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灼言！公务员该不该涨薪？岂能一概而论！
2017/2/7 瞭望智库
本文作者张洛鸣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围绕公务员该不该涨薪，他写下了这篇万字灼言。
文︱张洛鸣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识局“(ID：zhijuzk)，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这大概是所有话题中最“招骂”的一个：若说“不该涨”吧，难免有“吃里扒外”之嫌；说“该涨”呢，又怕被骂作“贪得无厌”。那“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吗？也不是，因为有人会觉得沉默是“立场不坚定”，也有人会认为沉默是“闷声发大财”。
既然赞成不行、反对不行、不说话也不行，那就只能和稀泥了——在这件事上，和稀泥倒也并非全无意义：毕竟“公务员涨薪”本身并不复杂，反倒是围绕“公务员该不该涨薪”展开的争议，很复杂。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摸着良心说：凭我创造的价值，拿这些薪水，足够了；但凭我面临的生活压力，拿这些薪水，不够。当然，我有权换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业，至于我为何不换，一言难尽。这还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天下公务员何止千千万万，大家的感受想来不会都跟我一样，这就更一言难尽。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并不是“公务员该不该涨薪”，而是“关于‘公务员该不该涨薪’的各种观点有没有道理”。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应该会比较冗长，看不完当然没关系；然而如果您打算批评我——我相信您很可能会有这种冲动——我就只好恳请您看完全文后再这样做。
一个大背景
“公务员涨薪”，为何有争议？
在所有“行业涨薪”中，“公务员涨薪”大概是最受关注、也最受争议的。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来自纳税人，其薪酬上涨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大家当然很在意；然而实际上，“吃财政饭”的并非只有公务员这一个行业，何以它最受“瞩目”呢？
有人认为这是公务员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理论上， “公务员是否涨薪”和“涨多少薪”都应该由其服务对象——也就是公众——说了算，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家当然要“骂娘”。这种观点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如真是这样，这问题就永远无解：假设你、我、他同为公众，我认为该涨两千，你认为该涨五百，他认为该降一千，咱仨啥时候能达成一致？要是三个人需要争论一天，三亿人要争论多久？
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公务员涨薪”的争议是其“特殊性”所致；但要注意的是，这个特殊性并非“公权”与“民权”的冲突，而是“个体遭际”与“集体认同”两种逻辑思维的混淆，同时这种混淆又被“江湖”与“庙堂”两种话语体系的隔阂所加剧。也就是说，我们本不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公务员的特殊性决定了“一竿子下去必然打翻一船人”。
先说“个体遭际”与“集体认同”：这本是两码事，却经常被混为一谈。比如，当一位“非公务员”看到某个公务员架子挺大、或工作挺清闲、又或服务态度挺不好，他几乎不会说“这个公务员不好”，而一定会说“公务员不好”。
——天底下那么多公务员，都“不好”吗？他不管。
久而久之，很多公务员也养成了“玻璃心”，一看有人说“公务员不好”，马上觉得委屈：哪有你们说的这么不好？你们就知道骂，都不知道我多么辛苦!
——人家说公务员不好，一定是说“你这个公务员不好”吗？他也不管。
强烈的“集体认同”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双方既把“个体遭际”代入“集体认同”，又将“集体认同”套入“个体遭际”，一方就难免有失客观，另一方也无法保持冷静。事实上，“公务员”并非很多人想象中那样“都差不多”，它与“行业外”的差异固然很大，“行业内”的差异同样很大。
首先，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为“华为员工不该涨薪”，但想来不会比认为“公务员不该涨薪”的人多——大多数人都承认“企业业绩提升”与“企业员工涨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水涨了，船应该高；而大多数人(包括我本人)都看不出公务员的“水”是不是“涨”了，更看不出“涨”了多少，所以难免对“船高”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公务员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品”。
举个简单例子：在我们国家，“安全”和“稳定”都是像空气一样的东西，人们平时不觉得这些玩意有啥了不起，但如果有一天它们消失了，相信大家立刻就能明白它们的重要性。可是，公务员总不能以“你们不让我涨薪，我就让‘安全’和‘稳定’消失”为筹码，去“要挟”公众吧？他们只能竭力维持安全和稳定的局面。这当然是不容易“量化”的，比如你很难搞清今年的“安全度”究竟比去年提升或下降了多少；可如果搞不清就不涨薪，对公务员来说显然不太公平。当然，公务员们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得究竟如何，自有天下人评说，我稍后也还会提及，这里就不废话了。
其次，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公务员”是个集合概念，但即使同为公务员，隶属于不同层级的人们境遇也不相同。
比如“体制外人士”可能会觉得，“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那只适用于市直及以上部门的公务员，在很多区县和乡镇，公务员被拖欠一两个月工资实在不算新闻。再比如，省直部门公务员至不济也能混个正处级退休，而县直部门的兄弟们混到正科级比登天还难，两者的晋升空间没法比，工资待遇当然也就没法比。
至于“灰色收入”，现在倒是“人人平等”地都没有了，不过大多数省直部门好歹有个食堂吧？那食堂的菜品挺多、价钱也不贵吧？很多部门还有午餐补贴，虽然不多，但基本可以保证职工吃午饭不花自己的钱。县直部门的公务员就不大有这个待遇了，四年前我在某县直部门工作那会儿，午餐多半是出门左拐买个煎饼果子打发；他们也曾嚷嚷着要建食堂，不过我听说到现在也没建起来，门口那卖煎饼果子的倒是被赶走了。“午餐差距”如此，“带薪休假”就更甭提了，在很多乡镇，你就是“不带薪光休假”，领导也不会答应——我都“五加二白加黑”了，你还休假？你的奉献精神呢？!
