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王志敏：新技术条件下电影教育改革发展态势蠡测
2017/6/24 传媒1号
王志敏｜北京电影学院/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教授
有研究表明，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为18%-20%，劳动力对生产率的贡献为10%-18%，技术对生产率的贡献最低值为44%，最高值为72%。不管这里所说，是不是包括人才的生产或培养，我们也可以由此推论，教育技术的进步对于教育进步的绝对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对当前教育改革发展态势有三点评估，第一点，在新技术(即电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技术)持续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传统教育模式变革的进程，呈现出一种势在必行但是却难以推进，难以跨越的尴尬态势。第二点，也许可以说，教育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处于十分胶着的攻坚阶段，似乎正在等待不知道由谁来推倒那颗能够造成电影教育改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牌。第三点，尽管MOOC的实质是，充分及最大限度地运用电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传输技术来进行教育模式变革，尽管，从总体上来看，电影高等专业教育的改革步伐却显得相对滞后。但是可能面临突破。
我的依据之一是，从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间，美国教育部连续公布了五次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使美国学生做好进入21世纪的准备：以迎接技术教育的挑战》(1996)，《数字化学习：让所有的孩子随时都能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2000)，《迈向美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因特网、法律和当代学生展望》(2004)，《重塑美国教育：技术驱动下的学习》(2010)，《为未来而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2016)。
▲美国已经将发展教育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美国已经将发展教育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二，美国已经从国家层面发现，美国的教育改革和技术推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美国教育部已经了解并且开出了对策和方剂。
传统教育的核心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
完成规定的动作，
说白了就是人身束缚。
由此，我推断，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遇到的，是相当难以克服和跨越的教育结构和教育观念的双重阻力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传统教育模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人们过分地神秘化和神圣话了。传统教育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完成足够时间量的老师上课学生听讲。简言之，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规定的动作。说白了就是人身束缚。当然，由于学业不同，不排除有些学习需要示范或手教，但是，其最基本的东西，还是一个信息传递的问题。有了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断地去改进、补充和取代它，但我们却看到，人们表现出的，几乎是像奴隶主喜欢奴隶制一样喜欢它。
最近有人撰文，津津乐道地介绍了美国一所最牛的高中的成功经验，该校以每年30%的“入藤率”(考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比率)，被誉为“哈佛预备学校”。据说，这所学校的魅力，主要在于其小班型(每班只有12人)，圆桌式(教室里面没有课桌，只有一台圆桌)，相互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其做法，几乎可以说是把传统教育模式的实质发挥到了极致。
该文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的优越性，还画了一张图示，异常清楚地揭示了传统教育模式人身控制的实质。校长托马斯·汉森的表述，简直一语中的：“‘圆桌’教学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参与到教学中，再也不会有学生可以‘躲过’老师的眼睛，每个人都被要求全身心投入。”
据说，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相当诱人，“圆桌教育法培育出来的学生，平均综合成绩在全美私立寄宿学院中排名第一。”当然，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寄宿费3.65 万美元左右，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花的钱不低于 6.35 万美元。似乎没有人考虑资源浪费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理解下述理念是困难的：如果说在诸多的事业中教育是重要的，那么，那我们就应该尽其可能地运用最好的技术手段，并保证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优质教学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离1%的大学和教授占有99%的学生和资源的日子还有多久？
总之，教育改革遇到了顽强抵制。有些人，即使感受到了新旧模式交替的必然性，还是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位终身副教授，辞去这一教职的原因一共有九条之多，其中之一竟然是出于对教育改革进程的恐惧：“当不再有距离或学费的限制以后，还有哪个学生会拒绝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远程教育，而选择类似新墨大这样的学校？……离1%的大学和教授占有99%的学生和资源的日子还有多久？”
他感受到的，是越来越迫近的而不是虚构的现实的威胁。他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写道，“最后，这一趋势将威胁甚至是抹除学术界里，对学生和教师最为宝贵的体验。从最本质的层面来说，教育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这是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私人的沟通，无论时间或长或短。它可以是随堂回答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是在面谈时间用20分钟解决一个难题，甚至是花上几年时间与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紧密协作——这其中的人性沟通，对双方都意义非凡。它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对信息本身的传递——它教会我们如何融入周边的社会，并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在一个学术领域内我们该如何行事，如何缜密思索，如何变得更专业，以及如何实现心智的成熟，等等。我非常担忧的是，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民主化’，将会切断这一人性沟通，把这一上千年的古老事业中，最充满欢乐的一面消磨殆尽。”
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伤感、无可奈何且不必要的担忧。他为什么不能设想，远距离的交流也可以是充满人性的沟通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是出于一种对于所谓的“面对面交流”的非理性迷信。
不记得是哪位学者说的了，两位哲学家的对话，永远是在最低的水平上进行的。经验告诉我，好的交流不一定非要是面对面的。我经常想起，“非典时期”，我们学院被封闭了起来，我接受了要对七位我不认识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当时，形势严峻，师生不能见面，我让学生把论文用电邮给我，然后是我一一地和学生在电话中讨论，我觉得，我们的交流很有成效，我们相互之间也都很满意。他她们毕业之前我们从未见面，有的后来也没有见过面。我曾不止一次接到我不认识的学生电话，要我对其在学习、工作上甚至生活上的困惑给予建议。我都是在电话中同学生们进行交流的。我不知道他她们的样子，甚至不记得他她们的名字。有时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更纯粹的交流。
