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家属坚持安乐死
2017/5/1 医学界妇产科频道

    

     那段时间,她父亲频繁向我提出安乐死。作为医生,我有点动摇了。

     作者 | 艾恒

     来源 | 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号:zhenshigushi1)

     一

     第一眼看见她是在病房的走廊里。瘦小的身子,一脸稚气,看着精神还不错,坐在新买的轮椅里。拿着个手机,认真看着什么。

     对这个即将入住的科室,她没有表现出好奇。她的父母站在旁边,一看就知道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穿着朴素,但还算利落,拎着大包小包的,正在护士站办住院手续。

     护士带她和她母亲去病房后,我带她父亲到办公室了解病情。还没聊多久,护士气呼呼地跑过来说,小姑娘嫌病房的条件差,一定不肯住院,她母亲推着轮椅,紧跟在后面。

     在这座东部沿海的三线城市,我们医院的等级和规模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医院有好几栋新的住院大楼,可我们科病房的年纪估计比我奶奶都大了。这几排老平房原先还是日本鬼子在的时候造的,据说那时候是个疗养院。

     因为是市历史文物建筑,所以不能拆,病房条件确实不大好,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医院里,已经不多见了。

     还没等我说话,小姑娘就用方言和她父亲抱怨。我没能完全听懂,可加上护士之前的话,也大概明白她的意思。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当然喜欢干净整洁的环境,住多了大医院的新病房,难免对我们这里陈旧的老房子心生不满。

     好不容易和她父亲一起将她哄好,再让她母亲送她回病房去。她的父亲满脸抱歉和无奈,告诉我孩子不知道病情,希望我理解。

     从医八九个年头,我早已习惯各式各样的病人,自然不会在乎这点小事。更何况像现在的社会环境,我们这种职业爹不疼娘不爱的,只能算高级点的服务员。作为一个服务员,总还是有点服务员该有的职业素养。

     不过,对于她不知道自己病情这点,我不是很认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还能上网的大学生,她了解的应该比她父母要多。我想,她或许只是对父母和护士演戏罢了。我对她父亲无所谓地笑笑,继续了解病情。

     她得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脊髓星形细胞瘤,WHOⅢ级,恶性程度很高。脊髓髓内肿瘤的发病率本来就很低,大约只占颅内肿瘤的1%。

     而在髓内肿瘤中,像她这种高级别的星形细胞瘤只占7.5%左右。基本上是所有髓内肿瘤中预后最差的,患者术后平均生存期只有16.2个月左右。偏偏得这种病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发病年龄多在18-28岁。

     差不多一年前,因为双下肢肌力进行性下降直到完全丧失,她到浙医一院查出了这个病,并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能独立行走了。

     可两个月前,她的双腿再次出现肌力下降,复查后提示肿瘤复发。由于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再次出现了截瘫。

     原来的手术医生考虑再次手术风险太大,建议保守治疗。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没办法治了。父母不死心,带着资料跑了很多大医院,去了国内相关专科最好的上海华山,结果都是一样。

     因为肿瘤逐渐增大压迫到神经,女孩感到疼痛,且日益加重,待在家肯定不行。凭着老乡关系,她父亲托人找到骨科一位同事,介绍来我们科治疗,其实主要就是止痛。让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要那么痛苦。

     二

     入院第二天早上,科室交班,夜班护士汇报说,那个女孩昨晚大发脾气,怪护士在她出现爆发痛后没有马上给她止痛。小护士也挺委屈的,因为医院对麻醉类药物的管控特别严格,之前发生过瘾君子来医院偷盗毒麻药品的事,所以平时这类药品都锁在专门的保险箱里,即用即取。

     所以从病人按呼叫铃通知护士、护士看后通知值班医生,再到医生观察病人病情、明确疼痛性质及程度、判断处理方式,开出相对应的止痛药及合适的药量,下达医嘱,最后护士执行,整个过程少说也要几分钟时间。当然我知道她身上的疼痛如此难熬,几分钟是何等漫长。

     查房的时候,我和她解释了昨晚的事情,希望她体谅。她洒脱地摆摆手说没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可能是因为年纪相仿,过不了几天,她和科里的护士差不多都熟了,我也对她家的情况有了些了解。

     她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老家的小镇上做点小生意。本来日子还算过得去,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正常生活。如今,父亲还在外面挣医药费,母亲在医院照顾她。我每天过去查房的时候,都能看到她母亲静静地守在床边。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去病房里查房,看到七八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女孩,围坐在她的病床边,有的和她聊天,有的给她削水果,有的在和她父母说话,还有几个腼腆地坐着。听说他们是她的同学,过来看她,她和同学们有说有笑,显得很开心。

