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 | 周星： 理性思辨文化市场规律——略论超高片酬问题的文化成因
2017/10/10 传媒1号
周星，教育部戏剧与影视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全国艺术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全国艺术学会副会长
国家主管机构终于出台限制明星在创作中的高片酬，但如何实施却需要思考。在分析人们议论渐多的明星和超高报酬问题时，需要论辩市场与文化之间的基本守则。要明确，市场的因素自有其利益予夺，却也有自身基于利益限度的调试，在利益伤害文化的认知上必须有足够警觉性，但市场存废之间一般具有调试性，超出欲求的暴利从迁延性影响上，会有判断取舍的可能，比如高价暴利影响到他者或者生存关系，导致生存链条的断裂，就有断崖性的可能，或者是更大的价值链产生修正的要求，所以，利益自身又有其制约调剂的机能，于是超越利益的限度必须有制约的手段，但忽视利益欲求的本质而试图改变的出格也同样是危险的举措。这样说不只是要不偏不倚，而是在根本上看待世间万物的复杂性和取舍的辩证法。问题还在于文化看待市场生存对象的复杂性上，市场原则是长远的利益取舍，文化制约则是衡量生存的目标意义，当文化价值受到损害，必要的超越市场的手段修正就是可以容忍的需要，而如果过分要求文化需求的悬置性来左右市场，则可能短期实现却根本上破坏了市场调试机能的功用，也可能从存废角度就失去了可以文化谈论的基础。这就是我们需要谨慎而动态看待文化产品的态度。基于辨析的复杂性，相关文化现象的矛盾判断都可能导致左右失当的出现，显然，这就是要分析明星高教片酬问题理应提示的基础。
近日，围绕着明星演出酬金超乎想象之高的议论，伴随着对影视作品质量不如意的不满而高涨起来。8月26日的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天价片酬”专题新闻，报道点名了包括周迅霍建华拍《如懿传》拿走1.5亿元片酬之事。同日主管机构通报表示将出手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等问题。一时间，演员报酬出格的议论不断引发议论。无疑，站在一般感知上，对于超越限度的暴富和利益获取，常人的愤激之情都难以抑制。设想，一个影视产品大半的投资都要给予无论是演员还是创作者，留下的作品创作的投入基础就显然薄弱可怜，在产品本体虚弱的投向中，缺乏物质投入支撑，即便是以往传统创作基础都可能受到影响，遑论现在需要高科技视觉感官时代，创作的苦楚对于创作队伍而言将难以承受。产品的质量受限投入导致物质基础前提受损，创作的质量一定受到削弱。由是，天价报酬的不合理性不只是在收入不平等上，而且在创作从机构到成品完成，都凸显出无法承受的损伤，人们不可接受的并且受到刺激而不满，激发出质疑，这就是近期热点爆发的基本缘由。
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文化的判断是时常被忽视的，在所谓的天价片酬议题中，实际上矛盾的破解在于文化认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固然都面临着市场选择与政策介入之间的分寸理解，市场具有自身的利益原则但这原则是否急功近利损坏公共利益？而政策介入的必要性和是否损伤市场自身的取舍原则？这一矛盾性的深入还在于：市场利益的短效与长远之间的平衡在哪里，政策变化的当下，基于舆论而介入的有效影响与长效破坏规则的矛盾考量不可避免，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市场利益与文化精神之间的博弈如何，与政策效力在建立有效文化平衡的长远机制问题等等。
但其实，回到市场因素上，其自然延续的“合理”和超越市场感知的不合理交织而成的难题首先需要破解。市场对于投入产出的正常衡量，是依据获得回报的几率和可能性来盘算的，无端的高额回报，对于产品而言，超出了获利的可能就显然不可思议。所以，怎样才算是“高额”，不见得以演员获得多大数额来计算，而是以占据投入产出比来确定的。一线体育明星的代言的高额收入是以品牌长效的获利来确定，演员的收入也是如是观。一般而言，只要厂家认为有利可图，数值就是合理的，并且随着明星社会影响力的提高，自身可能的认可度和社会增值效应，不断变化的占比都可以理解。但显然，在比例上异乎寻常的增长，超出创作本体的基本限度，则创作本身的实现都成为问题，不是去偷工减料来压缩成本，就是押宝在明星感召力单一点上而忽视其他综合因素，则就可能损害了创作的基本守则。
