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 | 从国外综艺《老大哥》揭示真人秀的现代意义(下)
2018/12/1 23:52:47Guy Redden 传媒1号

    

    

     来源:Television & New Media(20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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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学术 | 从国外综艺《老大哥》揭示真人秀的现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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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按

     游戏生存类和才艺表演类节目很少被当作“流派”来讨论,但它们是当前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两大重点题材。虽然改头换面后的真人秀是在现实模式下重塑着受众的生活方式,但游戏生存和才艺表演的淘汰制,关注的是人们在一个虚构的社会环境中,包括游戏互动中展示个人动态。这对于参与者是一种全方位的“观看”。

     游戏生存类真人秀节目

     就在几年前,类似的混合游戏生存题材才出现,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真人秀。正是这种观察性的先锋形式,改变了纪录片的传统,并使得真人秀首次开始被贴上“现实”的标签。在世纪之交,《老大哥》( Big Brother)和《幸存者》( Survivor)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第一批例子。这两个节目实际上都是大规模的人气竞赛,每周都有好几集。参与者沉浸在一场激烈的“社会实验”中,相互竞争以赢得分配的任务,从而赢得决定他们命运的投票观众的好感。在这些节目中,普通人试图赢得一场社会竞赛,一些人赢得奖品,另一些人被淘汰。

    

     图片来源:LoganWorm Wiki

    

     图片来源:The Wrap

     虽然改头换面题材是自我实现的个案研究,但游戏生存题材强调进取个体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剧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一起生活的,他们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不得不合作。这些叙述不仅阐明了企业竞争之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还围绕着这些特质,在极限环境下展开剧情。游戏生存题材不是关于展示知识或技能,而是对整个人及其主观能力的压力测试。这种强调是由紧张的情况造成的,通常包括社会剥夺,孤立和生存,几乎每天24小时的竞争,不断受到那些游戏决策者的注视,被迫在充满不安全感和风险的不可预知的环境中为每一项任务付出最大的努力——要么赢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正如韦莱(Ouellette)所指出的那样,《幸存者》这类节目名义上涉及了很多“团队合作”,但它们重塑了群体治理,使其更少关注个人对集体的贡献,而更多关注个人能从中获得什么。在此过程中,他们监督个人的贡献,使那些被认为效率低下或缺乏责任感的人——那些没有“去做”的人——受到仪式性的训诫。尽管这与后福利时代、反集体主义的社会观点是一致的,但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工作方式的投射。

     在《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等节目中可以看到。《飞黄腾达》节目明确再现了要求苛刻的新自由主义职场的挑战。然而更普遍的是,游戏生存参赛者被描述成工作角色,在严格的格式与规定的条件下,努力获得想要的奖励。沿着这些思路,库德瑞(Couldry)将游戏生存类的《老大哥》解读为——在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参与者的实际工作以及戏剧表现。对于库德瑞,这些现实中的工人表现出对内部服从和外部要求的接受;即使是在超出合理限度的情况下,对雇主的标准做出承诺,在面对僵化的制度时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个人灵活性,并且不期望他们的劳动有任何工作保障或公平的回报。在他看来,游戏生存的法则是“市场至上”,它要求人们变得有竞争力,在实现公司目标的过程中,拥有自我负责、灵活、忠诚和无限的热情,但他们也在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求义务解放。正如格拉齐安(Grazian)观察到的,游戏的每一集都以象征性的合法解雇结束,这是一种草率解雇的仪式。

    

     图片来源:Wikipedia

     游戏规则中变化多端的自我奋斗——必须在所有行动中不断展示自己的价值,这是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的。在结构上,自我优化的游戏与结果的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节目以“赢者通吃”的模式而著称。但即便是在游戏生存这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下,它也没有正式的竞争,这种肥皂剧式的叙事方式经常表达了人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对比较自己的命运和行为时的过分关注。从家庭主妇到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努力获得个人成功和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不同类别“普通人”的共同要素似乎是“表演本身的概念”。无论扮演什么角色,人们都会被不断地评价,以至于表演和创造出“一种平凡文化建构的品质”,让真人秀选手以人的身份积累价值。这种逻辑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个人的叙述来获得名人地位,正如格兰德斯塔夫(Grindstaff)所提出的那样,这种关注明显地“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来表现、塑造和提升自我的冲动”。

