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工厂搬到东南亚的企业家后悔了,工人没素质就想玩
2015/11/28 瞭望智库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以《中国双重转型之路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什么?》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思客》,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打破“大锅饭”才能有积极性

     链条是从最弱的环节突破的,中国的双重转型实际上一个是体制的转型,一个是发展的转型。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双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

     计划经济链条是很严密的,怎么突破?就从最弱的环节突破。计划体制最弱的环节是农业,因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城市居民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是城市居民,你总有粮票、油票,以及其他的一些票证。再怎么困难,还可以一个月有两斤肉。所以,城市居民如果没有工作,只要你愿意干,种树、修路,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生活费。但是农民不是这样,农民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

     所以,这是最弱的环节,农民生产按照政府的计划做了,你的生活却没有保障,就给你一块地。但是,这怎么办?所以只要一有松动,农民那种改革的愿望是最强的,改变现状,突破就在农村。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动起来了,“大包干”是从农村开始的,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四川也有。但是,这个口一开以后,中国的改革就挡不住了。

     接下来,就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要紧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群众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搞了“大包干”了,粮食增产了,农民能吃饱了,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寻找就业机会。

     这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农村劳动力多了。中国劳动力不足,可是“大包干”以后,积极性起来了,劳动力就多了。多了以后,给咱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办乡镇企业。自己有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那些下脚料来做原材料,乡镇企业起来了。乡镇企业生产了产品就要卖,谁来卖?自己找门路。

     1980年代初,你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穿一件西装,有时候还打个领带,但身上的大包小包证明他们是农民。他们走遍全国,是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因为他们要自己找销路。

     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乡镇企业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了。跟计划市场并行的是乡镇企业市场,这个并行就意味着,统一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谁打破的?农民打破的。农村的改革是农民“大包干”以后,农民到处在流动,农村的变化体现在这里。

     此外,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也发挥出来了。因为农民已经不仅局限在农村种自己那块田了,到城市来做工,尽管户口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有工作做,能赚钱就行了。

     这些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没有,但是在中国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在搞发展,可是他们的发展很明显,他要摆脱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是不会逆转的,不会倒退的,因为谁会愿意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没人愿意,他一直在向前走,因为目标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是不一样的,双重转型,既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不能让人家感到失望,提高民生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经过计划经济来的。城市里的人,过去不管怎么说,还有铁饭碗,还有大锅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而民生却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

     所以,我们的国家在双重转型中,给发展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在双重转型的国家,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有可能逆转。这个是我们以后的改革都要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善民生?因为有一个对照在那里,是大锅饭。大锅饭从哪里来呢?他不是一个锅吃饭,它是两个锅吃饭,甚至三个锅吃饭。所以,《水浒传》第19回到20回,晁盖立下梁山的分配原则,从山下抢到财物以后,作为分配的部分放在大厅当中,山上少数头领吃这半,众多喽啰们吃那一半,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这就是梁山上的分配原则。

     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样吗?你属于这个城市,在这个锅里吃饭,属于那个城市,在那个锅里吃饭,所以有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是,过去人不知道的,谁知道看《水浒传》要注意哪个地方。反正我跟我认识的人,咱们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不知道锅外还有锅,我也不知道那个锅里吃的什么东西。

     2

     最难的就是就业问题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产权改革。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报告,当时正要放开价格,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就是要产权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价格有什么用,他也不承担风险,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然后怎么做?要不要走股份制道路,这就是当时在办公楼礼堂的那场大论战的开始。但是,最后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又经过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终于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中国最难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就业问题。我当时提出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兼顾物价的上涨,这就告诉我们,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始终是重要的。实际上到今天,就业问题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就业问题重要,通货膨胀问题同样重要,这给我们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又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提高自身素质,就业才不是难题

     我最近带队在一个工厂考察,投资了很多亿,我问那个企业负责人,你投了这么多亿,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能够增加多少就业岗位?结果他回我的话,一个都不增加,还裁员呢!我用的是机器人。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产品才能到国外去竞争,我增加少数的管理人员。但是,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只要投资,劳动力就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工厂里,我跟企业家们谈,我说你工厂怎么样?他说现在工人太难找了,为什么?技工短缺。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刚好也在这边,他们把厂迁到东南亚去了,结果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迁到东南亚的时候,认识到一点,就是说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大概只有中国工资的一半,有的比一半还少。那不是好事吗?他说不行,他到那里就后悔了,想回也回不来了,工厂也建了。第一、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中国工人一般很讲纪律,而那里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儿学,而东南亚人不努力学习,而且一味地想消费,想玩,想放假。

     中国的下一步,将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现在缺的是技工,将来怎么办?

