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基本上把所有西方国家都得罪光了！
2017/6/2 瞭望智库
就在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是继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后，特朗普宣布退出的第二个由奥巴马签署的国际协议。
特朗普在讲话中称，他深切关注环境议题，“但无法支持一项惩罚美国的协定”。他强调，退出协定是为了维护美国劳工的尊严。特朗普和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一致，认为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但他随后表示，仍将通过谈判协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条件，必须有利于美国及其商业、劳工、人民、纳税人，可能将同现有协定大相径庭。
不难想象，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倒退与不作为的立场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
就连一贯与美国抱团的西方小伙伴们也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跳出来指责。
德国、法国、意大利迅速发表共同声明，重申巴黎气候协议的重要性，并强调这份协议“不可能重新谈判，因为这对我们的地球、环境、经济是如此重要。”
曾与奥巴马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并肩作战”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表示，对于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议的决定“深感失望”。他同时重申，加拿大对打击气候变迁以及支持清洁能源经济的决心不会动摇。
瑞典总理发推对特朗普表示，“我们力促你展现国际领导力，我们需要美国在这个团队里。
丹麦总理发推称，这是世界难过的一天，但丹麦将继续准备这场与气候变迁的战斗，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现任比利时总理用语非常强烈，他将特朗普的决定称作是粗暴的行为(“brutal act”)。他在推特上写道，“我谴责这种粗暴无理地反对巴黎协议的举动，特朗普，领导者要一起打击气候变迁，不是抛弃协议。”
相较之下，英国的回应相对缓和一些。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竞选活动中表示，“让美国总统自己决定美国想要在这个议题上站在什么位置，但我们英国保持对巴黎协议的承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库叔特地翻出一篇旧文，彼时《巴黎协定》刚刚生效，紧接着特朗普也在美国大选中击败希拉里意外胜出。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曾在竞选中提出，一旦他当选总统，美国将会退出《巴黎协定》。
如今这一出，算不算一语成谶？
文丨王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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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60多个国家领导人、近200个国家的部长和谈判代表出席的2016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落下帷幕。大会的重头是细化、落实人类可持续发展治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简称《巴黎协定》)。
就在十多天前，随着协定生效条件的达成，《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巴黎协定》的达成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美国大选特朗普的意外胜出却给协定蒙上了阴影，在选战中宣扬反对《巴黎协定》的特朗普真的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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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治理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
《巴黎协定》是继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条约。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经过196个缔约方(195个国家+欧盟)代表艰苦的谈判，《巴黎协定》才最终得以达成。
《巴黎协定》于2016年4月22日开始开放签署。截止到2016年10月5日，已经有111个国家递交了本国批准该协定的法律文件，达到《巴黎协定》生效所需要的条件：即不少于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提交批准文件，且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占全球排放总量55%以上。协定在达到上述条件30天后(2016年11月4日)生效。《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不仅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里程碑性事件，而且为全球的能源和环境产业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对于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问题上,《巴黎协定》既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又照顾到全球经济格局中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能力差异。既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又满足了发达国家要求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贡献的要求。
《巴黎协定》签署国涵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截止到协定生效前，已经有103个缔约国递交了首份正式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因而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提出以来参与度最广的协定。这使得协定的达成和落实的确定性大大提高。
在对各国已经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行动目标的基础上，协定还建立了一个各国行动目标和力度“只进不退”的齿轮锁定(ratchet)机制。各国提出的行动目标，包括：减排、适应和资金贡献等，一旦自主决定，都将建立在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协定建立了每5年对全球各国减排活动效果进行盘点的机制，缔约成员在此基础上每5年修订国家自主贡献，以此鼓励各国在新情景、新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减排力度，确保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同时协定再次确立了报告和核证的透明度原则，确保各国履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巴黎协定在公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相对松散、灵活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体系，是在总结公约和京都议定书2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后，国际气候治理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凝聚了无数政治家、谈判代表和智库的心血和智慧。巴黎协定的达成，将成为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征程的新起点，将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和能源转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力，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和环境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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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出自人类社会的共识
本轮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方期待和预料之中的结果，有4个关键的因素对本轮谈判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越来越确定，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越来越大。
国际社会对由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威胁有了更确定的认识和更切实的感受。2015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5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份由全球1000多名科学家参与撰写的报告，以权威的数据，得出了“人类的影响极其可能是20世纪中叶以来所观察到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的因素”。报告更加确定人类活动对海洋变暖、全球水循环系统的变化、冰雪融化、海平面升高和极端气温等气候现象的影响。实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2°的目标，将意味着能源产业实现根本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空气质量、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系统改善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治家们，尤其是排放大国的政治家们，更加务实与理智，更好地平衡了客观的政治现实与环境现实的关系。
政治家们吸取了以前，尤其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失败的教训，改变了由政治家们在国际谈判桌上制定没有足够政府授权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减排目标和各国减排份额的做法。本轮谈判采取了更为现实的让各国自主申报减排目标和实施方案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化零为整。这样，各国自主申报的气候变化治理的目标和政策措施均具有国内的政治支持，从而使得谈判代表们更加有信心和底气来进行谈判。
