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列强放弃瓜分中国，是列强“仁慈”还是中国尚能一搏？
2016/8/23 瞭望智库
甲午战争后在列强中盛行着所谓的“中国灭亡观”，他们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灭亡了，可以轻易把它分解为若干个国家或区域，然后按照各国在华业已形成的“势力范围”分别进行统治。然而，这种局面最终没有形成，是列强“仁慈”还是中国尚能一搏？
文 | 智客专栏作者 南门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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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侵略中国，选择了渐进的过程
中世纪以后国与国战争的集中爆发地开始主要在欧洲，继传统强国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先后崛起，伴随着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都有一场或数场战争，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洲还算平静，从7世纪开始，中国除了按“历史周期率”，大约每过二、三百年来一次改朝换代外，还没有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真正威胁。
改变来自19纪世纪初，这时中国的国力正在衰弱，而欧洲列强的争霸格局也初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争夺进入到新的阶段，一边是蠢蠢欲动的猎人，一边是尚无知觉的猎物，一场围猎活动便围绕尚未被殖民化的中国展开了。
中国在当时有4亿多人口，是英国的20多倍，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30%以上，不容任何一个国家轻视，中国还有80多万常备军队，数量列世界第一，用直接征服的办法对付中国，想必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都有所忌惮。所以，继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之后兴致冲冲来到中国的英国，一开始派来的不是他们的军队，而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是英国征服世界的最有力武器，在世界的其它角落素来所向披靡。但来到中国却感到了力不从心，中国的茶叶是英国人所必需的生活物资，每年都要大量进口，而英国的机制品和毛纺织品却在自给自足惯了的中国难以打开市场。
维护英镑的强势地位是英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环，控制金银出口是保持英镑坚挺的最重要途径，为此英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在对华货易严重逆差的情况下，大不列颠只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一船又一船运往东方。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那么经济就是政治的先导，在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展开全面较量之前，最初也会以贸易战的形式展开。为改变贸易上的被动，英国人拿出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他们坚称这纯粹是经济问题，并且避免以国家的形式出面，但这些根本无法改变鸦片贸易在道德上的亏欠，于是双方围绕着禁烟与反禁烟展开了近距离的交锋。
大清国战败了，但也许出于自知之明，英国此时仍不敢过于贪婪，除了战争赔款和割让香港岛，他们更看中的是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关税的便利，他们仍然认为只要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贸易”，仍有足够的信心先从经济上征服这个国家。
但过了几年，他们发现成效并不大，中国太大也太古老了，有很多东西是外人不容易搞清楚的，在英国的倡导下，法、美国、俄等急欲扩大在华利益的欧美国家纷纷提出“修约”，经过反复的外交交锋，最终仍由舰炮说了算，于是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有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不平等条约就像绳索，每签订一份，就如同在大清国庞大躯体上套了一根，欧美国家发起了“屠龙”之战，却不想让这条龙速死，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接连爆发了1853年的贝拉尔起义、1856年的奥德起义和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英国殖民者从中进行了反思，在寻找着新的殖民模式，在中国这里他们或许相信，不用消灭它的政权，不用替代它的政府直接对其人民进行统治，只要在经济上完成对它的彻底控制，就能控制起这个国家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这个国家长久的统治。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的炮舰在天津大沽口一带不断扬言要进攻北京、火烧紫禁城，而在上海城外却出动军队与清军合作，用枪炮共同对准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太平军。欧美列强要是的长远的利益，他们知道自己连印度都统治不好，直接统治中国只能势得其反，所以需要一个弱势却不倒的清政府。
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为保住岌岌可危的地位，全盘接受了列强的讹诈，外国军队进驻北京及周边地区后，慈禧太后以及她所领导的政权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就被列强牢牢地控制住，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代表4亿多中国人民，而蜕变为列强在中国实施统治的代理人，至此中国被列强彻底“套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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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分割比领土分裂更彻底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西方殖民主义贪婪本性造成的，那就忽视了历史悲剧内在的一面；如果说这这一切是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这几任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人奉行投降主义、昏庸无能造成的，那也没有完全了解历史。
事实上，除同治皇帝在位时年幼不说，其它几个人大体上都是“排外”的，至少做过精神上的“强硬派”。道光皇帝十几次下诏禁烟、两次对外宣战；咸丰皇帝对列强一向反感，嘴上比前任还强硬，也多次表示不惜一战；光绪皇帝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掌权，但在有限的空间里也力主富国强兵，希望国家走向富强，摆脱列强的控制；至于慈禧太后，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她的形象偏于负面，但她也不能算一个彻底的投降主义者，她曾下令向11个列强同时宣战。
当时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几最高领导人身上，如何那样就太简单了。中国的问题复杂得多，复杂到谁也拿它没办法。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归纳出很多。有人说，当西方列强已气势汹汹地从19世纪杀过来时中国还停留在16世纪，其实16世纪恐怕都是高估，说中国仍停留在10世纪之前也大体没错。
自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以来，2000多年中虽然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地更新改造，但核心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体制在政治上强调君王至上和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强调重农轻商，用这种模式汉朝轻松统治了410年，唐朝290年，宋朝320年，明朝276年，在统治者看来稳定是它的优点。