再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上面说的一堆似乎表明，越“高级”的公务员越“爽”，但事实是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比如前文刚提到，省直部门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大于县直部门，但反过来说，省直部门的正处级也就是个“干活的”，他们未必比县直部门的副科级更“自由”和更“舒服”，尤其在很多富裕区县，公务员的小日子比省城的兄弟们滋润得多——要知道，在县城，公务员多半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在北上广深，就是“中低收入群体”了。
比如这几年，我之前在小城认识的朋友们陆续考来省城，理由是“在小城会闷成井底之蛙”，对此我深表赞赏，但也深感忧虑：考来后，他们的月工资比之前多了一千多块，而省城每平米的房价比小城多了五千多块，“井底之蛙”变成“房奴”，似乎未见得高明。
当然，对此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直机关公务员——跟我级别差不多的年轻人，每月薪水也就比我多三四百块，可北京的房价是我所在省城的三四倍，这让他们情何以堪？有些单位还能提供个单身宿舍，象征性地收点租金；有些单位则只是一副“语重心长”：小伙子，你既然考来北京，对这里的生活条件肯定是有思想准备的呀!自己想办法解决住宿吧!可那“小伙子”能有啥“思想准备”呢？最多只是一脸懵逼地机械点头罢了。
我承认，有些单位有所谓“公务员房”，价格挺便宜，但近年来这种房子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快速获得买这种房的“资格”，大部分人要“熬”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何况在北京，不止买房要排队，买车，看病，子女上学……干啥不得削尖脑袋拼命挤？
第四，不同部门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如果我说公务员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很多人可能不大相信，因为在理论上讲，公务员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调动，仅此就可以说明不同部门的专业性差异不大。
可我有一个问题：当你看到“档案局的公务员很闲”，就说“公务员很闲”的时候，你觉得人社局的公务员会赞成吗？何况档案局的公务员也未必天天都“很闲”。再比如，当你看到“住建局的公务员权力很大”，就说“公务员权力都很大”的时候，你觉得地震局的公务员(或参公人员)能同意吗？何况住建局的公务员也不是人人都“权力很大”。
这其实是个说来很浅显却经常被忽略的现象：也许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哪个部门更辛苦、更高尚，但不同部门的公务员毕竟大不一样；当然他们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拿的薪水一样。这肯定是没办法的——难道我们还能因为“采矿业的平均工资低于金融业”，就让矿务局的公务员收入低于银监会吗？倘若真的如此，地税局公务员的工资又该怎么定，谁收上来的税多，谁就提成多？那可真是笑话奇谈了。然而，如果大家的劳动有差别，劳动报酬却无差别，则每个人对自己薪水的感受肯定都不会一样。
最后，不同“位置”的公务员之间差异很大。前面说的都是“群体差异”，这里再说说“个体差异”：就算在同一层级、同一地区、同一部门，处在不同“位置”的公务员感受也不相同。
比如在企业里，业务经理“拿提成”，人力资源经理“吃死工资”，就算不被视为理所当然，至少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让你们单位业务科室的公务员收入比人事科的高，不光人事科的兄弟们会跟你拼命，业务科室的人也多半不会支持——谁知道他们哪天就被调到人事科去了。可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业务科室和综合科室的工作也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大家拿一样的工资，干活更多的人可能不太高兴。
再比如，有些单位习惯“论资排辈”，个别年龄比较大的“老同志”收入比较高，承担的工作任务却比较轻，年轻人工资低，工作负担却比较重，怨气也就比较大。一般来说，单位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不外乎“许愿”和“做思想工作”，也就是“把你分到重要科室，是历练你，现在多干点，将来晋升速度会比别人快”和“老同志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奋斗过来的，等你成了老同志就好了”。这些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是实话，但实话都能变成现实吗？这就人人冷暖自知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务员的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作性补贴、生活性津贴等组成，这些组成要素与“官衔”和“工龄”挂钩，而与工作内容、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挂钩；当然，“官衔”与努力程度是挂钩的，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它还与其他一些要素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有关。
