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医生成长笔记——我和芳姐的故事！
2019/7/20 21:24:47赖旭晟 医学界外科频道
芳姐，还想再见你一面，如果……
第一次见芳姐，是我进修研究生第3个月时。
我身上胆小拘束“畏畏缩缩”的生涩模样，经过2个月外科的磨炼，转为“侃侃而谈”的大将之风。自己管过的病人一个接一个顺利出院，无不对自己表示感谢，内心免不了稍有“膨胀”：以为努力工作，关心病人，就可以处理好医患关系，顺理成章地成为朋友。
但是，一开始接触芳姐，我就遭到当头一棒。
40出头的芳姐在10多年前得了直肠癌，在我们科做的手术：性命无碍，但是因为肿瘤位置很低，肛门保不住，肚子上留了个永久的肠造口。爱美的女性终身带着一个“粪袋”，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但磨难还没有结束，几年后因为造口旁疝又做了一次手术，接着反复发生肠梗阻， 直到这次住院前，肠梗阻没能像以往那样保守治疗成功，不得已动了第三次手术。
第三次手术相当难做，术后出现了小肠瘘， 二次手术修补也无济于事，肠液直接漏到腹腔里，再从切口流出来。整个消化道像年久失修、问题百出的污水管道，这里堵了，那里漏了，麻烦百出。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因营养不良，芳姐显得黯淡松弛的皮肤细纹，一褶一缕地向下延伸，总是带着那种厌倦的表情：痛苦、怨恨，还有一点懊悔。
外科对于这种复杂情况只有一个办法——冲洗，把脏东西冲掉，期待组织粘连后把肠子 的破洞补上或者包裹住。于是芳姐的肚子上又多了一根管子，每天3000ml生理盐水冲洗。
我接手芳姐的时候，芳姐住院已经8个多月。换过几个住院医，科里领导私下里告诉我 说芳姐家属肯定要告医院，嘱我一定谨言慎行。
一开始，芳姐情况相对较好，体温不高，能吃能喝，切口也愈合得差不多了——除了需要每天冲洗，被拴在病床旁边。她是每天查房事情最少的一个病人，只是基本不给人好脸色。了解情况后，我也就不太在意了。
没过几天，芳姐开始间断夜间低热，白天又完全正常。除了发热时难受一点，其他时候 一切如常，不过她身体症状虽然不重，情绪却越来越差。
经请示领导，抗生素越用越升级，十天半月也没有改善，照旧夜间低热。请感染科会诊，感染科建议再查一下，是不是长期使用抗菌药物后的两重感染，需要做血液的真菌培养和G试验、GM试验——没想到的是，我开出来的医嘱，竟然成了芳姐情绪彻底爆发的导火索。
早上我开过医嘱后就去上手术，年轻的护士也不知道这项检查的套路，结果血抽了，检验科说当天不做。等我全部手术结束下来，已是晚上8点。芳姐的老公经过办公室，看见我顺便过来问我检查的结果。我如实相告，G试验和GM试验的两管血要再抽一次。芳姐的老公没说什么，只是脸色很难看。
过了一会儿， 他又返回来说：“大夫，那两管血的事，你自己和我老婆说一下吧。”
本以为几毫升血的事情，过去解释一下就好，结果芳姐的情绪像火山喷发一样地释放了，在护士台又哭又闹，引得周围病房的陪护和家属纷纷探出头来围观。
“你们是在吸我的血!”
“我得吃下去多少东西才能补得回来？”
“拴在病床旁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一天看不到你们几眼，都在手术手术!”
“找你们主任来，找你们院长来!”
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看着芳姐从失去控制到累瘫在椅子上，她老公也在一旁发泄着不满，我试图解释，最后发现解释毫无意义，对于我这样刚进临床的医生来，根本无法应对。最后，病房里有经验的护理组长把我拉开，我都不知道当天这场“状况”是怎么结束的。
那个晚上我睡在医院值班室，内心无法平静。
我做错了吗？即使不值班，我也经常晚上9点以后才回去，却还要遭受病人谩骂。沮丧得不能自已，但内心何尝不明白，过程中确实有疏漏，确实处理不周。
第二天交班，领导说这是一个潜在纠纷的病人，任何关于她的诊疗及日常交流都应该小心一点，让我继续管着芳姐。
平复一下心情，我决定收拾残局，芳姐彻底成为了我的“VIP”。
为了说服芳姐继续完成检查，我有空就硬着头皮找她去聊聊天，当然她不会太待见我， 但“伸手不打笑人脸”，一来二去之后也就和我说话了。我努力用自己半桶子的外科知识去解释她的情况，也不管她能理解多少，最后她终于答应再抽两管血。
接触多了，我发现芳姐是通情达理且非常可爱的。久病床榻，其实十分寂寥。白天老公 要上班，女儿只有周末才能过来，多数时间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在，无论是谁，只要有个人去陪她说说话，对她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慰藉。我和她聊天时也顺带给她引流管周围还有切口消毒换药，虽不一定起大作用，但把病人弄干净一些，于人于己总归都看着舒服，于是我很快和她熟络起来。
那两管血的结果也出来了：阴性，不是真菌。我心里放心了。
芳姐那根冲洗的引流管因为时间太长，总是堵塞，我经常要去给她通管子。晚上或者周末， 值班医生不太会通，常常会打电话给我，我总是马上赶到医院为她处理。可以说，我成了芳姐的专属“通管医生”。芳姐时常说我太辛苦，有些时候嘴角还有米饭就急匆匆赶过来，我摸一摸嘴角，大家都笑了!
很快又半年过去，我要到其他科室轮转。
芳姐的情况还算稳定，领导的意思是再评估个CT看看，如果炎症水肿还可以，考虑再做一次 手术。然而CT的结果还是提示芳姐肠道炎症水 肿厉害，不适合手术。
在我快离开这个病区的时候，我跟芳姐说，目前还不适合手术，但CT结果还可以，应该快可以手术了，手术时我也要回来看。芳姐看着我笑得很开心。我不忍心告诉她实际情况，其实谁都不知道这个“快”是多久，也许赌一把，很快；但也许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自知之明告诉我，我还不够成熟，还不具备既要和病人“共情”又要理性地向病人“告 知坏消息”的能耐。希望在漫长的未来中，我可以一步一步做到。
又过了半年多时间，芳姐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好转，相反感染越来越重。那时我的一个师弟是管芳姐的住院医，我问他芳姐怎样了，他说不太好，家里人现在已经不让我们接近芳姐，连主任查房都不让。
再过一段时间，就听说芳姐去了。
有几次，从手术室出来，我在病区走廊门口装作拨弄手机的样子，心里七上八下地踌躇， 想去看她一下，但终于还是没有能够，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她。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直到现在还我时常在想， 我当时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芳姐？
她会像之前那样信任我，还是会像对其他人那样把我轰出来？无从知道。如果换作更有经验的医生去处理芳姐这样的病人，也许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
但无论怎样，当技术走到尽头，抚慰和关怀，是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定要更无私一点!
本文首发：《叙事医学》 2019年03月，第2卷，第2期128(平行病历)
本文作者：赖旭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015级博后(普外科)
本文编辑：Fiona
版权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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