清朝建立后延用的也是这样一套制度体系，治理国家的手段与汉朝、唐朝虽有一些区别，但实质性差别不大，从财政体制上说，它延续了农业国家的税收办法，建立了土地税为主体的税赋体系，收多少、支多少都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如果天下无事或事情不大，它都能运转下去，周而复始。但当一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出现时，如何去应对，单从经济层面考虑都会成为一件棘手的问题，这一点在晚清体现得十分突出。
晚清政府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是一个“小政府”的框架，从农业上收一些税，拿出一大半去养它的常备军，剩下的发发官员薪俸、供皇室支出、搞搞救灾也就没有了，财政调节经济的功能、投入基础建设的功能、强化国防的功能基本体现不到，国家虽大、政府却很小，鸦片战争轻松被打败，国家财政准备不足、缺乏动员能力是要害。
近代经济不仅以工业化为先导，而且更重视政府的财政职能，更注重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开始重视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金融建设上晚清政府几乎交了一张白卷：长期没有金融方面的法规、没有中央银行，甚至长期没有一家本国资本开办的商业银行，尝试着发行纸币却失败了，而坐视20来家国外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且到处流通；缺乏金融的支撑洋务运动成了一个“烂尾工程”。这一系列体制和机制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过来又作用于整个经济和军事，作用于政治，使中国身上的绳索套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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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几次“解套”的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人从来不甘于被压迫和奴役，当然不会失去抗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无数中国人试图自救、试图奋发自强的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一群农民发起的自救运动，他们的矛头虽然对准的是无能的满清政府，但他们的动机是让4亿多中国人摆脱内外的压迫和剥削，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所做的可以看作是一次“解套”行动。与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军打出了平均土地的口号，并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让它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就实现与清政府的南北对峙。
但是，与以往历代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外形势都发生着巨变，中国社会的阶层不再是原来简单的以农业人口为绝对主体，各种新阶层的兴起产生了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而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多元，一个简单的土地改革口号外加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主张，无法调动起全社会各个阶层，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一场革命中，太平军前期风卷残云，之后却锐气渐消，根本之处就在这里。
并且，以往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太平军还要面对西方列强，西方势力经过精准的算计，认为站在清政府一边才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尽管他们与清政府是对手，但还是选择支持它，在内外夹击之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太平天国运动是“体制外”的抗争，“体制内”的精英们随后发起了洋务运动，也试图为中国“解套”。这场运动表面红红火火，其实有太多的短板，最根本的在指导思想上，一个“中体西用”道出了洋务派左右逢源的心态，也道出了他们境况的恓惶：不敢冒政治上的风险，却又想顺利推进他们的近代化，由此得来的支持必须是有限的和附加了条件的。
这种从思想到体制、机制都充满矛盾和缺陷的运动，遇到关键环节就容易露出破绽。低效、缺乏创新是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依靠这场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经济运动，中国还难以从列强的绳索下挣脱。
虽然失败已是常事，但甲午战争还是把国人打懵了，因为对手是日本，不久前这个国家还不如自己，现在却与列强平起平坐，也有资格向中国的躯体上套上它们抛出的绳索。
这场巨变又引发了中国的变法运动，与其说它是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的翻版，不如说是一群思想上实在迫不及待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的一场注定无法成功的“模仿秀”，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具备发起一场明治维新的内外部条件，这其中有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原因，也有列强的因素，欧美列强可以容忍日本的崛起，却不会坐视中国把身上的绳索挣开，因为这些绳索是列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一根根套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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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国亡而人种在”的悲剧重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揭开那段痛苦的伤疤，一定是为了有所收获，回顾近代以来被殖民的历史，在我们的内心里不仅有激愤和忧伤，更要有冷静的思考。
尽管那段往事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很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有些人、有些话仿佛时常来到我们的眼前和耳边，我们甚至不能保证以往的屈辱今后绝不会重演，当重新遇到类似的挑战，我们也无法预知自己会不会做得比我们的前人更好。
晚清的中国尽管内在里无比空虚和脆弱，但仍不是一个小国，当英国人第一次用炮舰让清政府臣服时，所提出的条件还是有限的，不是那时的殖民者尚有仁慈，而是如果那时就把中国逼到悬崖边，从最高统治者到民众只能选择一战的话，结果仍难预料。
清政府内部称《南京条约》为“万年和约”，以为恶梦就此开始也能从此了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恶魔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盖不上了，后面的事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套在身上的绳索被列强有步骤地逐渐收紧，直到最后被完全“套牢”。
历史的启示是，涉及国家利益和原则的“吃亏”没有大小、多少之分，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选择。忍让和妥协无法换来民族的尊严，一个被彻底“套牢”的中国即使躯壳仍在，国家也已经灭亡了，就像一名侵略者说的那样，最终让中国人成为另一个犹太民族，“国亡而人种在”。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下来让你去反思，你只能一边思考一边奋力前行。前进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的，路虽然宽阔，你却无法一个人独行，你的身边有朋友也聚集着对手，更多时候，正是因为对手的存在你才会变得更强大。对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有人说它是一只睡狮，一旦惊醒将让世界震惊，问题是，这一觉终究还是不能睡得太久太久，不能让对手以为你其实真的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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