关于“差异”的话题，啰嗦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其实我的重点很简单：“体制外人士”因为某些公务员的某些作为，就给公务员整个集体“贴标签”，是不公平的；“体制内人士”把这些“标签”套在自己头上，从而产生“玻璃心”，也是不理智的。当然，“标签式争议”不止发生在公务员身上，医生、教师、甚至出租车司机，都曾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不过公务员跟它们还不太一样：关于公务员的争议不仅是“职业之间”的，也是“江湖”与“庙堂”之间的。
在盛行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中，我们逐渐形成了“江湖”与“庙堂”两种话语体系，而这两者的沟通一直不太顺畅，因此产生了误会，误会又导致了隔阂。久而久之，双方打量彼此的眼光，都像戴上了“有色眼镜”。
这个话题要往深了说，估计足够写几本专著；我要说的则很浅显：时至今日，虽然不再有实体性的“江湖”与“庙堂”，但“公务员”仍未被完全视为一种“职业”——不仅在很多“江湖中人”眼里，公务员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就连很多公务员本人，也以“庙堂主人”自居，自视高人一等。
觉得对方高高在上的，自然难免“酸葡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能干什么，凭什么拿这么多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自然难免“瞎得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这么能干，凭什么拿这么少钱？!
这是真真正正的“鸡对鸭讲”。
所以我说，如果一方动辄就是“这帮当官的……”，而另一方动辄就是“这帮老百姓……”，这争议就永远没完没了，就算公务员涨了工资，甚至就算其他行业也都跟着公务员涨了工资，大家仍然都不会高兴。
那咋整呢？在我看来，这要双方换位思考，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唯如此，大家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涨不涨”和“涨多少”的事儿。
下面，先让我们站在公务员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
几则小故事
“体制内哭穷”，该还是不该？
在正式讲故事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并非所有公务员都喜欢“哭穷”。比如我认识的几百号公务员中，虽然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穷人”，但天天抱怨“工资那么低，不想干了”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我有些公务员朋友活得还相当滋润，不仅年纪轻轻就有房有车，工作也不忙，每天健身、购物、读书、娱乐，节假日还能出国旅游，生活可谓多姿多彩。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不过总体来说正能量满满、幸福感爆棚，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这里有个前提：我身边“活得滋润”的公务员朋友，无一例外地来自“实力比较雄厚”的家庭——这“实力”既包括硬性的“经济实力”，也包括各种大家懂的“软实力”。至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广大“公务员”，在这份职业上获得的幸福感似乎就没那么多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概括：公务员这个职业，带给人的“体面”多于“实惠”，它可以给“富人”锦上添花，却不太容易让“穷人”脱胎换骨。我们不是常说“升官发财自古两道”吗？其实对大多数普通公务员来说这是“一道”：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
也许这个判断过于片面了，我但愿如此。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些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的公务员，“哭穷”有道理吗？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副乡长，她是女性，那时刚满三十四岁，有个六岁大的女儿。
她是三十一岁上被提拔为副乡长的，在乡镇，这个“升官速度”算是“坐火箭”了。她当然对组织的栽培感恩戴德，工作格外卖力。
然而乡镇工作可不是光凭“卖力”就能做好的，什么计生、维稳、招商、新农村建设，没一个是“好啃的骨头”。有时白天忙一天，晚上也不能歇着——比如很多乡镇政府都有“三夏防火”任务(有些地方还有“三秋防火”)，也就是在雨季到来之前的干燥时节，要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规模火灾。对那些地处平原的乡镇来说，这活还不算太难，只要保证农民夏收时秸秆还田、不让随意焚烧，一般不会有事。但那些辖区内有山林的乡镇可就头疼了：你怎么知道哪天晚上、会有哪个人闲着没事、去哪个树林里烧个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晚到山上巡逻。
那位副乡长所在乡的辖区内就有山林，而且还不少，所以“巡山”任务很重，所有干部职工无论男女老幼，都得轮着来。她那个乡政府工作人员挺多，每名工作人员半个多月才轮一次；但负责带队的科级干部没这么多，六天就得轮一回，她是那六个人之一。
