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奥运全世界都在针对中国? 别再盲目煽动了
2016/8/16 瞭望智库

    

    

     对待“问题判罚”的正确态度,是如《孙子兵法》中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先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做足,把失误减少到最小,否则即便裁判没问题也未必就必然获胜。

     文 | 旅加学者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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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这样几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

     “里约奥运,为什么被黑的总是中国队?”

     “这不是最差的奥运,但是是中国队被黑最惨的一届!”

     “里约奥运会中国队被黑盘点,网友吐槽:还比什么,有裁判的中国都赢不了”

     提到的裁判针对中国队员的不公正裁决,看了让人义愤填膺:

     女子重剑半决赛,趁虚而入照样得分。中国选手孙一文对战意大利选手,当裁判吹哨停赛的时候,孙一文停下,而意大利选手却趁机偷袭集中了孙一文,然而裁判还是判定意大利选手得分了,最后意大利选手也胜利了。面对这样的裁判,孙一文无奈却不得不说:“就是裁判的原因。之后三四名决赛我努力调整自己,但是很困难,还好我发挥的还可以。”最终她拿到一枚铜牌。

     女子体操被压分,连拼牌资格都没有。就因为中国队出场较早,女子体操全被压分,本有夺金希望的小将竟然连单项决赛都没进。

     队内平衡木第一人商春松在木上基本一个晃动都没有,却得到了8.1的完成分,而之后出场的波诺尔瑕疵明显更多,得了8.7的高分。最后,平衡木单项只有范忆琳晋级,小组第6。

     高低杠,美国科奇安,转体下法均大分腿,质量9.166,资格赛第一(体操是难度分+完成分)。而中国队范忆琳,难度分高达6.9,是所有选手中最高的一位,质量也不低,但完成分只有8.366,最后排名第九。恰好被挤出单项决赛(前八名参加)。

     同样是高低杠,俄罗斯选手斯皮里多诺娃临场降难度,成套难度仅为6.5,却被裁判误判为6.7,与此前该选手最高理论D分持平,最终能进入决赛。而中国该项目,只有商春松以小组第8惊险晋级。

     男子拳击,裁判指鹿为马。中国选手吕斌对战肯尼亚选手,比赛中一度将对手打到读秒,裁判宣布结果前已准备好庆祝,然而裁判却高举起了对手的手……吕斌一脸愕然,教练无语,外方解说都看不下去了。

     按照规定,现场有5名裁判打分,最后抽取3人的分数作为判罚依据。这场比赛抽到的是立陶宛、匈牙利和乌克兰裁判,只有乌克兰裁判给了吕斌29:28的成绩,另两人都是28:29。一分之差……

    

     就连场边的英国评论员都看出来了:“观众们更倾向于支持他,所以现场的呼喊声就起来了,我认为这些呼喊影响了裁判,毫无疑问,中国选手应该是胜利者。”赛后吕斌微博感慨:“裁判偷走了我的梦想”。

     ……

     因此,一些国人、甚至部分评论员和媒体认定“非战之过”,而是“被裁判黑了”。许多人(包括一些专业或准专业人士)高呼“我们只是输给了裁判”,甚至有人“脑洞大开”,认定存在一个“针对中国的黑裁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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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么?

     理论上奥运会各项目裁判和裁判监督委员会都由各体育单项联合会选拔、指定,这些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判、监督遴选程序虽各有不同,但大抵要兼顾水平、地区平衡和现实情况,绝大多数奥运项目并不存在、也很难存在一个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去“黑”的“裁判黑手党”。

     应该说,现代体育历史上的确有一些项目,因为个别国家、集团优势过于明显,在单项体育联合会各机构、各层面都具备了压倒性、垄断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了大小赛事中特定国家运动员“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如冷战时期苏联、东欧集团就曾在体操、冰舞等项目上具备这样的垄断性影响力,导致这些国家的选手每每在势均力敌时得到“特殊照顾”。

     笔者198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读书时,同班有位插班进来的体育特长生明桂秀(五届全运会体操女子全能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体操女团铜牌获得者之一),和她闲谈时便听说“苏联人压分特别黑”,队中老将文佳在一次大赛中“金变铜”,以至于怒不可遏地将铜牌摔在裁判台上。

     这种“垄断特权项目”东西方都有,西欧人的击剑、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跆拳道,一度都曾出现过类似场面。

     但这种“小气候”毕竟和项目自身追求普及和商业推广价值的利益格格不入,因此冷战结束后、尤其近年来已显著改善,“垄断特权”不能说绝迹,但至少不会像上世纪70、80年代般只手遮天,予取予求。

     那么裁判不公是否就此销声匿迹?