当前，反对和抵制教育变革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步步为营，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顽强精神。具体表现有多种方式，但是，归根结底是要固守传统教育模式最核心的堡垒课堂教学。
2015年，美国耶鲁大学德一位高望重的教席教授，撰写文章《困于虚拟教室》，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对在线教育的质疑，“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社会灾难是人们正被机器代替。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如果有机会，我们很想阻止或减慢这一进程，以便提出一个重大的疑问：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还将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被机械或技术替代品复制的，作为自发的或未经计划的体验？”这位教授，似乎分不清，替代和延伸不是一回事儿，似乎忘记了，电影正是“机械或技术替代品复制”，而且，在100余年当中的实现和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也许，正是这种顽强的抵制精神，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家只是人格化资本的论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已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对我们有些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人，包活管理者和教学人员来说，传统教育模式的灵魂，在漫长的模塑过程中，已经被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了。他们已经成了“人格化的传统教育模式”，起心动念，就只能是这一人格化的起心动念，已经失去了反躬自省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三个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最终可能产生学校形态的改变
据学堂在线董事长聂风华介绍，全球的一些知名大学纷纷发力在线教育，国内的在线教育已经走在了国家鼓励，政府支持的道路上…。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在考虑未来学校形态和教育结构的改变和建设问题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三个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最终可能产生学校形态的改变。前两个阶段没有办法完全颠覆教育，而学校形态的改变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难的。
终于有人提出教育结构和学校形态改变的问题了。这意味着，今后的大学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教育模式最核心的结构单元，将可能逐步消失或改变功能。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任何改变都只能是小打小闹。
在清华大学的一项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实验项目中，尝试对教室一排排课桌的布局进行改变，学生们在教室里分组围坐在一起，采取的方式是线上独立学习，线下课堂以讨论为主。这样的情景，让人感觉到滑稽可笑，在一个教室里面，学生们被分成若干小组，乱哄哄地分别地围坐在一起。老师在各组之间来回梭巡。
▲学生似乎学不到任何与“职场”有明显关联的鸡肋般的东西，但是，他们毕业后确实比非大学生获得了好得多的职业前景。
在我看来，如果说，就连“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大学吗？”这样的问题都能被提出来，教室的必要性为什么就不能提出来呢？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甚至对大学的合理性都持一种怀疑态度。他在将要出版一部新书《反对教育的理由》中，他把大学描述为，学生似乎学不到任何与“职场”有明显关联的鸡肋般的东西，但是，他们毕业后确实比非大学生获得了好得多的职业前景。只是由于教育被当成了雇主识别谁更聪明的一个标签，学生通过擅长某项技能比如拉丁文，来证明自己就是这种人。拉丁文就像孔雀尾巴：虽然很贵，本身毫无用处，但却是一种必要的投资。因为，雇主更愿意为有标签的人支付更高的薪资，为此，必须费时耗资取得一个学位。放弃这种做法，人们可能过得更好。
聂风华已经注意到社会需求对现行大学教育的挑战，例如，“谷歌员工中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在某些团队已经高达14%。”未来，社会对人的评价将更加丰满，而不再仅仅唯学历论。
一个辛辣的例子是，2015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对影片《路边野餐》的年仅26岁的编导毕赣进行了一次访谈。毕赣是山西传媒学院2008级编导专业毕业生。他的影片获得了包括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气球”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八个国际电影节奖项。访谈中有一段，看似闲言淡语，仔细品味，却十分扎眼。简直就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毫不掩饰的嘲讽。
李：学校都开了什么课？
毕：有剧作课、视听语言课，视听语言跟电影关系比较大，基本都在讲电影，还有影片分析。我能记住的就这三个，其他的也不太去听(笑)。
李：老师们对你的影响大一些，还是自己看电影收获得更多？
毕：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丁建国对我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束缚我，挺包容我和其他同学的行为。……坦白说，我自己上的课也没有那么多，更多时间都是自己在看一些电影，我大学主要的时间都是用来看片和写作的。
美国一位教育技术研究专家，质疑在线课程促进教育民主化的功能，还对在线教育关于最好大学的最好教师的最好课程，可为任何能够上网的人访问，将有效解决全球教育普遍面临的费用昂贵和供不应求问题的说法，引证数据加以反驳：在线学习的平均完成率徘徊在15%左右，进一步的统计表明，在这15%的人中，80%已经取得了大学学位。他的结论是，MOOC并不能够为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倒似乎能够为那些已经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我看来，传统教育模式教学的有效率能否达到15%，相当值得怀疑。还有，“已经取得大学学位的”80%，难道不是正好说明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无效性吗？
▲电影高等专业教育改革的统筹规划之后的启动或再启动，已迫在眉睫。
所以，我认为，电影高等专业教育改革的统筹规划之后的启动或再启动，已迫在眉睫。行动比谈论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形成一流的专家团队，开出一流的课程。一流的专家团队应该是有领导力和协同力的，但可能不在一所学校里。
今后教师，可能分为两种，备课教师和指导教师。讲师又分两种。我们应该充分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互联网传输技术已经发展到能够将人工智能识别，其中包括语音识别、表情识别、笔迹识别，还有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到整个在线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效的数字化控制和质量保证。
1号邀约：“1号学术”是传媒1号全新推出的板块。我们的初心，是要让学界优质、前沿、新锐的研究、成果与思想，不仅在学界互通有无、思想碰撞，也能在业界启迪思考甚至影响实践。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不吝赐稿，让“1号学术”可以成为有志者充电学习的平台，以可以成为产学研一体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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