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什么样的企业家才有未来?
2016/5/1 瞭望智库

    

    

     100多年前,胡雪岩和左宗棠的交往,被称作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典范。一个成了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一个成了功勋卓著的一代名臣。官商互助,名利双收。

     如今百年过去,这个官商“典范”或许需要重新解读。尤其是近两年,在制度建设推动反腐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政商关系正走近新型关系结构化重筑的拐点。

     文︱瞭望智库宏观经济观察员陈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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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初,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两个字概括新型政商关系。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新形势下营造政商关系新常态,如何构建“亲”“清”融合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新常态,企业家又该怎么做?

     4月26日下午,一份《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在北京大学发布,该报告认为,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构建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报告课题组还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中,给企业家们提出了七条切实有效的忠告。

     “这个报告不是要爆猛料,讨论中国如何反腐,而是在反腐当中政府怎么和企业家一起往前走。”课题组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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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的学问

     王健林说,处理政商关系在中国是比博士后还要高的学问。

     在《野蛮生长》中,冯仑用“离不开,靠不住”两个词,形容政商交往的艰险。

     政商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如何处理好政商关系,对于商人是门艰深的学问,而对于官员来说也并不轻松。

     交织在一起的政商关系,通常被形容为“上了同一条船”,顺了,海阔天空;逆了,一同溺水。

     报告显示,随着官场的剧烈震荡,商场也波澜骤起。一名落马官员背后往往 有数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调查、抓捕。典型的例子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名被调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官员。

     中纪委在2014年7月对周永康立案审查,随着周永康案调查的展开,多达300 多名与之相关的人士列入被调查者名单,其中包括众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国腾集团原董事长何燕、成都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等。

     报告称,盘点近四年中国经济大事件,反腐无疑是重中之重,其矛头直指官场中的贪腐现象,而中国的政商关系历来盘根错节,随着大量贪腐 官员的落马,牵涉其中的企业与企业家受到巨大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刑罚之严、数量之众,实为罕见。

     “新的政商关系已经到来,商人经商会越来越规范,旧的政商关系是回不去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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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新常态

     在持续反腐的局势下,目前政商关系将受到何种影响?报告课题组认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

     第一,反腐成为新常态,旧政商关系存在空间被压缩。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轮反腐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以前相比更倚重于“制度式反腐”,减少了“反腐一阵风、吹吹就过去”的可能性, 反腐常态化使得非正常政商关系行为的存在空间在较长时期内都会被明显压缩,也使得企业家调整对待政商关系的态度成为必要。

     第二,简政放权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面临新的政商环境。

     过去通过权钱交易,政府官员释放部分资源给市场。在现实中 随着管制给官员带来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员会得到负向激励,更有动力去实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减少管制。而减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趋势。

     第三,新型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提供了新型政商关系生长的空间。

     以1984年为当代企业史元年计,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年历史。这些企业的许多创业者已逐渐退居幕后,由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第二代接班。这些新的管理者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具备海外留学背景者,他们更认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

     报告认为,在制度建设推动反腐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企业家在政府官员中的“保护伞”日益受到压制,商人行贿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执法环境,这些都推升了旧的政商关系的经营成本。

     加之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空间的增加,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二代更现代化的管理思维,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政商关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贿赂换取资源的旧政商关系成本太高、大势已去,企业需要更能规避风险、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新型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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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该多远

     不能和官员走的太近,当然你也不能太远。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属于社会道德和价值判断问题,又存在操作尺度问题。

     “‘亲’和‘清’的关系,是一个尺度和距离问题,官员和企业家既要近,又要保持距离。”薛兆丰表示。

     那么,与官员保持的安全距离在哪里?

     报告对一些知名企业家进行了“点名表扬”。这些企业家包括鲁冠球、柳传志、王健林、马云、刘永好、王石等。报告认为,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多人与政界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动频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离。

     而总结这些擅长处理政商关系的企业家们的经验,可以看到,他们更强调与事近,而不会与某个特定的官员走得过近,虽然密切但仍保持适当距离。而在处理企业事务上,他们与历届政府均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了解官员对做出政绩的渴望,也会选择那些当地迫切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以此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倾斜。

     报告认为,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 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 “非法定认同”。

     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 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柳传志在联想集团发展壮大时曾说过:“我们的社会生态挺干燥的,你别刺激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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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向前走

     除了自设底线,报告还给出了其他六条建议,分别是:坚守“复利最优”策略、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识别政府的政绩需求、利用行业协会力量和走出去策略。

     对此,周其仁通过案例进行了解读。

     周其仁举例说,万科拿地总拿不到好地方,但他们会把坏的地做成好的楼盘。“在政商的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它是一个替代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更多地找一个人罩着给你开绿灯,你也可以选择吃亏,宁愿吃一点亏来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说,企业没得到特别的关照,反而就会逼着自己提升能力,这个能力被市场承认以后倒过来政府会围着你做。

     企业家要学会选择的另一方面,是审时度势。周其仁说,冯仑在纽约大价钱投了一个项目,意图建一个中国中心,但每次要缔约,中方的法律文件都迟到,结果导致一次次违约,项目也赔了钱。后来,冯仑将企业的注册地换了地方,文件也终于得以顺利通过。对此,周其仁建议,一个企业往哪放,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走顺。“你要审时度势,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他分享的另一个案例是,多年前,大连一家农产品企业为了市里的一个扶贫项目捐了一两百万,大连市政府要感谢企业,要给企业送块地,被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坚决拒绝了,后来薄熙来出事儿了,这个企业没出事儿。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国家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周其仁说,任何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的条件。“这30年来,活的长久的企业、优秀的企业,都对危险有警觉,对危险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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