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下）
2014/11/27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无知于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接下来为此文的最后一部分。
法学博士,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俄罗斯研究》副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杨成 推荐
推荐语：国内学界对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就我相对有限的阅读而言，刘建平的研究绝对是一等一的作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锐度抓住了最核心的问题，重构了我对中日关系理解的知识体系。我们的决策部门真该好好读一读他的作品并消化之，大概就不会犯那么多错误了。这样的好文必须强推。在小盆友睡觉前写稿模式启动前读到此文真真是极好的享受。
四、结语：东亚秩序劣化的方向性与进化的可能性
梳理东亚国际政治史可以认识到，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并非单一结构、线性发展的概念，它经历了从日美、中苏“阵营对抗”到日美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转型。美国作出制约日本军事膨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的战略再阐释，日本确认反省战争责任的原则底线，中国以“争取一霸”的心态接受“美帝国”权力而同意搁置“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即日美条约关系及其与中国的政治共识机制一体构成了“正常化”定义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具有以“美帝国”权威担保维持现状、在搁置争议共识前提下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的双重性。
日本采取“尖阁诸岛固有领土化”行动当然是对这一秩序的挑战；但有其历史必然性——“苏联威胁”的消失、日本的国家能力成长促使“美帝国”以妥协维持日美同盟，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提而搁置争议的“钓鱼岛问题”长期没有形成国际法结论就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喝止日本之所谓“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需要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日本的尊重，否则无效。这是长期盲信美国霸权、轻信“中日友好”而欠缺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国际法知识觉悟的教训。
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里，20世纪70年代的“正常化”被表述为个人崇拜趣味的“开创了外交新局面”，从而也就阻断了外交思考的“问题意识”。事实上，战后东亚秩序从“阵营对抗”向“正常化”转型，在全球战略意义上是冷战的“多极化”，在东亚地区政治意义上是“苏联帝国”地位失落后“美帝国”权力的扩张，在中日关系的意义上则是日美同盟对华冷战的结构隐形化。
所谓冷战结构隐形化，是指“正常化”的东亚秩序乃搁置争议问题解决前提下政治关系的形式主义缓和，比如中日之间并无国际法意义的和解，美国设置的“钓鱼岛问题”被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回避就决定了迟早要爆发“领土民族主义”对峙。这种秩序结构是美国中心与东亚国家纵向权威关系的集合，东亚国家的横向关系保持着战后未和解的敌对。
因此，美国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的安全感缺失来维持日美同盟及其军事贸易关系，一方面则在疑似“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机形势下牵引中国即使“苏联威胁”消失也保持着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压迫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和组织对美采购。处于日本积极依赖和中国消极依赖的权力地位，美国在东亚通吃冷战政治的“战略均势维持费”。所谓“正常化”，其实隐喻着“美帝国”秩序的意义。
但“美帝国”秩序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劣化。“苏联威胁”消失意义的“冷战终结”、日本的“大国化”成长，使维持驻日美军基地的合理性、伦理性受到质疑，日本民众的“反基地运动”出现高涨性复活；而社会主义失败意义的“冷战终结”和中国“改革开放”所确证的弱势地位，则鼓舞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复活“帝国精神”——在拒绝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共识这两个战后处理遗留“历史问题”上压迫中国，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加剧。
美国为了稳定以冲绳为主要军事基地、以日美同盟为国际政治共同体的东亚主导地位而不断向日本妥协：明确“日美安保适用钓鱼岛”以笼络日本、威慑中国，所谓“中国威胁”成为日美共同战略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冷战结构显在化。
日本则以维持基地、强化同盟换取美国支持其压迫中国的东亚冷战政治复活，表现为追求与军国主义有连续性的历史修正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作为“正常化”前提的反省战争责任和搁置“钓鱼岛问题”政治共识被推翻。这刺激了中国刚性的“战胜国”立场和“固有领土”意志对抗。经过几番表达为“异常接近”的军事对峙渲染，日本通过解释修宪自我复原战争权力，为日本政府落实钓鱼岛“施政权”即打破“无人岛”现状做好了军事威慑或武力支持的准备。