说实在的，山林着火的概率并没多大，而在那个年代，只要整个夏天不着火(或者着了火但不让上级知道)，每个人都能领到一点奖金。因此大家对这项工作也就嘻嘻哈哈，白天到山上绕一圈，就当郊游；晚上去山下晃悠一会儿，也就回家睡觉了。但这位副镇长却很认真，每次轮到她“巡山”，都要“真刀真枪”地“巡”上好几个小时——这倒也不是因为她觉悟特别高，只是她恰好在乡政府里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一旦出了事，板子肯定第一个砸在她头上。
第一年“巡山”时，她的女儿刚满三岁，晚上非要缠着妈妈；她说妈妈要去山上啊，女儿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她拗不过，只好带着女儿一起爬那黑黑的山路，爬了几次，女儿就感冒了——初夏的晚间，山上还是“阴风阵阵”的，小孩当然受不了。可女儿痊愈后还吵着要跟妈妈一起“巡山”，万般无奈之下，她忽然从“阴风”中得到了灵感，带女儿爬山时，专挑风大的地方给女儿讲鬼故事，吓得女儿再也不敢上山了。
我认识她女儿时，小姑娘已经六岁，白天偶尔路过山脚，眼神中还透出恐惧。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讲着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让我觉得特别好笑：一个无神论者，果然编不出什么像样的鬼故事。
其实那位副乡长运气不算坏，“巡山”三年，近千亩山林从未冒过一丝火星。但她终于还是无法忍受那繁重的工作(晚上“巡山”，不代表你白天可以睡觉)，申请平调到了一个城郊街道办事处。
——她领到的“防火奖金”比别人多一点，但每次也不过千把块而已，她不想要了。她想的是，在晚间多陪陪女儿，并给女儿讲点正常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同事，今年他三十二岁，跟我一样是普通的年轻公务员，跟我一样每天八点半上班，跟我一样每天十二点吃午饭，跟我不一样的是我几乎每晚都六点下班，他有时晚六点下班，有时晚十点下班，有时次日凌晨两点下班。
我不知道他那个处到底有啥可忙的，但总之他们很忙，我来单位这三年，有两个元旦他们是在办公室集体跨的年。更让他头疼的是，人家跨完年都步行回家了，他家却在十五公里之外，而公交车总也不肯陪他一起跨年。
好在单位给他报销打车的钱：你让人家加班到凌晨，人家怎么回家？总不能骑自行车走这三十里路吧？那等他到家也甭睡了，直接洗漱了出门接着上班正好。
可是如今，这样的生活走到了尽头。去年年底，单位公车改革，我们一群小科员“弹冠相庆”：就那几辆公车，本来也轮不到我们坐；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六百块车补，挺实惠。这哥们却闷闷不乐。
我很奇怪：这等于是涨工资啊，你怎么不高兴？
他白了我一眼：你是涨工资了，我呢？以后我打车就不能报销了好不好!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每晚从单位打车回家，都要花四十块钱，按一个月加班十天计算，就是四百。他的车补一共就六百，要是某个月加班超过十五天，他就得倒贴钱。
从理论上讲，车补的作用就是这个：公车虽然取消了，但你还得为公家办事，所以才发给你车补。但实际情况却是，像我这种加班既少、又没太多外出任务的人，领车补等于实实在在的“涨工资”；对这哥们来说，则等于别人都涨工资而他没涨。
“按理说，加班多的挣钱也该多啊!”一向和气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这算混的啥？”
“唉，这个——”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宽慰的话来，就例行公事地说，“你出力多，提拔得也快啊。”
“你确定？”他抬头看着我，脸上表情甚是古怪。
“我——”我当然不确定，但又不能这样说，只好转换话题，“要不你买辆电动车？”
他笑了。“这才像兄弟说的话。”他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今年年初，他真的买了辆电动车，花掉了五个月的车补。然而省下的是以后每个月的车补。
第三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位学长，今年他三十八岁，目前是副处级。
我上高中那会儿，他就已经参加工作了，那时他的工作地点是某个县城，身份是事业编。有一次我们聊起“公务员薪水”的话题，这位学长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县公路建设资本金认购证”。
我们问这是啥？他说这是他们曾经的“薪水”——县里要修路，可是没钱，只能借贷；借银行的还不够，只能借老百姓的，也就是“发公债”。然而县里是没资格发行公债的，何况就算有资格，老百姓也不会去买，因此这些“公债”最终只能“发”给体制内的人。
“然后你们就买了？”有个同学惊讶地问。
学长摇头。“谁去买啊。”他忽然叹了口气，“这些都是从工资里扣的。”
“从工资里扣？”
“就是每个月少发给你一些工资，然后告诉你，这些工资被‘买’成‘债券’了。”学长晃了晃手中的“认购证”，“完全强制性的，没商量。”
“那……”我弱弱地问，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们后来还债了吗？”
“当然没有。”学长的回答不出所料，“后来县里换了领导，谁还啊。”
“那你们就不去找他们？”好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问。
学长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我们找过好多部门，也找过好多次，但解决不了。”
我们都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打破沉默：“生气吗？”
学长缓缓地摇了摇头。“当时挺生气，现在不生气了。”
“是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接口道。
