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建国:经济增长七大红利的消失与对策
2015/3/17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即将进入“更年期”的调整状态,调整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但仍然属于市场经济的常态范畴。原因我归纳为是七大红利消失或缩水,包括人口红利、结构红利、生产率红利、技术引进红利、环境资源红利、净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

     当前广泛引用的新常态定义是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利安讲新常态的几个特征,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他们提出所谓的新常态是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起、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他们强调,新常态指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讲对新常态的归纳是比较悲观的。

     而中国官方对新常态的定义则不同。中央经济工作会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等八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做了一些分析和定义,提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是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粗放型增长转向品质效益、集约型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转向新的增长点。

     我认为经济工作会对新常态分析和定义判断是愿景性的,更多的是一种目标和政策取向,而不是经济新常态下必然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讲新常态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来看待,就好像是新常态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讲的新常态和国际上讲的新常态是两回事,所以国外舆论把中国的新常态叫做习近平常态。

     新常态的本质和形成原因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发展,但我们仍然是低消费、高出口、高储蓄、高投资率,而发达国家是高消费、高进口、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从结构来讲,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是结构对偶扭曲,发达国家知识产业优势,通过智慧财产权大量获得技术资金超额利润,制造业萎缩靠进口,支出硬通货。中国技术落后靠技术引进,支付大量智慧财产权费用、技术专利费用,我们大力发展制造业,大量出口,获得外汇储备。

     目前中国也在研究开发新技术,我们支付的租金、智慧财产权支付金减少了,技术出口减少了,我们国民的剩余价值分给外国人的越来越少了。同时通过进口政策调整对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取消了,制造业出口在低档次的出口,这两年增长放慢了,但是我们实现一个更加协调转换是有进展的。

     世界各国的经济新常态

     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对我们挤压了以后,制造业并没有恢复增长,因为成本没有优势,即使中国不造那些产品,我们的产品提升了,一些中低档产品转到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没有回到发达国家,欧洲更加明显的,技术租金获取不到了,制造业发展不起来,最后造成债务危机、财政危机,所以欧洲发生危机,这就是他的常态,未来它仍然会处在这个状况。

     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技术研究开发会不断的挤压他的技术租金和知识产业红利。同时,制造业即使不在中国也不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高消费、高借贷靠什么维护和还债?来源没有了,他们的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常态,就是更年期后的常态。所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我认为这次危机恢复是无望的,但是美国除外,因为它太强大了。欧洲很多国家,特别是边缘国家,希腊、意大利,北欧一些国家都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是他们的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我理解是即将进入更年期的调整状态,调整过程存在不确定性,但仍然属于市场经济的常态范畴。原因我归纳为是七大红利消失或缩水。

     中国经济七大红利的消失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去高增长,其中原因之一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缩水始于2004年第一次出现民工荒,那次我们认为是结构性的,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16-59岁劳动人口绝对数不断减少,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以后还要减少。劳动人口绝对数的下降就意味著人口红利的消失,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逐步的这个动力消失。

     二是结构红利消失。过去30年支援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可直接大规模复制生产能力的原材料型、重化工产业的产能。虽然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仍会继续增长,但未来5-10年内它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

     以钢铁为例,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产能有9.9亿,根据我个人分析我认为至少有11-12个亿。无论怎么算,到2025年中国不用再建任何一个钢铁厂,这些产能的投资需求就停止了。这些产业的增长过去可以大量复制,不需要更高技术的产业。现在支撑增长的能力消失,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创新的依赖性非常大,可复制性非常差,难以接替传统重化工产业支撑经过的高速增长。

     三是生产率红利逐步消失。过去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逐步加快的,原因很多,例如管理创新和大量的技术引进。但是200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下降的,2000-2007年贡献率43.8%,2008-2012年降低到20%,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已经在下降了,甚至是零增长,这样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会出现问题。

     从长周期来看,原始创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在宏观层面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没有引发或者产生生产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因而也就没有导致经济增长加速度。我们看美国、英国、欧洲一直是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只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放慢。

     四是技术引进红利缩水,管理红利下降。技术进步引进生产率增长率增长最快的制造业占比下降,生产率增长率增长慢的服务业占比上升。

     五是环境资源红利消失。我们的资源过去自给自足,现在70%的石油靠进口,70%的铁矿靠进口,90%的铜矿靠进口,90%的天然橡胶靠进口,环保投入未来还历史欠帐,资源环境红利完全消失。

     六是净出口红利缩水。城市化红利缩水。过去每年一千多万人口进入城市,随著城市人口基数不断增大,城市化速率减缓。

     七是改革红利缩水。随著改革深入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普惠式的改革红利基本殆尽。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冲动型驱动经济增长动力下降。过去地方政府为制造经济增长业绩透支财政支出,导致债台高筑,导致大量产能过剩、生态环境透支,这种现象不可能再继续了。下一步改革难度很大。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平改革会抑制社会精英的增长激情。

     应对红利消失的策略

     这七大有利于过去增长的红利,不是消失了就是缩水了,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变为中低速增长。七大红利缩水导致中国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常态。我们一直说产能过剩,一直调整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效果有限。

     美国1972-2013年的产能利用率平均81%,按照这个数字算,市场经济正常调整下,40年平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就是78.7%,20%多产能过剩是正常状态。中国钢铁的产能严重过剩,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产钢量7.8亿吨,说产能9.9亿吨,一除,正好产能利用率也是78.7%,一点不过剩。不是理论错误就是数据错误。这对未来一系列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我的对红利缩水的对策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以人力资源开发形成新的人力资源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前提是创新驱动战略有效实施对人才形成有效需求。

     第二,以制造业创新升级应对结构红利消失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与技术创新。

     第三,以中国创造获取技术租金或服务出口弥补物质产品净出口红利的缩水,并激励扩大内需。

     第四,以促进进城农民的权益城市化,促进新市民消费能力提升弥补城市化红利的缩水。

     第五,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回圈经济弥补生态环境红利消失。

     第六,通过挖掘制度改革潜力,降低社会运转交易成本,提高商业自由化程度和经济效率应对改革红利缩水。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与重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无论如何,经济年龄进入更年期,增长速度减缓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摘编自《中国网》,以上摘编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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