但中国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接受领土剥夺、尊严羞辱的事实，从战无不胜的绝对化姿态和民间抗议的暴力化状况可以判断，一旦日本明确无误地采取了独占钓鱼岛的“施政权行动”，那么有组织武装冲突或无政府暴力活动则难以避免。也就是说，“美帝国”主导东亚“正常化”之所谓“秩序”已濒于崩溃；以地区政治比较研究的模式作比，可谓预示了在欧洲从战后和解向共同体政治发展的反方向上演变的“中东化”前景。
东亚“中东化”的逻辑在于未能达成战后和解的中日关系向冷战政治倒退而失控，形成敌意暴力化表达的战争或准战争状态。日本作为战后“美帝国”秩序的受益者，其追求撤销美军基地指标的“对等日美关系”意味着冒犯美国——一旦美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并动员中国、韩国追究战争责任的道义力量，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反而被置于不得不耻辱地继续接受美军基地并面临历史审判的地位。
所以，日本选择高调强化日美同盟，把“不对等的日美关系”隐忍作为东亚战略成本，以日美同盟为威慑工具来向中国取得历史修正主义、领土民族主义的实际收益。这种对美的国际协调主义、对华的绝对国家利益主义战略思想被表述为“为了日本利益而充分活用、利用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超越“亲美”或“反美”的“感情论”，“确立日本的主体性”，摆脱旧式的“对美依存”，争取“独立自尊”，拒绝“奴隶和平”与“依附繁荣”。而其利益所指，就是让中国接受日本拒绝战争责任、强加“尖阁诸岛固有领土论”的绝对化立场。
中国作为现实利益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不能以有效的外交举措阻止日本推翻“正常化”秩序得以成立的政治共识，就可能被拖入破局：“正常化”秩序崩溃而演变为美日军事共同体高压控制的冲突化状态。这种“美日帝国”中心秩序不会为中国所接受，因为经过抗日战争发育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本来有“美帝国”领导的基因，但历史记忆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复活则会诱发恐怖性反应，日本在东亚“中东化”的过程中将“以色列化”。
东亚“中东化”是地区的共同灾难。从战后东亚秩序的过程研究以及与欧洲地区政治的经验比较来看，战后无和解规定了东亚冷战政治的可持续发展结构，日本挑战“美帝国”秩序下日本战争责任的象征表达激活了战后东亚未和解意义的潜在战争状态。因此，避免“中东化”的希望在于实现国际法意义的战后处理即完成东亚和解进程，为“正常化”内含的政治共识作出法律解决的条约化结论。
中国也由此成长为美国、日本尊重的真正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东亚秩序建构者，使东亚从“美帝国”中心政治秩序发育出稳定的多边国际法结构而避免“美日帝国”主导的军事化状态。中国作为战后无和解的一贯受害者，日本作为东亚“中东化”的未来受害者，应当共有地区政治主体性的自觉——以外交谈判对“钓鱼岛问题”作出国际法结论，阻止东亚秩序从战后无和解的冷战政治向战争或无政府暴力失控倒退，推动和解基础上的和平秩序进化。
当然，日本甘于对其侵略战争责任的无责任处理，也就缺乏与中国和解的积极性，因此，中国就处在以东亚秩序进化的外交觉悟担负起自救责任和地区政治责任的地位。然而，关于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中国舆论场流行着四种无责任意识的主张：大国强势姿态的“战争决定论”；批评美日相互利用、认为本质上是中美较量的“美国决定论”；嘲笑日本焦虑不堪、自许中国会“发展到综合国力让日本彻底服气”的“未来决定论”；谎称“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钓鱼岛没什么价值”即鼓吹全面对日妥协的“投降决定论”。
“战争决定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观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战争手段不能达到改变领土境界现状的目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和平秩序规则已为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结果所证明。
而“美国决定论”要么期待美国约束日本对中国的挑衅，要么坚持与美国对决的“大国”想象，两者都是缺乏对战后史实证认知所导致的错误战略心理暗示——与俄国结盟对抗美国是失败的记录，而依赖美国使之作为“战略平衡”者正是面临崩溃的“正常化”秩序。“未来决定论”更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解，实质上是不顾“钓鱼岛问题”的危机化事实而企图自欺下去的“单方面继续搁置主义”。
一旦认为军事威慑的防卫条件、相关立法整备的国内政治条件和美国支持的同盟政治条件具备，日本采取打破“无人岛现状”的落实“施政权”行动，中国就会陷于彻底的被动。至于“投降决定论”更不值一驳，但作为中国人自我麻痹的“对日新思维”所衍生的“钓鱼岛问题论”，其所引起的网络舆论愤怒象征着中国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分裂，暗示了“钓鱼岛问题”斗争失利可能导致政治危机。
归结起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出路只在于谈判缔结和平条约、推动东亚秩序进化一途。当然，日本政府坚持“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立场，似乎难以找到谈判的门径。但畏难怕硬的惰性外交思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假如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立场，就不需要谈判了。以应有的外交能力交涉国家的尊严、利益问题，而不是满足于谩骂外交对象的本质主义批判或者把责任推给战争解决，才是政治外交职业的骄傲和使命所在。事实上，日本否认存在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共识，就破坏了中日邦交存在的前提，即把断交的条件加诸中国。
如果中国外交理解这种逻辑，有根据地对其伤害性作出明确警告，从当年田中角荣首相主动避讳“固有领土”立场而与周恩来总理达成“以后再说”共识来求得建交的脉络判断，现在的日本政府也不至于敢拿失去中日邦交的代价去谋划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文字游戏。但如果中国仅仅表示拒绝首脑会谈、限制通商贸易、允许抗议游行之类文不对题的所谓“反制”，而日本对此早已习惯应付，其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边缘外交”利益欲望就会压倒风险意识而敢于采取“国有化购岛”步骤。
