会担心地追问“如果关门了，那我们去哪？”
苏令林辞职创办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后，没有任何收入，投入的运营费用已近20万，至今还背负着一笔贷款。作为一位丈夫和两岁孩子的爸爸，苏令林不得不面对家庭的压力。
刚开始，妻子宋璐支持他，“觉得他挺喜欢的”。但眼看孩子要上幼儿园，两人在钱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宋璐觉得他可以做很多赚钱的工作，但都没有选。苏令林的母亲也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照顾好，再去做这件事。
相比于家庭，苏令林对患者们的反馈更为敏感。有一天，他无意打开手机收件箱，发现里面静静躺着一条未读信息，“谢谢你带来的美好”，这是他在医院工作时认识的患者，电话打过去时，对方已经火化了。
那段时间，苏令林脑海里总是反复着“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他不断推演，如果收到短信的那一瞬间把电话打过去，结果会不会不同。过去一年，苏令林收到了三条这样的告别短信。
在一些极尽疲惫的时刻，苏令林会独自一人开车去“转山”，在上坡与下坡中起起伏伏，短暂地休息片刻，努力让自己抽离出来。
画室的志愿者悦悦担心苏令林的状态，她认识的艺术家中，也曾有人在医院做疗愈空间，但后来都放弃了，“当患者把你当成救命稻草，寄予太高期望的时候，内心承受不住”，悦悦说。
面对家人和朋友们的担心，苏令林向来都是嘻哈着说把事干好就行，“我不能给了糖又收走”。他觉得这件事儿已经成为自己的使命，“现在放弃，太不爷们了”。
康复学员画的“摇钱树”
“尊重、接纳、有钱”
在陆续走访大石坝街道一百多户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时，苏令林更加直观地看到了这些家庭的艰难。
昏暗的灯光，老旧的家具，停掉的钟表，用竹竿搭成的简易晾衣架，康复组员如华家的时间仿佛凝固在20年前。如华的母亲今年70多岁，苏令林第一次家访时，老太太心里一直犯嘀咕：“这人太年轻了，研究生毕业出去干点啥不行，估计干不长。”
2021年12月，苏令林第六次来到如华家走访。进门时，如华正在书桌前坐着，那是阳台旁边光线最好的位置，桌上有两盒画笔，铺开的画纸上是一幅还未完成的涂鸦。
对如华来说，去画室画画很快乐。对如华的母亲来说，如华在家画画也算有点事做，不会一直走来走去，至少能有个“精神寄托”。
“精神障碍患者究竟需要什么？”这是困扰黎键的问题，她是重庆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项目主管，曾与苏令林一起负责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的康复站点建设工作。
“尊重、接纳、有钱”，这是苏令林的答案，“这也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需要的东西。”苏令林常想，精神障碍患者可以走出医院，但能走出社会大众的偏见吗？公交车刷机的那声“滴，爱心卡”都可能成为他们不愿出门的原因。
苏令林画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金灿灿”的作品——黄色的金钱树上，长满金色的元宝，垂下来的树枝是铜钱串，这是康复组员的作品，苏令林能察觉到，赚钱生存也是康复组员们的基本现实需求。
也因此，除了建造一个自由的社区空间，苏令林也试图从源头上解决精障患者的“收入”问题。
苏令林尝试将康复组员的作品做成手机壳、抱枕、雨伞等一系列文创产品，为大家带来经济收入，但目前只有雨伞在销售阶段。
据苏令林统计，2021年全年，雨伞的销售额只有1615元，无法覆盖上万元的制作成本，他有些无奈，“我们的影响力还是太小”。
这些卖不出去的雨伞却给如华带来了一点希望。苏令林曾拜托如华等三位康复组员将雨伞装进包装盒，并付给每人200元的报酬。这是如华30多年来第一次靠劳动赚到钱，那天她开心地像个孩子，飞奔去菜市场，想给妈妈买点菜。
苏令林还和重庆沱茶达成了合作，康复组员们绘制茶叶的外包装盒，每卖出一盒茶叶，企业就会捐赠一部分收入给“画室”。
在同行黎键看来，苏令林的这种尝试可以让难以回归工作环境的精障患者体验到“我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担任类似代理人的角色，苏令林与康复组员需要彼此信任，一旦产生猜忌，先前的努力会付诸流水，甚至产生新的伤害。苏令林曾尝试为一位颇具绘画天赋的康复组员对接一家矿泉水工厂，厂家愿意把他的绘画作品印在水瓶上，这样每卖出一瓶水，患者就能有一毛钱的收入。但由于企业无法提前支付康复组员想要的版权费，康复组员担心被骗，这场合作不欢而散。