     当然不会。以下几种情况还是会不时出现的。

     ——东道主“气场”。

     这并不难理解,如果86年、88年汉城亚运、奥运时韩国的“主场气场”过于遥远记忆难免模糊,上届伦敦和本届里约奥运一些有利于东道主代表队、选手的关键判罚,许多人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这种现象尽管很“拉仇恨”,近年来也收敛不少,但彻底根除恐怕很难。

     实际上,除了特别“夸张”的某些东道主,绝大多数“主场哨”只在关键时候“点到为止”。

     但这就足够了:有统计称,自1988至2000年共5届奥运,东道主都占尽便宜,以至于它们在参加下一届奥运时,金牌总数平均比“主场”低了32.8%,而高盛对1972-2008年夏奥会东道主金牌榜所作统计更表明,这些国家当东道主时赢得的奖牌数,比不当东道主时多出54%。

    

    

    

    

    

    

     ——名将情结。

     如果选手知名度特别高,在一些打分型项目中往往很占便宜。

     如罗马尼亚女子体操名将希利瓦斯1989年世锦赛上已经身体发福,状态江河日下,却凭借汉城奥运3块金牌的“资历”打动裁判,拿下了二金一银。

     而耐人寻味的是,汉城奥运会上她也曾吃过“名将情结”的亏,将本应到手的个人全能金牌拱手让给名气更大的苏联选手舒舒诺娃。

     而中国几代跳水小将在奥运总也翻不过美国名将萨博尼斯这堵墙,也被普遍认为是“名将情结”的典型。

     ——裁判个人“乌龙”。

     这同样是可能出现的,如几天前里约奥运举重比赛中就出现3名裁判之一给试举失败者亮白灯的搞笑乌龙。

     这类个人“乌龙”在球类项目中出现较为频繁。

     最有名的包括86年世界杯上瑞典裁判弗雷德里克森的“乌龙”判罚导致实力不俗的苏联队早早打道回府。

     而马拉多纳在两届世界杯上受益于“乌龙判罚”,也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

     ——争议判罚。

     这类判罚很难说是谁的责任。

     如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英国队赫斯特击中横梁的一球是否进门,凭借当时的技术根本无法辨识,只能由现场裁判凭感觉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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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运动员、评论者和观众哄传的“裁判问题”则更复杂,除了前述这些的确应由裁判负责或部分负责的情况外,很多时候并不能把板子都打在裁判身上。

     比如黎雅君的“曲肘”,按照现行规则,裁判的判罚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黎雅君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第一次试举“自己感觉我没有推肘”,并且仲裁席未改判前,裁判也向她表示试举成功;但是中央电视台解说员周英杰与前奥运举重冠军张国政在直播中也认可了仲裁席的最终判决,认为黎雅君“左肘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屈伸”。

     而中方教练竟都没注意改判,在认为第一次试举成功的情况下,增加了后来试举的难度,也就加大了试举失败的风险。这主要应归咎于本方的组织工作失误。

    

     左肘有一个明显屈伸(动图)

     又比如上文提到的拳击吕斌的“输给裁判”,其实也不尽然:按照修改过的、奥运适用的业余拳击规则,吕斌重拳“击晕”对手,由于对方并非“真晕”,“数八”只停表不直接扣分(这点和职业拳击规则迥异),因此看上去狼狈不堪的对手的确有可能“靠规则取胜”(事实上中国拳手此前也曾利用修改前业余拳击规则的漏洞得利)。

     拳击分为职业拳击和业余拳击,这两个比赛走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规则也不太相同。奥运会拳击赛属于业余拳击。据知情人士分析,业余拳击的规则导致观众的观感和裁判的判罚往往不尽相同。这在职业拳击里是少见的。

     吕斌比赛的结果被公布后,现场的观众狂嘘裁判的判罚,认为不公。其实在3天时间里,拳击赛场几乎每天都会出现3-4场这种严重背离观众观感的判罚。但是,观众的嘘声并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

     当然,如前所述,无意、故意或下意识的漏判、误判、反判的确是有的,但过度的“阴谋论”解读并无道理,更无必要。

     比如拳击,正如一些知情者所言,中方在业余拳击领域有相当的话语权,近年来得利多于吃亏;再比如吕小军的举重,最终获胜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技术上存在瑕疵(事实上他别的方面“疑问手”更严重,不过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裁判判决也并非无懈可击,但现场3名裁判中有一名正是中国人,说“刻意针对中国”显然有些杯弓蛇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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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问题判罚”的正确态度,是如《孙子兵法》中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先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做足,把失误减少到最小,否则即便裁判没问题也未必就必然获胜。

     事实上此次里约奥运几次问题判罚不论是否裁判有错,中方都存在改进的余地。如女子重剑个人赛时翻译“二传”不畅、团体赛时的变阵,女子举重黎雅君首次试举被改判时竟无人在场看情况,吕小军明明抓举强而挺举弱,却在抓举最后一把时出于稳妥减掉一公斤——如果顺利在强项抓举中多举起这一公斤,即便仍出现后来的争议判罚,也不会出现总成绩相同、却因体重较重被逆转的戏剧性场面。

     8月12日北京时间凌晨,CCTV转播体操女团时,前体操名将陈一冰在解说搭档谈及“名将情结”、“优势国家气场”时坦率指出“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如果大环境下审美和评判标准出现变化,我们应与时俱进顺应这种变化”,而不应片面和过分地强调“输给裁判”,更不应被“阴谋论庸人自扰”,在笔者看来,这种冷静、理智的见解,是正确的,更是当前难能可贵的。

     实习生刘静楠对本文编辑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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