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苏联最终被美国不战而胜，就因为这个战略没有规划好，中国应吸取深刻教训！
2017/9/17 瞭望智库
穿戴方便的“空调背心”、自动瞄准的“导弹灭火”产品、扫描地下管线的探地雷达、24小时全天候监控的无人机……这些都是科技军民融合的产物。
不久前，科技部、军委科技委联合印发《“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部署“十三五”期间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有关工作，共七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国务院办公厅也于近日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推广涉及四个方面共13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其中涉及军民融合创新的就有3项：
*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
*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
*民口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
如何进一步健全军民融合创新的长效机制？如何加快实现军工科研成果向民用领域转化，让民口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军品研制？如何有效推动形成军转民、民参军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军民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文 | 徐实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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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苏联军民融合的这个样本教训深刻
军民融合发展，在宏观上要有国家的统筹规划和引导，在微观上要尊重市场规律，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型项目，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自发催生。从单个企业的微观视角来看，企业无法自行承担研发所需的巨额经费，短期和中期的边际收益不足以填补高昂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但从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宏观视角来看，长期收益往往十分明显。
用市场力量这种“看不见的手”来否定国家主导，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国家主导的意义在于解决巨额研发经费和统筹协调科研工作。例如，根据2008年的估算，研制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费用至少200亿元，后来的实际开销可能更多；运20的研发更牵涉数百家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若没有统一的协调规划便难以保住研发的时间节点。如果没有国家主导发挥巨大作用，中国航空工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制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运20。
重视市场运作，意味着要充分考虑产品的市场需求和经济适用性。这对于脱胎于军民融合的民用产品而言尤其重要。例如，美国波音公司既研发军用大飞机(E-3预警机等)也研发民航客机，波音公司生产的737、747、777、787系列客机目前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产品。历史上，苏联的图波列夫设计局也曾平行研发军用大飞机(图-95、图-22战略轰炸机等)和民航客机(图-104、图-154等)，但其民航客机在与西方客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在苏联解体之后几乎完全退出民航市场。
这是为何？不妨看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客机的报告：
波音707客机的机身占起飞重量的比值方面为7%略多，而与之同代的图-104客机则达到10.31%。如果将机翼、机身、尾翼、起落架、发动机短舱等结构重量占比都算上，波音707是25.5%，图-104是32.7%。从技术上说，这标志着图-104缺乏结构效率，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牺牲航程和载客能力。这是航空运营商最不愿看到的现象。后续开发的图-154客机也是这个路数，经济性和波音737完全没法比，复杂的维护保养更增加了成本。
究其原因，波音公司和图波列夫设计局的设计理念有很大差异。波音公司一开始就定位于生产面向民航市场实际需求的客机，高度重视经济性能、操控性能和舒适程度，所以许多设计指标都来自实际的市场调研。而图波列夫设计局早先是靠轰炸机起家的，设计民航客机纯属为了完成苏联政府交代的任务——只要飞机足够皮实、能正常上天，就算“交了作业”，对性能完善考虑得明显不足。中国民航企业从1986年开始引进图-154客机，仅十几年后的2002年便果断将其全部退役，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图-154客机堪称世界航空史上的“死亡机型”，因为它发生的空难实在太多了，几十年来有数千人因这个型号的飞机失事而遇难，但直到2006年，俄罗斯还在生产这个飞机。
图波列夫设计局在历史上暴露出的问题，正是我国军民融合路子需要特别注意的。我国许多传统军工板块的企业都拥有民用产品生产线。倘若把军工产品稍作修改就作为民用产品来使用，那就称不上“融合”，做出来的很可能是“四不像”。例如，图波列夫设计局推出的图-114大型涡桨客机，其实就是在图-95战略轰炸机的模子上改出来的。以内行的眼光来看，缺点非常明显：
1.因为发动机桨叶直径很大，图-114的起落架离地面很高。这种设计并不适合从机尾装载重型货物，使图114的用途和经济性都受到限制。
2.舱门狭小，离地很高。这使得机场常用的登机舷梯无法用于图-114，而该机需要配备特制的登机舷梯，这自然对商业推广构成影响。
3.机体寿命短，维护成本高。导致的结果是：苏联一共只生产了21架图-114，而且没有一架出口。
