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刘畅:藉外论之,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电影《窃听风暴》解析(1)
2017/11/30 传媒1号

    

    

     刘 畅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摘要:藉外论之,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凡是思维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藉外论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应不仅局限于《庄子》,而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能够在我们的日常思维活动中运用。既然说“藉外论之”,那么,有外,必有内;外,是相对于内而言。在《庄子》语境下,所谓“内”,就是他的学说、主张;所谓“外”,就是他所采取的言说方式,即寓言。空论无益。为说明问题,最好能够运用“藉外论之”剖析一个个案。本篇即为笔者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所写的一篇影评,要分析的影片是《窃听风暴》。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在此,影片故事情节,及物理意义上柏林墙的倒塌,就是内,即材料和对象本身;而“心理的柏林墙”的切入视角,就是外,即我们观照问题的方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藉外论之,即强调不拘泥于客观事物即认识对象本身,而是要跳出和超越它们,寻求另外一种曲折、间接的方式,这实际上就已含有思维创新的因素了。

    

    

     藉外论之,首先是一种言说方式,语出《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在这里,庄子十分详细地解释了自己为何采取“寓言”这种言说方式的原因:

     《庄子》一书,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十分之七,卮言不时出现,用天倪来调和。寓言之所以占十分之九,目的在于假托外在之物来论说,即借助直接表述之外的间接方式(寓言故事)来论说道理。这很像一个父亲不直接为自己的亲儿子做媒,亲自赞誉自己孩子的好处,不如别人的论说更有说服力。之所以采取这种隐曲委婉的方式,不是我的过错,而是别人的,即当时学术思想界论争的严峻现实 —— 与自己意见相同就应和,不相同就反对;与自己相同就肯定,不相同就否定。

    

     “藉外论之”中透露出:鉴于当时学术论争中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现实,《庄子》采用“寓言十九”,实出于无奈。寓言具有间接性,不直接申明自己的主张,而是将自己的寓意隐含在故事之中,让读者从一个个客观的故事本身去体悟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自己把它说透。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烦恼。

     例如《庄子》讲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道理:“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讲万物齐一、无差别的道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讲“天钧两行”的道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都是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神话来说明道理。《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共8万余字,而故事就有100多个。堪称先秦时代的“故事大王”。

    

     《庄子》既然说“藉外论之”,那么,有外,必有内;外,是相对于内而言。在《庄子》语境下,所谓“内”,就是他的学说、主张;所谓“外”,就是他所采取的言说、思维方式,即寓言。寓言,也是一种比喻,只不过它已经从语言修辞层面上升到了思想修辞层面。结合《庄子》文本,仔细剖解“藉外论之”的“外”字,会发现它有如下特征:一是客观性,借助一个个外在的、生活中存在的寓言故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二是间接性,即不是直接地说明自己的主张,而是借一个个寓言人物之口来表达。三是多义性,由于寓言故事主要以形象为传达媒介,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寓言故事,故其表达意涵具有多义性,可作多种理解,如历代对于庄子“逍遥之义”的不同理解。四是参与性,即使读者参与到其中,对于文本内涵提出自己的见解。五是开放性,寓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庄子》是一个充分开放的文本,每个人都可结合自己的体验、感悟从中找到一个“熟悉的自我”。六是模糊性,正由于寓言隐喻是间接的、多义的,所以其意象指归也是模糊朦胧的,所谓“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又如李商隐的《锦瑟》诗。综上,由于《庄子》文本的特殊性,其言说、思维具有同一性,即:其言说方式也就是其思维方式。因而,“藉外论之”也就不仅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藉外论之,即强调不拘泥于客观事物即认识对象本身,而是要跳出和超越它们,寻求另外一种曲折、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这实际上就是创新了。

     凡是一种思维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藉外论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应不仅仅局限于《庄子》一书,而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思维活动中运用,指导我们去思考问题,并有一定的思想收获。就本人目前粗浅的理解和实践,“藉外论之”是有这种作用的。王国维先生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此言可视为对于什么是“藉外论之”的诠释和补充 —— 作为一个思考者,在面对思维对象时,入乎其内是第一个层次,也是遵循常理、常态的思想行为方式,深入到对象和材料之中;而出乎其外,则要跳出具体对象和材料,把自己的思想也当做一个认识对象来认知,也就是能够“藉外论之”。在此,其简洁的公式是:A是非A。例如:冰,是正在沉睡的水;彩虹,是受到挫折的阳光;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船票;雪花,是片片飘落的思念;二月春风似剪刀;大弦嘈嘈如急雨;人,好比是一个分数 …… 具体联系到传播学,“藉外论之”可以用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来说明 —— 媒介是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还有安德森也曾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如果只是“入乎其内”,不“出乎其外”,那么,媒介就是媒介,不可能是讯息,也不可能是人的延伸;民族,一般的认识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当说出“媒介是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思想创新的翅膀就开始震动、飞翔了,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变化。对此,麦克卢汉、安德森著作具在,兹不赘言。古今中外的智慧都是相通的,因而说庄子的“藉外论之”,是具有“普适性”的。

     空论无益。有时,理论的抽象往往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归;宏观的晦涩又像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为说明问题,还是运用“藉外论之”的方式剖解一个个案,即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写一篇影评。观影对象是《窃听风暴》,影评是《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以下为影评全文,贯穿其间的思维方式就是“藉外论之”。

     二

    

     《窃听风暴》,英文为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为《别样生活》、《别人的生活》。译成《窃听风暴》,并未传达出原题的神韵。原题The Lives of Others,至少说明三点:1、窃听者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关注的就是别人 —— 被窃听者 —— 的生活。2、别人 —— 被窃听者 —— 的生活构成了窃听者本人的生活内容。3、别人 —— 被窃听者 —— 的生活最终改变了窃听者本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无疑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在素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它荣获11项提名,一举囊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7个重要奖项,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部影片由弗洛里安·多纳斯马克导演、编剧,讲述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秘密警察大规模侦听、监视普通民众生活的故事。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今天,它那位于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的总部大楼已经成为了博物馆。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男主角维斯勒上尉(乌尔利希·穆厄饰)就是一个冷酷的“史塔西”,奉命窃听剧作家德莱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及其女友克里斯塔·西兰德((马蒂娜·戈黛特饰)的对话,但却在不经意间进入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慢慢喜欢上西兰德,意外成为他们生活中“隐身”的一员,甚至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惜铤而走险 ……

    

     电影《窃听风暴》中的维斯勒上尉

     看完《窃听风暴》,感觉影片的元素很丰富,可供分析的角度很多,但最直觉的感受是它用光和影的视觉语言细腻地展示了心理或精神意义上柏林墙“倒塌”的整个过程。柏林墙倒塌,无疑是东西方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这在《窃听风暴》中也有反映,其时维斯勒上尉因被怀疑帮助德莱曼而被连降数级,从事收发信件的工作,他正是在阴暗潮湿的分拣室听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其实,从心理或精神的意义上讲,他心中的那座“柏林墙”早已先于物理意义上的轰然倒塌。

     张哲、胡洋《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南方周末》,2010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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