     3

     土地确权后提高了农民收入

     中国的农业大有发展前途。如果大家愿意下农村看看,会发现农村现在的变化很不一样。我带了政协在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进行调查,我们到了嘉兴的一个叫平湖的县级市,我们去平湖的两个村镇,人都走不进去,地下全是红的,放炮的,土地确权工作验收完毕了,老百姓自发地放炮,当地的盛况远远超过了土改。

     农民有什么好处呢?他承包地的经营权有经营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有使用权证,再加上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有房产权、房产证,可以抵押了。这样农村就活了,第一、他放心了;第二、有抵押了。有抵押一笔钱就到手了,这样去开店,做生意,农业搞好,也有钱了。

     现在浙江正在推行家庭农场制。大家从书本上看到,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当初向西部推进的时候,加拿大有,西欧国家也有。现在中国也有了,家长不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农业专家,你接不了班,要懂技术,农民要学习,这就遇到新的情况。农民把原来宅基地的房子都拆了,我们去看,盖的都是四层楼高的房子,第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第二层他们住,我们家住第三、第四层就够了,收入就增加了。

     嘉兴市给我们的汇报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验收以后,比例是1.9:1,收入差别大大缩小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新的情况。

     农业正在起来,农民不在本地种田,到外地去,田自然有人种。我们在浙江考察的发现,田由安徽来的农民种,浙江农民自己去谋更大的发展。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发现一个情况,重新丈量土地,土地比过去多了20%。我们又做了调研,怎么会多20%?就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刚实行承包制时,农田一小块,地有好有坏。所以,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制,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一样了。这次准备确权了,跟村民讨论土地怎么算?都一样,土地都差不多了,一亩算一亩,而过去两亩算一亩,多了很多土地。

     第二、过去是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田埂,田埂被刨掉,不算土地,田埂的两边遮太阳的,太阳不能充分晒到,也刨掉,现在田埂都没了,农民就记得从哪棵树到哪棵树之间是我家的。全部是用拖拉机、插秧机,要田埂有什么用?田埂平掉了,增加了土地,两边遮太阳的地也没有了,土地就多了,土地多了20%。如果照这个比例算,土地变成耕地,全国18亿亩耕地,将会变成21.3亿亩。

     为什么土地多了?当初要缴农业税,农民怕增加自己负担,所以家家都是瞒报,少报,大家互不揭发。现在没有农业税了,农民说,只有傻瓜才少报了,没有农业税,将来土地入股,你自己报那么少,土地要出租,就给你少算了。哪家多少地是全国公布的。所以,土地多了,这种新情况,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现在的土地合作化,实际上代表着农民有信心了,农民懂了。土地确权以后,农民自愿入股,真正的合作化从现在才开始。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的改革还正在进行之中。

     附:

     未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会消失

     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思客》,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坪山做了题为《新常态和中国经济的走向》的学术报告。本文根据报告内容整理。

     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终点。一定要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中去。创业要处理好“三个清单”的问题。

     第一个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不是被禁止的行业、不是被限制的行业,都可以做;第二个是“权利清单”,就是政府要依法、依章办事,不能过多干预市场;第三个是“责任清单”,包括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在当前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革转型中,要推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是慢慢在德国推广开来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来说值得借鉴,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道路,会非常有潜力。潜力在哪里?比如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可能有过在国资委主管企业的经验,退休或辞职以后加入了职业经理人的队伍,是专业的人才。这对于民营企业的转型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前,很多民营企业选择继承人不外乎两种方式: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我挑谁;二是“唯亲”,谁跟我最亲,几个儿子中我最喜欢哪个儿子我就选谁。这在长远来说都是有毛病的,维持一段时间之后,企业要继续发展,终究还是要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来选人,最后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合股人,企业就延续下去了,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做参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广东有广东的省情,深圳有深圳的市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先别着急,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形成,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能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人口红利从哪来?——来自创业者、专业人员和农民。

     现在一般会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这话不准确,为什么不准确,因为物价的上升、工资的上涨,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用完的过程中,然而我们还可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的,就是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当前,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边上完成工作,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的状况,现在变成了计算机指挥,运用机械设备去做。

     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当人们都在计算机边上的时候,你能说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说不出来的,这个界限在逐渐消失,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没有了。大家都在运用计算机操纵机器人。

     在此前提下,新的人口红利将会在哪里产生?新的人口红利将来自创业者、创新者,来自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成长起来的新的专业人员,也来自农民——他们正在努力学习成为新型的农场主。未来,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的数量也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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