     等我查完房处理好医嘱,她的几个同学来找我,说打算在校园里给她搞个募捐活动,顺带申请学校补助,让我帮忙写下病情介绍和诊断证明,我答应了。

     病情慢慢进展,疼痛慢慢加重,止痛药由一阶梯到二阶梯到三阶梯,由按需给药到规律服用,但每天还是有很多时间处在剧痛中。

     更严重的是,她的视力下降,终于有一天,失明了,无法再看手机,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躺着。能够带给她时间观念的,只有食堂阿姨过来送餐的吆喝声。

     由于需要长期使用甘露醇,而这种药对静脉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建议给她留置深静脉置管。考虑PICC的费用较高,而且估计病人的生存时间有限,商量了后决定给她留置颈内静脉置管。我们临床医生是没有这个资质的,需要请麻醉科帮忙。

     医院规定必须在手术室完成操作。考虑她情况特殊,我查完房亲自推她的病床去手术室。路上她不停地问操作的具体过程,问我会不会很痛,睁着她那已看不见东西的大眼睛,满脸的紧张和忧虑。我告诉她只是个小穿刺,安慰她不用紧张,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一直没有舒展的眉头还是暴露了她的担心。

     得知家属不能进手术室后,她很惶恐,问我待会可不可以握住她的手。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整个人放松下来。

     置管过程很顺利,一共也就十五分钟左右。期间她没话找话一直和我说话,穿插着过一会就问“好了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用我能做到的最大温柔,放松语气陪她说话,安慰她,紧紧握住她的小手,希望能给她些许慰藉,尽管我不止一次感受到麻醉科医生瞟我的奇怪眼神。

     都说拥抱能给人极大的安慰,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想拥抱她的冲动,可惜我不能,无菌操作不允许我这么做。

     操作完成,准备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们松开了紧握的手。看着窗外的雾霾天空,我的内心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三

     病情继续进展,渐渐地,她的耳朵听不见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一只手臂肌力也逐渐下降,直到肌力为零、感觉消失。但她还清醒着,痛的时候会呻吟,用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摸到随时守候在身边的母亲,示意自己痛了,让她去喊医生护士,然后打针,再然后继续安静地躺着。

     医生护士每天上班下班,隔壁的病人走了来了,这些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基本上不吃东西,大便几乎没有,小便是留置导尿,和她的生活相关的,只剩下不离不弃的疼痛。

     慢慢的,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她连止痛药也吃不了了,连喝水都不行。她的神志开始不清,对疼痛的感觉也越来越模糊,于是大部分时间,她就这么躺着,静静地躺着。

     没多久,新的问题又来了。她开始出现阵发性癫痫发作,起初只是每天偶尔一两次小发作,渐渐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考虑颅内转移引起的继发性癫痫发作,于是给了“德巴金”静脉泵维持,可也只是控制了一段时间,抽搐症状还是会不分昼夜地出现,只能临时再用药。

     这段时间,她父亲开始频繁地和我提起安乐死,哪怕我反复告诉他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也不是因为累了或者厌倦了,只是希望女儿能少受点痛苦。对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提出这个想法远没有看上去那样轻松。

     算上两年实习,我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八九年了,而且又是在这种特殊科室,早就见多了生命的逝去。年轻的、年长的、有钱的、没钱的、突发的、意料中的,说句不好听的,手上至少也有几十甚至上百条人命了。

     出于不同想法,很多家属和我提出给病人安乐死的要求。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知道安乐死在我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此外,在伦理道德上也很难认同安乐死,我坚信没有人有资格夺去他人有且只有一次的生命。

     这一次,我动摇了。看着病床上那个瘦小的身体,承受着本不应该是她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剧痛,我希望她痛苦而没有意义的生命可以早点结束,甚至一度考虑过怎样在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让她平静地离去。

     可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她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不应由我决定。我放弃了。

     一天,他父亲找到我,说打算出院回卫生院,那里离家近,万一有什么病情变化还来得及回家。我理解,农村有风俗,必须得留最后一口气到家。

     办好出院手续,和他父亲交代好出院的注意事项,在她准备要离院的时候,我去其它科室会诊去了,不想目睹她被抬出病房的场面。

     一个多月后,女孩的父亲再次来到医院找我,我正在出门诊。下午的门诊相对清闲,诊室里没什么病人。这一次,他特地来告诉我女孩已经去世的消息,感谢我几个月来的照顾,语气还算平静。

     礼貌地和他说了句节哀,我送他离去,心里的悲伤才缓慢地荡漾开来,我的手上仿佛还残留着她在手术室里握着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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