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们的预测：习、奥在APEC见面时谈些啥
2014/11/9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9日到达北京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除了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外，他将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谈，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第四次与习近平进行面对面会谈。两位领导人会面讨论的议题将对奥巴马的余下任期设定中美关系基调，因而十分重要。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卢朵宝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近日召集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学者卜睿哲(Richard Bush)，杜大伟(David Dollar)，李成(Cheng Li)，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及客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唐兴(Dan Wright) 等人召开研讨会。这些给自己取了地道中国名字的美国人是有名的“中国通”，他们对奥巴马应如何使此次 “习奥会”富有成效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 只有双方意见一致才能推动双边关系
奥巴马总统的北京之行将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第四次与习近平进行面对面会谈。北京之行后，总统先生将到缅甸参加东亚峰会，然后到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这三个访问证明了奥巴马政府持续致力于将环太平洋地区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
无论是从多边关系的角度还是双边关系的角度，奥巴马总统对北京的访问将引起大量的关注。奥巴马政府希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制定，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可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不是这一多边协定的一员)。虽然评论家们不期望TPP能够这么快就签订，但是美国对推动这一进程(尤其是与日本谈判)的无能为力，将会直接动摇这一再平衡政策的核心。
然而，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在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仍将挥之不去。自从美国于2011年秋天全面实施亚洲再平衡政策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十分警惕。尽管美国领导人再三重申其再平衡政策是以中国完全融入这一亚洲新秩序为前提的，但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未来发展有其自身的构想，其中某些构想并未能让美国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呼吁建立一种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但美国对这一概念的支持看起来非常谨慎，并且是有条件的。
两位领导人下周讨论的议题将对奥巴马总统的余下任期设定基调，并制定一个务实的、可实现的议程，最小化中美政策目标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虽然中美关系并没有极速恶化，但双方领导人对现状都不太满意。中美关系仍然是同床异梦。
奥巴马政府在其最后的两年任期内将寻求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以及采取有意义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也有意与中国就一系列双方深受困扰的安全问题展开更加坦率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日益加剧的海上冲突，对朝鲜核武器的担忧，以及健全中美军事关系的规则。
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毋庸置疑。需要考虑的是中美双方是否能够做出对等的承诺来对抗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单靠任何一方都无法完美解决。
即将在北京及其他地方举行的磋商会议将预示接下来的两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
杜大伟(David Dollar): 奥巴马应同时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的制定
20年前的印尼茂物APEC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制定了在2020年之前整个亚太地区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开放的目标。现在已经快到2015年，这一目标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看起来不大可能实现。开放受保护行业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对很多国家来说仍然非常困难。
贸易与投资自由开放的进展缓慢导致其他许多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的措施的力度有限。在为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所做的努力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 APEC中的12个国家参与了此一协定。TPP部长级会议最近在澳大利亚举行，会议表示，尽管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日本农业市场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仍有望在几个月内达成某项协议。
奥巴马总统此行对推动TPP所能做的工作不多，但在与TPP其他领导人召开的小组会议或一对一会议上，他应抓紧任何机会着重推动TPP的制定以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
奥巴马总统此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推动另外一个协定即《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制定。但总统先生可做的也不多。双方已约定于2015年第一季度交换拟排除在此协定外的行业领域的初步“负面清单”。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总统先生都应鼓励中国拿出一个简短的、实事求是的清单，这样才能尽快达成真正的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布是相互关联的。中国一直担心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排除在外，因此这一协定的进展将鼓励中国进行有力的改革。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尽快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步骤。如果亚洲的经济大国制定一个真正的富有野心的贸易投资协定，那整个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有可能最终都会跟随经济大国的步伐——可能不会在2020年之前，但希望能在2020年之后不久实现。
李成(Cheng Li): 奥巴马应分享其美国经历以加深双方相互了解
才华横溢的中国艺术家徐冰以发明“新”的汉字而闻名，他所创作的汉字在华语人士看来并不表示实际意义。虽然徐冰创作的某些汉字包含了英文字母，但英语人士却错误地将其看作是真正的汉字。徐的作品是对双方相互误解的一种反映，这种误解可能在跨越国界的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将继续对中美关系造成困扰。
现存的两种观点——外界认为的由美国领导对中国进行遏制，及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美国造成威胁——使这两个大国进入对抗模式。为使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必须利用北京峰会加深双方的了解，并公开挑战这些误解。
