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能否参与政策制定?——瞭望智库专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
2016/3/18 瞭望智库

    

    

     包道格说:“在人工智能参与政策制定方面,目前只有最聪明的人士在讨论这一前沿问题。”

     文︱瞭望智库研究员王亚宏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标明出处及作者

     身材高大的包道格是华盛顿典型的“旋转门”人士。他从政时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和总统特别助理等要职,到商界干过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之后转到学界,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

     也许是横跨政商学三界的丰富经历,让他遇到人工智能的挑战这样的话题时也能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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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制定外交政策会怎样?

     在瞭望智库与包道格交流期间,谷歌开发的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人类冠军——韩国棋手李世乭,为人工智能的未来畅想再添一笔。

     面对来自人工智能可能的“抢饭碗”行径,包道格先是表示对这个“对手”并不熟悉,不过他说,还记得多年前IBM的“深蓝”在国际象棋上的表现,“这是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以前更多的是静态分析,现在则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变量。在人工智能参与政策制定方面,目前只有最聪明的人士在讨论这一前沿问题。”包道格说。

     不过他仍表示,期望有朝一日,人工智能参与外交政策制定能进入实用阶段。

     包道格认为,虽然和在“大棋局”上相比,在现实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目前仍没有即时的数据和可靠的信源,因此难以构建完善的数据模型,但人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有猜测的因素,在国际危机领域最能反映出这种不足,因此这也给了人工智能进行补充的空间。

     人工决策失败的典型案例就是目前的叙利亚局势。

     “阿萨德家族已在那里统治了30多年,之前政局很稳定,对外部世界也不构成威胁。但六年前,这个国家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农民都进了城。由于国民经济虚弱,难以提供补贴,整个国家经济体系陷于崩溃边缘,人民感到绝望,社会陷入混乱,对邻国和整个地区都造成了影响。政策制定者本应预料到这种糟糕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却没人对政策的结果负责。”包道格说,“美国针对叙利亚制定的外交政策远说不上成功,且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

     因此,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第一步是发挥补充作用,包道格表示,“我思考过如何将大数据应用到外交领域,今年五月斯坦福大学将召开会议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都会来参加。”不过他也承认,目前的情况是,科技公司们都想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除非他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些什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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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再平衡”并非是对华激进政策

     美国的中东政策在叙利亚失败了,而在东亚美国政府则在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

     “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参与了再平衡战略的制定。此战略的出台有美国国内的原因,奥巴马总统打算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但又不想让美国看起来太衰弱。因此在结束两场战争的同时,决定在亚太进行军力重新部署。”包道格说。

     在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时任防长帕内塔称,到2020年,60%的美国军舰将部署在亚太地区,这让人们认为美国将增加在亚太的军舰数量。

     包道格称,这并非是增加这一地区的驻军,而是削减其他地区驻军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该政策被称作“再平衡”的原因。

     “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里一直推行的战略,现在奥巴马政府已经接近尾声,在美国选出新的总统后,这一战略的前景也会面临不确定性。

     “在有了新的总统后,再平衡政策会有新的名字,也会有新的执行团队。”包道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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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对中国经济放缓反应过度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日益上升,不过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但对于市场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包道格认为担忧有些过度了。

     “中国是遇到了不少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优势。”包道格说,“如果看东莞这些地方,会发现经济增速确实在下降。但如果再看看湖南、宁夏这些地方,会发现仍处在快速的发展期。因为在那些地方,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涌进城市,他们需要住房,需要学校教育和医疗。每一个农民工投身于服务业,都会创造新的需求。”

     当然,由于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而目前外部环境也确实对中国出口不利。“欧洲与新兴市场的不景气,的确会对中国出口有所妨碍,但中国内部需求仍有很大潜力可挖,能对出口减少起到有效平衡作用。因此即使增长减速,中国经济仍有着稳定的动力。”包道格说。

     中国经济仍有内生的动力,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对中国形势的“误读”,包道格认为中国与外部沟通不足是一个原因。

     “更好的与外界沟通和交流很重要。”包道格说,“政府做决定前,市场需要得到一些指引,这样市场才能对政策有正确地理解。否则,市场可能会有过度反应,并带来不良影响。对政府来说,不管是政策变动还是市场变动,都需要充分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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