战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证明，外交已经脱离强权胁迫弱者的野蛮境界，而成为从知识生产、国际传播到外交议程设置等有机协调的国家能力竞争，内涵是普遍国际价值共识原则下的利益博弈。战略性的竞争能力在于把握事实真相的实证研究即知识生产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地位，是建构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外交能力的前提。“美帝国”的成功和“苏联帝国”的失败，就证明了战后国际关系从实力决定论的“权力政治学”向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传播政治学”转型。新中国在“苏联信仰”语境下缺乏这种自觉。
新中国成立前夕本来启动了的对美外交接触被苏联阻断，也由于受到苏联意识形态传播而形成的斯大林主义信念，导致中苏结盟反美。但“苏联信仰”毕竟不符合外部世界的实际，经过由苏联、朝鲜议定而把中国卷入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中美关系敌对，美国把中国排斥在对日战后处理过程之外，建构了以中日关系羞辱中国尊严、损害中国利益的“阵营对抗”东亚秩序。
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实证研究的自我认知和外部世界知识，需要根据自主的知识生产和信息战略设置外交议程；而欠缺这种主体性和能力作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一边倒”的中苏关系把中国带入了冷战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生产在“阶级斗争”这种违反民主化即普遍国民化的民族国家原理的反共同体政治控制下处于谎言充斥的废弃状态，即便是中苏关系失败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形成基于符合中国外交实际的问题意识设置外交议程以与美国、日本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政治主体性自觉，而是自满于“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之类的“新一边倒”战略机会主义。
结果，在中国能参与的“正常化”东亚秩序转型中仍然暧昧地搁置了决定美日对华关系敌对结构的“台湾问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钓鱼岛问题”。无论是向苏“一边倒”的反美，还是与美日“一条线”的反苏，都证明了国际认知能力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欠缺；而现在中国所遭遇的外交挫折，也依然是认知能力和主体性缺损症候群。
国际政治主体性建构需要彻底反省斯大林主义迷信时代的教条主义，破除政治合法性论证的信息生产封闭性，在自主开放的信息战略前提下培育实证学术研究，以具有民族国家立场和国际主义意识的知识思想话语体系参与国际对话而达成信息对称、利益平衡的国际共识，通过主动的知识思想传播和外交议程化解被敌视、蔑视的国际政治语境。
但这种觉悟尚无中国思想史和外交史的辩明，所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日外交以“友好”表象自我麻痹而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秘档制度和行政干预则把中日关系的学术研究也“搁置”下来。其后果是，即使日本删改有搁置争议内容的外交记录，也仍然因为其主动公布档案而掌握主动权；即使日本学者根据删改的外交记录得出片面的“不存在搁置争议”结论，也仍然掌握了国际学术话语的主导权。
在这种长期不利的国际传播环境下，中国的学术话语、媒体议程受到日本的制约或诱导；及至日本政府采取否认“搁置钓鱼岛争议共识”的“固有领土”化步骤，欠缺公布外交记录信用和日常学术研究积累的中国主张反击乏力，宣示“捍卫主权的决心不可动摇”又被解读为“中国威胁论”逻辑的战争立场，中日关系就陷入了重复失语、对话无能的国际传播缺位、外交职能不全的状态。
厘清这些基本逻辑就可以明白，东亚秩序进化的核心命题是，在与美国达成战略共识的前提下，以公正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过程重建中日关系。这是一个从知识生产到政治外交行动的主动思考、积极对话、促进地区政治转型的过程。
中国学术必须有基于实证研究的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和利益表达，中国外交必须有主动设置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议程的能力来争取尊严和利益，而不能依赖对方的道德自觉或救世帝国的干预——这是作为依然的“第三世界”国家改变地位、命运的应有觉悟。历史反复证明，无对话能力而自满于原则性表态甚至政治谩骂之类的“论战”，其勉强充作“空话外交”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而无益于和解进程，是无外交的表征。
国际政治主体性、民族国家能力的建构需要在国民全体规模上破除政治特权局限、教条迷信束缚的知识理性努力。知识生产、国际交流必须从国家主义、实用主义的“象征战略论”转变为国民主义、理性主义的“责任能力论”。经过改革转型而成为有能力、受尊敬的国际政治主体，才能推动东亚秩序在反映中国尊严、利益的战后和解方向上进化。以这种觉悟观察现实，前景不容乐观。
2014年7月日本作出“解禁集体自卫权”决定之后，其外相访美表示了把购买“离岛防卫”所需的“鱼鹰”飞机纳入来年年度预算以及其他军购、合作意向，而同时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达成了“300多项具体成果”。美国如此左右逢源，可能是“正常化”秩序“最后的晚餐”，因为日本的军购具有贿赂美国、威慑中国的两面性，其目标在于钓鱼岛的“施政权可视化”——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是对“美帝国”权力的“日本帝国主义”式解构。
(本文摘编自《开放时代》，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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