     才艺表演类选秀节目

     如果说人们通过个人表现“累积价值”的叙事兴趣在现实题材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没有人能将其提升到当代真人秀的水平,真人秀是关于明星的系统性制作。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期,《美国偶像》(Idol)和《x因素》(X-Factor)等选秀节目已经取代游戏生存类题材,成为电视的前沿节目。尽管它们是基于广播领域最古老的轻娱乐类型之一,但与早期选秀节目的关键区别,恰恰是这些新例子成为真人秀的原因。

    

     图片来源:Facebook

     经典的人才选拔通常会以每周涌现的乐天派选手为特色。在表演和被评判之前,他们会被简单地介绍一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最终目标,尽管每周的冠军将在赛季末重返总决赛。相比之下,这些新节目在讲述普通人和他们转型梦想的复杂故事中嵌入了表演,从而有助于这些故事能够贯穿整季。这并不是每周都有不同的人出现,而且从一开始的全国海选中就选择出一组选手浓墨登场。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紧张的训练项目中,他们经常一周七天24小时地生活在一起,在业内专家的指导下,在唱歌、跳舞或其他艺术方面进行快速学习,同时还要接受不断的测试。比赛是通过淘汰赛进行的,这意味着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追梦者的故事结束,这个过程最终会缩减为一个梦想实现的赢家。

     才艺秀结合了大家熟悉的真人秀元素:游戏生存的沉浸式人际竞赛,对改头换面后的关注和判断改造前后的个人改造叙事。可以说,所有关于工作、福利和命运的新自由主义理性在这些子类型中都适用,但以强调机会和克服高度困难的形式。

     所提供的奖励是字面上的“终身”改变——一份成为娱乐明星的合同。进步者克服障碍使新自由主义观点合法化,即任何人都可以成功,无论社会经济资源如何。他们只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提升自己,通过纯粹的动机来寻找提升个人品质的中介。

     这本身就强调机会平等(追求不平等的回报),而不是结果平等,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旨。它再现了新自由主义对参与的强调,但通过产生内在不稳定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果的市场,这也增加了个人服从于其他潜在更强大的市场参与者的要求,他们必须寻求这些参与者的满足。

     在这样的场景中,对报酬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起了关键作用。这些节目保证了大多数人以赢家通吃的方式尝试失败。这是结果不平等与接受“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成为竞争者的结合。这需要的远不止是现身尝试。选手们为了一个机会不停地工作,但在他们几乎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负责。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学习者和工人绝不能质疑对他们的期望和有关他们的决定的公平性,而只能质疑他们自己的表现、素质和承诺”。

     事实上,这相当于对公平的重新定义,在这一定义中,自我修养、为经验而学习和获胜的机会被视为劳动的固有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好的人才会得到回报,而其余的人应该对这个形成性的机会心存感激,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帕特森(Patterson)对参赛者的采访肯定了这种观点的内化。

     尽管参赛者详细描述了压力测试、长时间的工作、睡眠不规律、社交孤立,以及引发情感和戏剧性的社会紧张情绪的工作所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他们还是接受了一个有点矛盾的事实,那就是他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表演负责。年轻人得到的信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上一次的表现值得被评判为什么?成功是一个个人重塑的项目,由个人对机会的选择决定。然而,事实证明,一个人必须在自己身上进行这样的工作,以换取一个获得非凡回报的机会。

     因此,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及其机制(如绩效管理、精英薪酬膨胀和无薪实习)的特征,体现在人们所处的不安全和不公平的薪酬环境中。的确,选秀节目可以被视为一个童话,人们梦想着加入新的高报酬的“超级明星经理人”阶层。皮克提(Piketty)认为,与大多数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停滞或下降相结合,是社会重新出现不平等现象的关键驱动力。

     新自由主义思想

     如果把真人秀的各类型放在一起考虑,它们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被观看”,它们与“观看者”有名义上的联系。人们很少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出现。这些节目是专门为测试和评判他们在消费、劳动和社会竞争方面的表现而设计的社会空间。人们被置于这样一种情境中,这种情境会带来一些品质和叙述,这些品质和叙述围绕着个人积累价值、提升、成为一个更好、更有竞争力的自我,以回应环境的特定暗示。

     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包容一些没有区别的普通人。参与就是对构建的节目规则的认可:公开展示一种符合外部要求标准的特殊优秀自我的挑战,以及接受在此竞争中,成功或失败是一个人自己的责任。整个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公民生产个性,他被要求作为一种企业来管理他或她的生活,他或她的家庭,寻求通过有计划的行为和投资来加强和利用生存本身。

