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不要停 ——全球智库关注“抗埃”
2014/10/24 瞭望智库

     智库导读

     随着埃博拉病毒离开非洲大陆进入欧美国家并带来真实的感染病例,瞭望智库观测到全球智库对埃博拉相关议题的关注度再次上升。智库学者们纷纷撰文表示埃博拉疫情正在成为全球性问题,在“抗埃”过程中心理因素与公共卫生措施同等重要,并认为疫情折射出了治理结构方面值得反思之处。

     以下是瞭望智库精选出的近一月来全球百家智库的“抗埃”研究提要:

     “埃博拉是全球问题”

     智库学者们认为,埃博拉不仅仅是利比里亚的问题或是塞拉利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美国或中国的问题,更不仅仅是是联合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又热又平又拥挤的星球上没有国家、组织或个人能置身事外。

     加拿大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的Thomas Homer-Dixon在《埃博拉不再只是非洲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你认为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与自己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文章提出了各国决策者们都不能忽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果疫情失控带来治理失能和社会崩溃,那么大量流离失所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将涌入邻国甚至更多的国家,从而带来真正的全球安全危机。

     “最可怕的是恐惧本身”

     对于非洲国家尤其是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来说,埃博拉绝不是什么利好消息。智库学者们认为,埃博拉疫情不仅会带来高昂的公共卫生成本并打击当地的支柱农矿业,对疫情的恐惧所造成的行为经济学改变才是最值得担忧的。

     布鲁金斯学会的Amadou Sy 和Amy Copley在《理解2014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济学影响》一文中,以详实的数据从以下几方面阐释了埃博拉疫情的经济学影响:首先是边境封锁带来的贸易受阻,其次是农业减产和粮食价格飞涨,第三是矿业衰退和投资信心下降,第四是财政和金融危机,最后则是旅游业受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援引世界银行对SARS和H1N1的经济学影响研究,认为绝大部分的经济影响来自行为学效果,并提出“恐惧才是对经济学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

     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的Cristina Barrios在《埃博拉疫情:全球与本地应对》一文中指出,抗击埃博拉的能力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尼日利亚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比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样的贫穷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要给力得多。作者同时指出,焦虑恐慌和轻描淡写都无益于疫情控制,关闭边境和旅行禁令也并非最佳选择,应对埃博拉需要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都发挥作用并伸出援手,其中美国的作用不可小视。

     “太多事情值得反思”

     发生在非洲国家“抗埃”过程中的种种情况昭示着,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妥善的应急预案是多么强大的支柱。智库学者纷纷撰文指出,西非国家政府的治理失败是疫情难以收拾的重要原因,而习惯于走高端援助路线的西方各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推波助澜的角色。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Michael Edelstein在《埃博拉肆虐脆弱的西非卫生体系》一文中认为,埃博拉疫情是当地资金短缺、治理失能的卫生体系的产物,是贫穷、战争、腐败和政治动荡的结果。作者结合自己8月至9月间在利比里亚参与抗击埃博拉的亲身经历指出,长期内战令当地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关于西方医药公司和美国国防部的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政府发布的防疫信息难以战胜各种谣言,令防疫工作困难重重。此外,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当地医护人员利用埃博拉疫情要求提高待遇,造成了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短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Rachel Kleinfeld在《伊斯兰国与埃博拉: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文中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埃博拉疫情与“伊斯兰国”都是治理失败的产物。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一直被西方视为经济发展标杆,但当地底层民众所看到的只是任人唯亲的政府,而非西方视野中经常出席国际场合的个别领导人,民众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防治不力的重要原因。长期充当这些国家当局的钱袋和后台的西方国家则助长了依赖心理,令当地政府围绕着争取捐款而非民众福祉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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