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全世界器官移植量都下降了,为何中国肺移植量上升了?
2021/8/20 19:38:00 医学界外科频道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器官捐献总量是下降的,从2019年的6000多例降到了5000多例,照理说器官移植量也应该随之下降,但中国的肺移植量是全世界唯一在疫情期间不减反增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模式。”有着“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之称的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教授对“医学界”说。

     陈静瑜教授所说的“这个模式”,指的是他和团队独创疫情期间的器官转运合作模式。今年,他和团队在美国《胸心血管外科杂志》(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上发表了《COVID-19期间的中国肺移植》,为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如今,他希望能将这个模式进一步优化。

    

     中国经验

     8月7日下午2点多,广东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田单收到陈静瑜的消息,请他帮忙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广医一院)ICU对一名53岁外伤患者捐献的肺源进行评估。

     “广医一院要求,有省外旅居史的人员需持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医院手术室,”陈静瑜说,“我们医院的人当天倒是能赶去广州,但核酸结果肯定出不来了,所以我找了田医生帮忙。”

     下午6点多,田单赶到了广医一院,快9点时,评估结束,预计在次日上午6点30分至7点之间进行肺器官的摘取。另一边,无锡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师吴建龙收到陈静瑜的通知,要他尽快赶到广州。

     吴建龙是无锡市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中负责器官转运的人。他买了当天下午出发的航班,晚上8点40分到达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落地恢复手机信号,他就看到田单发来的告知预计取肺时间的微信。

     8月8日,广州飞无锡的航班只有8点50分和11点50分起飞的两班时间较为合适,肺器官的摘取需要1小时左右,按照预计取肺时间,再算上去机场要花费的时间,吴建龙估计有可能赶不上8点50分的航班。“和陈院长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两个航班的机票都买。”

     肺移植最好在器官获取后4-6小时内进行,上限是8-12个小时。不同器官可耐受的最大缺血时间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器官在体外停留的时间越长,发生并发症的概率越大,受者术后生存率也会变低。

     为了减少转运环节可能对器官质量带来的影响,2016年5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等6部门建立了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规定转运医护提前报备之后,民航、高铁系统需尽可能为缩短转运时间提供快速值机、优先安检、先上车再补票等帮助。

     8月8日,由田单进行的供体肺器官的获取很顺利,8点16分,在医院大门外等候的吴建龙拿到了装着肺器官的转运箱。8点20分,他坐上了出租车。随后每隔10分钟,他就给南方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发一次定位,方便对方进行航班的推迟和协调。

     8点50分,吴建龙到了机场。南方航空公司将起飞时间推迟到了9点20分左右,飞机于中午11点10分到达无锡。11点35分,在手术室门口,已经做好肺移植手术准备的同事从他手中接过肺源。

    

    吴建龙最终赶上了8点50分那趟航班,图为他和南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合影

     这种两地配合接力式器官转运,在中国肺移植领域已经是常态。

     器官转运的“第二套方案”

     中国的器官移植分配原则是,供体器官优先考虑当地患者,当地如无匹配的受者,才会涉及到器官异地转运。陈静瑜介绍,过去供体器官的获取,需要由受体所在医院派出3-4人的器官获取团队,前往供体所在医院,不仅人力成本高,在疫情期间,风险也大。

     “我们现在依托中国肺移植联盟和绿色通道,推动供体和受体所在地的肺移植中心达成团队协作。”陈静瑜说。

     陈静瑜表示,肺移植联盟成员单位达到了取供体技术同质化,这是两地肺移植中心团队能协作完成器官获取转运的重要前提。“在美国,都是做移植的医院派团队去取,中国肺移植事业这些年来实现了均质化发展,因为大多数移植团队都是我培训的,大家技术标准很统一。”

     吴建龙是赶到了供体所在医院取器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由当地团队取好供体后直接送到机场或车站,更加节省时间。“之前有一例郑州派人去北京取肺,但进京要核酸阴性证明,当时郑州到北京的高铁都停了,他从其它地方转车到北京西站,然后在西站的警务室等了一晚上,没有出站,北京的团队取好供体后送到西站,他再带回郑州。”

     虽然目前采用的模式,已经能够应对大多数情况下的器官转运工作,但陈静瑜还希望能够再进一步,他希望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第二套方案”能够实现并推广。

     “第二套方案是让航空公司帮我们完成器官的运输,即供体所在地的团队取好器官后送到机场,交给机组工作人员,移植医院派人去机场把器官直接取回医院就行,移植医院就不需要再派人到供体所在地了。”

     陈静瑜在几年前实现过一次“第二套方案。当时虽然没有疫情,但由于买不到机票,时间又不等人,经过与东方航空公司协商,由东航机组人员完成了器官的中间转运环节。这也是这些年来仅有的一次。

    

     陈静瑜正在积极与航空公司沟通探讨,他希望“第二套方案”能够早日成为一种成熟的转运模式。“尤其在疫情期间,这个方案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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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医学界

     本文作者:二男

     责任编辑:快乐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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