“唉，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学长说，脸上再次闪过一丝悲哀的神色，“主要是理解了他们。县里本来税收就不多，还要上交一部分，留在自己手里的就更少；不借钱怎么修路，不修路怎么发展？”
我愣住了——那一瞬间，我以为他接下来一定会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他没说。
但我仿佛看见了佛祖。
他当然不是佛祖，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有着很普通的憧憬，我从未听他们“哭过穷”，但每当我看到有关“公务员哭穷真矫情”的言论，脑海中总会浮现他们的影子。我不是说“每个公务员都有理由哭穷”，但你能说“所有公务员都不该哭穷”吗？
的确，每个作为个体的公务员，都有权离开这个“低薪行业”，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讲，总要有人去巡那些山、加那些班、买那些建设公路的“债”——不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又从哪里来？
不过话说回来，公务员保障了社会的安定，“非公务员”也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大家都有贡献；公务员有经济的压力，“非公务员”也有生活的苦楚，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公务员一味抱怨自己薪水低，那其他行业的兄弟们薪水很高吗？公务员说涨薪就涨薪，对“非公务员”来说公平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个问题：站在“非公务员”尤其是“体制外人士”的角度看，对公务员涨薪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若干老问题
“体制外骂娘”，有没有道理？
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是因为我自己身处“体制内”，对“体制外”的生活艰辛难有切身感受，不太容易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体制外人士”的心理。然而有一个比较浅显的问题，我还是知道的：“非公务员”对公务员涨薪的批评，多半源自一种“要求公平”的心态——我拼命干活，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努力换来的，你们呢？坐享其成!
这当然算不上客观，但它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认为有。
我身边的年轻公务员大多认为这种心态属于典型的“酸葡萄心理”：这帮人，自己考不上公务员，就眼红我们这些考上的。你们觉得公务员很轻松吗？那好啊，现在公考这么公开透明，有能耐自己也考进来啊!光抱怨算啥本事？
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曾在一次聊天时，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那些骂咱的人，其实啥也不懂，他不知道咱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劲才考进来。你想，咱既能过笔试，又能过面试，素质肯定都是很高的，这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啊!一流人才拿三流工资，还有人嫌高，这不扯淡吗？”
我沉默了很久。“你觉得我说的不对？”见我不说话，他皱着眉头问我。
我说这也没什么对不对，只是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设，咱找来全世界最牛的公考专家，让他出一份最公平合理的公考试卷，然后规定谁能把这份试卷做到最高分，谁就拿最高的月薪，你觉得合理吗？
他想了想说，那肯定不合理，公务员不能唯分数论英雄，你得看他能不能胜任工作。
这就对了。
说到底，一个人的“收入高低”应该与他创造价值(或者说产生效益)的大小相对应，而不是与他的“优秀程度”挂钩。你考上公务员，也许可以说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适合这份工作，但这能说明你比考不上的人更“值钱”吗？要知道，一个高级工程师的申论写作水平很可能比不上一个普通公务员，但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应该因此高于高级工程师吗？一般公务员的逻辑推理能力当然也胜于一般的服装店老板，但公务员应该因此比服装店老板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吗？对这两个问题，我想就连大多数公务员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平心而论，大多数公务员所要求的，不过是“中等体面”的生活而已，这并不过分；然而因为自己是“万里挑一”就自认该拿高薪的人也不少——我多么优秀啊!一万个人想考我这个职位，最终我考上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这还真不能说明问题。譬如想当美国总统的人应该不止一万，然而最终“万里挑一”当上总统的那个人，既未必最优秀，也未必最幸福。
我们都在为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而奋斗着，也许能成功，也许不能。当我们不能，近在眼前的艰辛与远在天边的梦想就会煎熬我们，让我们有抱怨、有牢骚、有困惑，这很正常。只是，若我们还怀揣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信念，以为一纸考卷可以带来一生荣华，一场面试可以换回一世安稳，就不正常了。