“康复即就业”是苏令林的终极理念，“如果他们是鱼，社会就是一片大海，与其让他们直接回到大海，不如先造一个适合的鱼缸，让他们在这里发挥作用”。如果项目运行良好，苏令林还想给康复组员发工资，“要比低保高，还要交五险一金”，苏令林笑着畅想。
画室与企业合作的沱茶包装
打破“旋转门现象”
2021年11月，苏令林收到一个好消息，一和艺术疗愈中心接到了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2022年社区的心理筛查工作。这意味着，成立了将近一年的社会服务机构终于走上了正轨，暂时缓解了“办不下去”的窘境。
然而苏令林却发现，过去一年，重庆市大石坝街道的125位精神障碍患者，像如华一样主动来社区康复站点的一共只有6位。
从事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黎键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他们(患者)还在做准备”。一方面，部分患者还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需要社工完成相应的家庭培训之后，才能进入社区康复环节；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准备，有患者曾4年没有走出小区，还没有克服与外界交流的恐惧。
而在家庭环境中，家属们的态度也决定着康复的质量，比如有些患者的家属不相信他们可以独立出门。
有研究指出，传统药物治疗会使40%-50%的首发精神疾病患者在2年内复发，5年内的复发率超过80%，并有约3成的患者发展成为难治性精神病，导致患者反复住院，形成“医院—家庭—医院”的“旋转门现象”。而相关研究者认为，患者所在社区提供在地化支持是打破这个循环的有效方法，也是支持精神病患者走过漫长康复过程最理想的方法之一。
苏令林也发现，庞大的精神障碍群体和薄弱的社区服务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需要借助社会服务组织进行弥补。根据卫健委数据，2021年，重庆市在册严重患者14余万人，精神障碍一般患者有170余万人，按照重庆3200多万人口计算，平均每228人就有一个重度精神疾病患者。苏令林对接的大石坝街道精神障碍项目，除了政府力量，目前只有一和艺术疗愈中心这一家，而一和疗愈中心全职人员只有苏令林一个人，以及几位志愿者。
根据多年的社工经验，黎键认为，并不是把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送到社区康复站点事情就结束了。社区康复应该是卫生、民政、残联、人力、社保和民间力量一起组成的立体网状结构，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和苏令林提供的服务或许是“回归之路”上的一环。
对于苏令林来说，未来的路并不好走，他连最基本的营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最近，他带领组员们尝试首饰制作，“帮康复组员多赚一分是一分”。
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之前，苏令林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心无旁骛地去搞艺术，以前，他的成就感来自于富有深意的雕塑作品，现在，他的满足感来自康复组员们身上的细微变化。
每周一、三、五的上午，苏令林推门进入画室时，康复组员们多已坐在了桌前，室内通常很安静，只有马克笔扫过纸面沙沙作响。面对来访者，他们的话不多，只说在这间画室里“感觉很放松”。而苏令林注意到，康复组员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最近，有人在画室过了48岁的生日，还有几位患者一起走出画室，结伴逛了美术馆。
苏令林记得，第一次去家访时，一位组员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光，墙上还贴着黄色的“留魂符”，日历也停在父亲去世那年。她想以此留住逝去的父亲，这样就不会孤独了。后来苏令林再去家访，他看到留魂符已被取下，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如华为化名)【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北京青年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采写：李聪来源：北青深一度责编：田为校对：臧恒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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