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滨海新区一爆炸,网上谣言就横飞,是好是坏?
2015/8/14 瞭望智库

    

     瞭望智库导读

     2015年8月12日晚11点半左右,天津滨海新城发生爆炸。从13日凌晨开始,各大媒体对这件事进行相关报道,社交媒体上也是一片沸腾,但其中不乏谣言、传闻、小道消息等失实信息。在讨论与转发具有煽动性的议题时,舆论一次次被带上了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批评轨道上。谣言真的是“真相的另一种形式”,“能够倒逼真相”吗?又该如何避免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负面情绪的累积呢?

     文︱安迪钊

     2015年8月12日晚11点半左右,天津滨海新城发生爆炸。13日凌晨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爆炸现场的视频和图片。央视在凌晨一点以滚动字幕的方式报道这一新闻,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开始进入报道行列。凌晨3点左右,微博“平安天津”发布情况通报,声明这是“装有危险品的集装箱起火爆炸”,凌晨5点,人民日报通过微博公布死伤人数。13日上午,澎湃、新京报、央视等媒体记者进入事故现场进行滚动更新报道,报道焦点集中在死伤人数、事故起因以及党和政府救灾措施等方面。

     2011年开始,国内发生重大突发性或灾害性公共事件往往借由微博以及后来出现的微信等个人化的社交媒体,推动网络舆论的不断发酵与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记者、网络大V扮演着不可忽视的“意见领袖”的角色。天津滨海新城发生爆炸的短短一天内,社交媒体与网络舆论的发展所呈现的特征与以往既有相同点,也存在一些差

     根据周小传的数据分析(见“天津塘沽爆炸舆情有些人该醒了”),微博在爆炸发生的一小时内(8月13日凌晨一点前)与13日上午十一点两个时段内,有关的议题和转发的帖子的情绪表征为:积极态度持续占据主导(58.98%上升为60.02%),而负面情绪的帖子有所上升(32.63%上升为33.33%),上升幅度小于前者。单纯从数据来看,这一情绪变化与以往重大公共事件在网络引发的负面与消极舆情稍有不同(例如2011年723动车事故以及今年6月1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等)。

     其次,对于此次爆炸事故的讨论,8月13日上午至下午的焦点相继从消防员是否应当冲锋在前作无谓的牺牲、天津电视台与当地纸媒的不作为转移到CNN记者现场报道被拦阻。

     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成员对后两者具有煽动性的议题的讨论与转发过程中,再次回到了往常网络舆论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批评轨道上:新闻不自由和审查制度对事态的延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阻挠和打压,最后总结为对地方政府吏治的抵触和不信任。

     尤其是CNN记者被拦阻的视频,在事情尚未澄清之前被掐头去尾地被上传至网络上,演变成微博或微信用户“讨伐”地方政府“封锁消息”的重要证据。随着CNN自己在推特公共账号上的声明,这一对“警察国家”的想象才被扭转过来(见《环球时报》“美国记者在天津采访被“围殴”?真相在这里!”)。

    

     另一方面,爆炸事故不可避免地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引发谣言的传播。例如爆炸的“人为纵火论”以及爆炸污染物对北京等地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在13日上午十点左右一度成为微博和微信转发的热点。@平安天津在13日早晨六点左右发布消息称,“爆发后产生的粉尘没有扩散”,“对附近居民威胁极小”,央视记者在“新闻频道”11点的新闻直播中声明空气的确让救援官兵感到不适,但仍然无法断定具体的影响。

     然而,亲历现场的市场化媒体(例如澎湃)的记者透过网站或微博表示现场气味“非常呛人。很想吐痰”。网络评论和社交媒体转发的帖子倾向于质疑官方媒体主动的澄清和声明(典型的例子包括两张空气质量图片的对比,以及今日下午五点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对凤凰卫视关于“为何国家会派遣核生化武器进入爆炸现场”的回应在微博上所引发的质疑)。以上两方面也正是周小传数据分析中负面情绪上升的重要原因(据推测,下午时段的社交媒体的帖子的负面情绪指数可能会继续上升),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负面情绪的累积,与网络大V或知识分子的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对于社交媒体的受众而言,他们大部分身处于事故现场之外,空间的距离、信息的需求以及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的情感惯性,合力推动他们寻求国内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甚至境外媒体“客观的”现场报道。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市场营销公号、智识集团甚至反社会行动者的挟带私活,借力打力(见赵皓阳“灾难面前,请不要吃消费死者的人血馒头”)。谣言、传闻、小道消息等失实信息才能以满足知情权的文本形态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受众不明真相,他们也无需花费时间和精力证伪网络上流传的各种帖子和消息。

     另一方面,网络谣言也绝非“真相的另一种形式”,“能够倒逼真相”。与其愤怒地讨伐谣言,不如相对耐性地认为这是真相与谣言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并非势均力敌的零和游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形成社交媒体言论自身的“净化”机制,以及更为重要的,哪些智识力量的介入导致这一“净化”行为或者新媒体的“有机”运动?

    

     最后,在任何灾难性或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爆发初期,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上人们的转发必然是应激式的和海量的,问题的关键除了官方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对事故起因、后果、死伤人数的即时报道与更新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舆论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网民和民众是否客观上共同导致议题的被遮蔽现象,哪些议题被遮蔽,哪些被放大,被放大的议题中哪些方面被遮蔽,哪些又被有意强化?

     此次天津爆炸事故发生的当晚,陕西省山阳县山体滑坡,四十余人失踪,但这一同样属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则基本上淹没在社交媒体中对天津爆炸案的讨论和关注里;而有关天津爆炸事故的讨论帖子和媒体报道(可见胡涵《五问天津爆炸:被化工和恐慌围困的城市》)大多集中于事故起因以及对政府隐瞒真相的担忧,或采用黄色新闻的方式较为详尽地描述爆炸发生的实况和事故现场的情形,但有关发生爆炸的企业天津海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待遇、死伤人员的具体情况(外来务工人员还是其他人为主)等在目前这一阶段还尚未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焦点(可见左楠关于天津爆炸,你必须知道的几个事)。

     (本文为新华社瞭望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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