——考上公务员，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对得起那份薪水。寒窗十载、备考千日，不是“该拿高薪”的理由。
当然，这样想的公务员并不太多，因此这还不是公务员对“体制外骂娘”十分反感的最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很多公务员工作真的很辛苦、也很卖力，称得上“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却一样被骂。这自然让人很不爽、很委屈、很沮丧。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写过一些，若让我再写一些，我仍然写得出来；不过在这里，我打算说的是它的“另一面”：其实身处体制内的你我都很清楚，有些事，我们不得不忙，有些事，我们可以不忙。
我们确实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很有意义。比如，我们开的每个会，都非开不可吗？我们写的每篇材料，都非写不行吗？我们花好几个晚上，把“认真贯彻”改成“积极贯彻”再改成“深入贯彻”甚至最后改回“认真贯彻”，究竟能改变什么、到底能帮助谁？
我不知道。也许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强调：你忙是你的事，你忙的事能否给公众带来实惠，才是公众关心的事。没人会因为你很忙，就必须承你的情。
何况这里还有个“社会机会成本”的问题：有些公务员忙的事——比如开展某项规划、推进某项改革、促进某个行业发展等等，确实很有意义，但如果有人因此产生“我们贡献很大、这事没我们公务员不行、所以公务员该得到高额报酬”之类的想法，就值得商榷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只能交给政府做，有些事只能交给市场做，还有些事既可以交给政府做，也可以交给市场做。如果公务员做的是最后这类事，就不大值得骄傲——你的贡献看上去很大，但那只是因为你没把机会留给市场。也许市场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跟你同样的效益，或以跟你同样的成本创造更多的效益。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家有位长辈在省里某轻工业管理部门工作，那时的公务员普遍不是很忙，然而他很忙。到了90年代中期，他那终日忙碌的部门居然被撤销，这让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你知道我们每年干多少活吗？没了我们，谁来干这些？到时候乱了套，老百姓可是连衣服都穿不上了!
那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很相信他的话，着实为“穿不上衣服”担心了好长一段时间。然而直到今天，他的预言仍未实现。
也许，我们该跳出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去听听“大环境”中的人如何评价我们了。那评价当然未必全是客观理性的，然而“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先贤训论，我们不该忘记；人家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
关键得看我们怎么想。
一点小思考
“回归职业化”，是不是办法？
总算写到这里了。前文中我一直强调“差异”，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相同”：所有公务员都是人。
这是废话，但很重要，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拥有七情六欲，就要面对柴米油盐。说实在的，作为公务员大军的一份子，我一直觉得这个行业很严肃，很神圣，很高尚，而且它也理应如此；但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很多公务员都只是普通人。
我们也会为房子和车子发愁，会抱怨加班开会和写材料，会想带孩子去迪士尼转转、但一摸口袋、最终带孩子去了楼下的小花园。我们甚至也会熬夜看皇马和巴萨的比赛，会为胡歌的婚事操心，会在朋友圈里晒《萨利机长》或《你的名字》的电影票，或干脆为它热泪盈眶。这是我们作为“人”的权利，也是我们作为“人”所不能逃离的现实。
我记得在《通稿2003》中，韩寒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时很多人对此义愤填膺：这货胡说八道什么？!可现在回过头看看，教师是什么呢？也就只是一种职业罢了。
当然，它有它特殊的职业道德。公务员也有，但公务员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职业罢了。
“职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专业是责任，意味着敬业是义务，意味着与其他职业在地位上平等，不高也不低。也许，只有当“围城内外”都把它视作一种普通职业，而不是什么“光宗耀祖”或“仗势欺人”的工具时，有关“公务员该不该涨薪”的争论才有可能停止。
诚然，如何评判公务员这个职业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个人，谁都有权认为公务员就是“光宗耀祖”、或就是“仗势欺人”，我无权干涉。但公务员不再“居庙堂之高”，其他人也不再“处江湖之远”，则是现实。
——世上已没有“庙堂”，也就无所谓“江湖”。我们都是职业化的公仆。我说这句话也不是因为高尚，只是因为社会契约在约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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