     然而,正如新自由主义概念本身一样,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所有节目的每个方面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理性重塑了社会结构,创造了与新自由主义以外的社会文化元素混合的组合。

     歌唱和舞蹈、肥皂剧式的人际关系戏剧、生存游戏节目都不是固有的新自由主义现象。事实上,正如雷曼所提议的,新自由主义不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内容,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操作系统”,以符合市场理性的方式将其格式化。因此,通过特定叙事类型的组织效应,电视真人秀“新自由化”的文化文本(如电视类型)和文化实践(如舞蹈)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历史和潜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辩证地认为,现实叙事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得到证明并就此打住。然而,其影响究竟如何传播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雷曼认为其霸权需要对意识形态理论(包括破坏其稳定的福柯式话语权力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以理解物质因素和意识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巴戈(Vago)所说,意识形态归结为“行为的合法化和合理化”。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提出,电视真人秀提供了道德导向,促使人们支持新自由主义,其方式与精英对精英的影响或民粹主义的诡计多少有些不同。

     一种可能性是将话语和政治经济学方法联系起来。尽管媒体内容可能会纠正对其语境的论述,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新自由主义理性在特定流派中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组织和物质因素,就像肖恩·费兰(Sean Phelan)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新闻和时事发展时所做的那样。

     理解流派的“新自由化”的一个起点是,承认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新自由主义原则,以及媒体体系自身的广泛重组。这些改革在商业逻辑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媒体企业仍然是公有制的情况下也依旧如此,在媒体生产新闻和节目制作方面,为了利润的管理需求而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类似地,我们可以扩展特纳(Turner)的观点,即电视真人秀是向建设性媒体产业的转变的一部分,后者不太关心社会生活的表现,因为它存在于媒体之外,而更关心直接基于自身商业利益构建媒体内容。

     因此,真人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业创新,它包括那些符合媒体公司经济利益的普通人:对廉价劳动力的免费使用,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屏幕价值,同时也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获得交叉推广的名人。虽然选秀节目的参与者经常不得不放弃有偿拍摄工作,他们通常被归类为“竞争者”而不是劳工,他们的工资很少超过津贴或就业保障。

    

     图片来源:Geeks Media

     像《警察》( Cops )这样的第一代美国真人秀节目是为了响应1988年美国编剧协会的罢工而制作的,从那以后,这个行业发展出了一种不受演员和编剧需要的劳资关系条款影响的节目。无报酬的现实劳动与工会劳动是截然相反的,后者具有工作保障和在工作条件上的集体议价能力。参与者通常会签署保密合同,放弃某些权利,包括对制作和代表权,以及在其他媒体上露面的权利。

     真人秀节目制作的实际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参与者在漫长的日子里,为了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不得不为自己的情感戏剧创作极限而汗流浃背。但这也是电视真人秀制作工作者的处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个工会保障最少、但利润最高的电视行业中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贝克(Baker)对真人秀制作工作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年轻的工作者迫于工作压力,把节目组织在一起,展示他们的自我创业精神,寄希望于未来更好的工作。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给选手们施加压力,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情感和戏剧性的表演。参赛者和制作人员都面临着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他们的价值取决于其他人对他们最后一次表演的解读。

     正如雷曼所指出的那样,流行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依赖于个人解放和自我激活的承诺,而不是集体主义,尽管人们提供的自我动员是服从于市场的,市场已经在向强者的结果倾斜。毫无疑问,无论社会背景或身份如何,参与的承诺都会延伸到所有人身上,但这种想法“消除了阶级、性别或种族差异”,这是真正的社会包容和平等成果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媒体经济和全球知识经济的回报越来越多地流向少数人,许多实际生活机会减少的人,最重要的是成为个人的渴望。或者,他们可以寻求实际的“机会”,可能包括将自己的劳动力以资本意愿并允许支付的价格进行折现。在这种情况下,电视真人秀似乎会成为勃兰特(Berlant)所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乐观主义”的一种特别有效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大多数普通人实现这些幻想的手段却被削弱了。

     1号结语

     真人秀是参与媒体转变的一部分,用罗斯(Ross)的话来说,这显然与头奖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相一致,我们都参与了一场只奖励少数人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被要求进行“牺牲劳动和自我剥削”,以便有机会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结果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过是对最新资本积累模式的免费投入”。全篇文章内涵丰富,从一种本质化的层面来剖析各类真人秀节目的现实意义,为读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解读角度。

     译者

     赵辉静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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