但在深入探析问题时，我们依然要相信，市场问题主要期待市场来解决，高的离谱不是商业利益的取舍常态，超出成本的付费只要得到市场验证失败，由不得主观再去坚挺，自己就退却候场。而短暂的失度也需要监督和调适，如对于离谱的高回报损害了市场原则，给予提醒、监督和必要的惩戒，但外在因素必要的介入，建立在为完成市场完成度的需要，而不是强势介入的借口。我们也许还可以提醒，在艺术创作中演员的确处于特殊地位，综合性的剧作、导演和技术实现都十分重要，但显然，明星是创作最后的实现，好的创意和表现，是要落实到演员的表演成色上，而大众所看到的更多是借助演员表演来实现剧作的综合性意义。由此，演员的确在市场实现中是重要因素，明星聚焦了创作的亮色而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创作优势的颜面。这时，人们给予喜欢的演员某种厚爱也情有可原。而分寸显然存在，按照国外成熟的经验，好莱坞演员片酬合理占据在百分之30左右；香港也近乎如此，香港导演彭顺认为合理的分配约是三七开：“正常来说，演员片酬应占三分之一左右。比如100块里，30给演员，其他的给制作和后期。但现在，很多电影是50块给演员，50块给后期制作，这对我们来说，是蛮痛苦的一件事。” 而在韩国依然大体接近，2016年大热的《太阳的后裔》男女片酬占制作费用的20%-30%，约合人民币100万元到150万元。综合而言，是有必要的限度才能保证创作总体需要。我们所遭遇的困惑是无视创作团队之偏向明星，而大众疑惑的超高片酬并不是简单的仇富心理，而是担忧创作分量，说明超高就是超越了基本的成熟行业规则，也破坏而论一般创作成本与质量保证的限度。
而天价片酬的真正需要关注的，则是文化因素的变化，才是分析的要害。当下的疑惑正在于此，明星高片酬表面是钱，深处是某种文化畸变。在社会只顾明星颜值和粉丝无原则的拥戴明星时，创作综合性平衡就被打破，只要有某些明星出场哪怕作品俗不可耐但票房就奇高，而缺乏明星的出色创作就被冷落，则只能归因于社会文化的氛围出现了问题。近年发生的高票房低口碑评价和高口碑评价低票房的现象。连好莱坞资深评论者都认为不可思议，因为众人都给予很低的分数，却还能一边逆势而上获得好票房的后面，正是不正常的文化情趣的表现：知晓不好却要猎奇，一边吐槽一边付费用，何等奇异？
对于市场行情而言，文化情态的一些变形因素也许是复杂的，比如，受众对于作品基于内容动人和情节生动和情感表现内涵的需要被忽视，建立在粉丝喜好的某种无原则的偏爱有时是无原则，显然是一种文化变形；而创作市场缺乏成熟的判断取舍标准，一味接受或者俯就颜值获取票房的弊端，则难免走向疏离创作根本应是内涵取胜的法则；媒介宣传只以为眼球注意力和粉丝予夺的魅力才是根本，于是推波助澜的抬升了明星在艺术整体上的作用，遮蔽了透入创作深处的接受可能；受众个人喜好的随机性一当被缺乏理性的偏激支使放大，就成为阻挡欣赏审美性的障碍，把一波波的所谓女色消费-中性消费-小鲜肉消费等等制造成为影响大众口碑和趣味的走向；创作机构不能深入作品获取生活丰富性和创造性可能，将揣测和俯就时尚作为短平快的追求，依赖收益高的明星，宁愿抢夺来作为快速回报的法宝，不顾市场基本原则，自然就推高了价码，也必然要承受水涨船高的代价；而社会习俗的走偏，造就的虚浮和表面化，以为娱乐为上明星唯一的低浅见识，不仅是渲染着不良的创作接受习气，劣币驱除良币，毁坏着内容创作为本的风习；也许和市场创作缺乏好作品，只能期望明星来救市获利的结果，就不断推高“天价片酬”的野蛮生长的天价而引发众怒。实际上，当文化风习出现无法遏制的高价抢夺、创作不能潜心内在与丢弃内在沉静艺术表现的时候，受害的不仅是创作本身、创作机构、创作规律，而且最终是市场生存和文化氛围了。
站在文化梳理的立场上来看待天价片酬，就包含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也包含了判断是非的对象度把握。比如，我们必须强调市场取舍是需要遵守的前提，相信前述的市场其实有长远的裁夺和取舍的机制，而避免野蛮片酬的毁坏文化生态的必要政策限制和调试，也是为了市场基本原则回归；同时，不可为了短期的走偏就意图削弱市场而过分介入，将人为政策性作用放大成为无所不在的杀手锏；市场自理和政策治理的分存在于目标，因为救治建立在看清天价片酬的后面是文化损伤，而介入一样不能改变市场文化的特定原则，比如，明星的魅力在文化产品中的影响力不可轻易丢弃，只是不能无限夸大乃至于破坏创作完整性原则。此外，鼓励创作更多的遵守艺术完整性作品，让市场呈现丰富多彩，引导受众完整接受艺术创作的魅力才是目的。还有，对于必要的引导和限制性措施，应当更多在针对机构和明星共同遵守的片酬纳税，与消除税后金之类暗箱鼓励的不良现象结合，至于创作依赖明星的无理竞争的防范，和受众需要更为积极主动艺术创作感染教育等等的举措，都对于消除片酬出格疑惑而造就合理的市场文化局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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