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自然将导致冲突和怀疑。但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范围席卷全世界，我们不能让冷战思维和19世纪心态控制我们的思想。尽管两国在经济上仍然存在某些争议——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对国有企业倾斜的产业政策，中国推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美国推动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如果将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排除在外，任何一个致力于全球经济融合的国际机构都不能够真正的蓬勃发展。此外，两位领导人均有在其他重要领域合作的强烈动机，这些领域包括反恐、防止核武器扩散、网络安全、反腐、气候变化及全球卫生健康合作。
在国际政治方面，领导人私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帮助弥合战略分歧。习近平主席对NBA篮球的喜爱，主席夫人对盖茨基金会艾滋病防护和中国控烟活动的参与，主席女儿在哈佛接受教育，这些事例都很好地证明了中美之间文化与社会交流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奥巴马总统不应该以其前法律教授的身份，而应该以非裔美国总统的身份与习主席交谈。他可以分享其美国经历，以及他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他也可以讨论为什么民主、人权、法置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通过这样做，奥巴马可以向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像中国公众表明，美国强调这些价值观，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不尊重，而恰恰相反，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诚意和善意。
卜睿哲(Richard Bush): 奥巴马总统应强调香港内部的民主价值
香港正处于一场关于民主的对峙僵局中。香港的学生、激进主义分子及某些市民占领了主要的城市交通要道，抗议中国政府此前颁布的关于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一人一票”制的普选框架。香港政府与学生代表开始进行对话，但仅此而已。双方只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真正的谈判还未开始。
要走出僵局，必须完成三项相互关联的工作。首先，要清理“占中运动”占领的要道。抗议者在其中两个占领区域与警察和平共处，但第三个占领区域(旺角)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如果占中运动持续下去，可能会发生重大骚乱，或者中国政府将失去耐心，决定对其进行镇压。但是想要停止这场运动非常困难，因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的意图，而每一方都须向其他参与方作出交代：香港政府须向北京交代，学生须向其所在的松散联盟的其他组织交代。
第二项工作是促进对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安排的共识的产生。北京的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了抗议，因为此方案对特首候选人的提名设置了某些限制，从而使北京对普选具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北京及香港政府担心占中运动要求的选举将选出一个激进的香港特首。香港政府曾暗示可对北京的方案进行调整以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可靠性，但抗议者仍未被说服。除非香港政府承诺将促进有利结果的产生，否则他们不大可能撤退。如果他们撤退后对香港政府的选举制度调整感到失望，可能重新发起占中运动。
第三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更难完成的工作，那就是解决导致香港公众政治挫败感的根本源头问题：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提供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有限，新建家庭住房困难。香港人民希望通过一个更民主的制度来减少这种不民主和增加社会流动性。但是竞争性的选举并不能保证可以制定出有效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这种公众的挫败感和抗议将继续存在。
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奥巴马总统应做到：
认同中国对采取“一人一票”制所作出的努力，这相比于由一个1200人的委员会直接选举特首来说是一个进步。
官方否认美国曾以任何一种方式煽动此次抗议(据中国某一传言宣称)。
敦促香港政府在制定新的选举制度的细节时要有创新性及灵活性，确保香港选举人能作出真正的选择。
向中国强调在香港实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奥巴马应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
中美领导人本周将在北京再次会面。上次奥巴马总统踏上中国领土还是在五年前的2009年11月份，而那次访问并不顺利。彼时中国正因重新崛起而产生新的骄傲情绪，那次访问无论从氛围上还是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
那次访问之后的五年内，世界暗流涌动，变幻莫测，尽管中美两国渐行渐远，分歧不断加大，但两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比以往更为必要，那些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否认这一点的人是脱离现实的。
中美关系将进入旷日持久的疏远期，原因多重而复杂，但同时也是合乎常情可以预料到的。这样的疏远是由于这两个大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拥有完全不同的愿景，在各个方面具有双边及地区差异，这是历史上典型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原因，使得两位国家领导人必须马上会面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复杂问题和差异。一天的短暂对话并不能马上消除分歧，因为这些分歧对两国关系有着体系性的全面的影响，是两国(及其他国家)必须适应的“新常态”，但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自从五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做出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就一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的元素。2009年之前合作氛围一直占主导地位，但2009年之后到今天，竞争是主流态势。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外交、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软实力)、军事/战略等方面，存在于双边关系、地区甚至是全球领域内。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应对这种竞争——不使其加速恶化导致完全敌对关系的产生，同时尽一切可能扩大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领域。鉴于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这个任务并不简单，但两位领导人和两国都必须倾尽全力共同致力于一段合作的而不是对立的中美关系。
唐兴(Dan Wright): 奥巴马应帮助推进中国的国内改革
中国的健康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双边领导人会谈的关注点通常都是各国可从这些会谈中获得什么好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应该通过11月的习奥会推动中国自身的改革日程。加强市场和竞争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提高法律和公理在社会领域的地位，更大程度地开放某些受保护行业和自由贸易区进行跨国合作，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采取新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同样的，这样一个旨在推动以上所有事项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对正处在改革决定性阶段的中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专家认为在两国关系越来越难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这场峰会只是一场作秀，毫无其他作用。但并非如此，这次会晤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不能错过的机会。我们希望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所做的切实努力能够推动中国国内的进步。我们应祝福中国发展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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