比如，美国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的形式颁布了清洁能源计划，于2015年12月25日开始实施。欧盟环境委员会也通过了气候变化行动纲领。中国则是通过与外国政府达成双边协定和宣言的形式，宣布了自己的气候变化治理的目标和政策。中、美、欧等国家和经济体的领袖在谈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积极推动大国合作，尤其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多个双边和多边平台通过共同声明和宣言的形式，向国际社会承诺减排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提交国家自主贡献，为100多个国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起到了表率和引领的作用，为谈判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协定体现了包容、尊重的精神和求同存异的智慧。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一方面确立了一个积极的全球长期目标，另一方面对各缔约国并未简单地设定统一的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和违约惩罚机制，而是采纳了尊重国家主权、各国自主确定行动目标，采取非侵入、非对抗模式的评价机制，以此最大程度求同存异。鼓励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减排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树立信心，照顾到各方的关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例如要求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开展绝对量化减排，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等，另一方面也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开展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对于一些各方诉求差异较大的问题，采取了搁置争议，模糊处理的方法。如在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问题上和一些国家要求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问题上都采取了回避的方法，确保了协定谈判不至于破裂。
《巴黎协定》成功的中国因素
中国在本回合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动进取精神和引领的角色对巴黎协定的签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本轮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积极表现一方面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和主动塑造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不仅仅是公共环境问题，更是本国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2010年以来在北京等特大城市急剧恶化的雾霾污染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标志性问题，成为从普通市民到国家领导人，乃至全球舆论都关注的持续性公共话题。中国决策者认识到中国过去在环境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了惩罚；认识到化石能源的使用是造成雾霾的最重要的因素。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减少大气污染具有高度的协同作用。
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自身国力的变化，中国在国际治理中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塑造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谈判中的主动和引领角色也自然成为中国全球战略中的一环。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本轮气候变化谈判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气魄率先向国际社会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计划和批准文件。在谈判过程中与相关各方，尤其是与欧盟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等主要排放体密切沟通与合作，为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受到各国领导和舆论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承诺和巴黎协定的达成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和制度建设的一个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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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特朗普挑战”，能否坚持下去？
正当全世界都在为巴黎协定顺利生效庆幸之时，2016年11月8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当天的选举中击败被主流媒体和民调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于2017年1月20日宣誓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特朗普一直质疑气候变化，在竞选期间，他竟然在推特上声称“全球变暖这个概念是中国人杜撰的，目的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力”。他提出要终止美国签署的《巴黎协定》，停止美国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的资助，废止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他提出的“美国能源第一计划”一旦实施，则有可能颠覆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履行巴黎协定的核心内容，一旦该政策被废止，美国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就会落空。这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事业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真的会马上退出《巴黎协定》吗？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一旦他当选总统，美国将会退出《巴黎协定》。从国际法角度看，这一口号很难在近期实现。《巴黎协定》已经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根据协定，一旦协定生效，任何缔约国必须在协定生效三年之后再提出退出申请，提出申请后要有一年的提前告知期。因此，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最早只能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最后阶段才能退出协定。
另外，竞选期间选举语言不一定会全部转换为真正的政策和现实。比如，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要废除对煤炭产业的环境限制，让煤炭产业再度辉煌。且不说煤炭产业的没落主要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等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这个提法和他要促进美国油气产能、大力开发页岩气的倡议就自相矛盾。因为廉价清洁的天然气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使煤炭产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挤出效应。
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八年来辛苦取得的气候变化进程，被奥巴马视为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可以想象，除了努力在媒体面前表现“我们还有希望”，奥巴马团队肯定在幕后狂啃法律文件，想方设法，要在接下来两个月内“锁定”之前的气候进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特朗普毁于一旦。
当然，美国政府可以完全无视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全面停止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是，在联邦政府层面，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法规有许多是美国两党一致达成的。另外，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府有很高的自由裁量权，美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减排。最典型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2号法案(AB-32，2012年正式成为加州的法律)和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各州主动发起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机制等均已经开始实施，开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活动。这些地区是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占美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半壁河山。他们是美国参与全球化最积极的地区。在中国、欧盟都竞相发展绿色产业，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大背景下，这些地区的政府和企业界领袖不大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动放弃在未来科技和能源革命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机会。因此，这些州的政府和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步伐不大可能会停止。
事实上，据最新消息，当选后的特朗普与纽约时报团队见面时已经改口，表示对美国是否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持“开放态度”。同时，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欧盟、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纷纷表示，无论美国如何，他们都将继续兑现巴黎协定的承诺。“好消息是，没有一个国家说，如果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他们也要退出”，“关注全球事务科学家联盟”战略政策总监艾尔登·迈尔(AldenMeyer)在大会闭幕后曾表示。
因此，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很可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倒退。但是，“太阳依然会升起”，包括美国有战略视野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战斗依然会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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