图-114客机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民用产品，不经过深入思考、不面向市场需求，生搬硬套军工产品的设计去做民用产品，搞出来的很可能是“四不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像波音公司那样真正面向市场需求，灵活应用通过军工产品积累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技术，做出好用易用的民用产品来，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民融合”。例如，波音公司将复合材料大型构件广泛应用于波音737、777、787的较新机型，大大减轻了机体的结构重量、增加了经济性。
我国也有军民融合在产品开发上的成功案例，航天科工二院206所将火箭炮的技术用于研制用于高层楼宇灭火的投弹消防车——这东西长得就挺像火箭炮，打一枚火箭消防弹能给60立方米左右的空间灭火。2015年9月，投弹消防车接到了北京市消防局的首个订单。
集成了一些火箭炮技术的投弹消防车，是我国近年来“军民融合”思想的成功产品。(图片来源于网络)
市场运作的另一方面含义，是向项目开发引入必要的竞争，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保证国家拿到最有价值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国防部负责主持重大军品项目的竞标，冷战末期YF-22和YF-23两种战斗机方案的竞标，成为当年美国航空工业最重大的事件。
哪怕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也同样采取军品项目竞标，谁有本事谁端饭碗。例如在坦克研发领域，下塔吉尔集团和鄂木斯克集团长期构成竞争。下塔吉尔集团开发出了T-62主战坦克，于1961年开始大量装备苏军。鄂木斯克集团不甘示弱，卯足了劲开发出了集成大量当时先进技术的T-64主战坦克，颠覆了以往坦克的设计，从发动机、火控系统、装甲结构到链式履带，全都是新研制的。下塔吉尔集团的反击手段则是抓住T-64坦克可靠性不高的弱点，一举开发出T-72主战坦克，成为世界第三代主战坦克的代表之作并大量出口。合理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军工技术的发展。
缺乏竞争机制反而会带来麻烦，我国军工行业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研究所为歼击机设计的雷达在空中无法正常工作，该研究所的领导找到负责试飞的单位苦苦哀求，讲一些“如果不让产品过关，我们这个单位就没饭吃了”之类的理由。这样的扯皮对国防事业没有任何好处，国家当然不应该包容研发单位的无能和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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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不是只有军转民，还有民转军!
军民融合对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支撑拉动作用，在历史上显而易见。许多先进技术都有军民通用的性质：与民用产品相比，军工产品对绝对性能的要求较高、对成本的要求相对宽松。所以历史上很多技术的发展途径都是率先应用于军工产品，待到逐步成熟、成本降低之后，再应用于民用产品、得以大范围推广。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开发的基于近地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GPS先是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使得军事上的精确打击成为新的作战模式；在20多年后的今天，对GPS导航的支持几乎成为高端智能手机的标准配置。GPS占据全球导航卫星系统90%以上的市场份额，2017年核心市场的规模估计在800亿欧元左右。
军用技术民用化，使得军工企业可以通过直接销售民用产品或知识产权授权获得可观的收入。这些企业若能从市场中充分获利，就不至于过分依赖国家提供的研发经费和军方订单，有助于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案例。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出了GE9核心机(燃气发生器)，后在其基础上研制出供美国空军B-1B轰炸机使用的F101涡扇发动机，和用于F-15、F-16战斗机的F110发动机。由GE9核心机衍生出的CFM56系列发动机，则被广泛应用于波音737、A320、A340等民用客机。近50年来，西方国家大量军用和民用飞机所采用的发动机竟然都是GE9核心机繁衍出的后代。
由此可见，出色的军工技术有可能催生市场空间宽广的民用产品，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2016年8月，我国将与发动机研究和制造的相关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一家新的央企——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可谓意义深远。只要中国航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机，不仅可以完全满足中国军方对航空发动机的需求，还可以打破普惠、罗尔斯-罗伊斯等少数几家西方企业对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垄断，从客机的产业链获取可观的利润。
2013年3月7日，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宣布选择CFM56-5B发动机为新订购的25架空客A320系列飞机提供动力。该确认订单价值为5亿美元。而国内民航机队在2016年已经达到2907架的规模，与之相关的航空发动机市场空间至少为580亿美元，而且还会随着民航机队的壮大而不断增加。
军民融合是双向的，不光涉及军用技术民用化，也涉及民用技术军用化。全地形车就是我国民用技术军用化的典型案例。2007年11月，义乌贾氏企业与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研发出首辆水陆两栖全地形车“西贝虎”。此后全地形车多次配合我国科考队在南极、北极完成物资运输任务，并且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2年8月浙江暴雨后的救灾工作中表现出色。
这类新型车辆优越的全地形通过能力给部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军正式列装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嘉陵公司生产的山猫全地形车，作为特种部队的作战载具，并衍生出了安装重机枪、火箭炮、自动武器站、反坦克导弹的多个版本。
源于民用技术军用化的全地形车已经成为我军特种部队的作战车辆，并且出现在建军90周年的阅兵分列式中。
中国军方和大疆究竟开展了哪些合作尚不得而知。但已知的事实是，伊拉克政府军和ISIS组织各自购置了大批大疆无人机，经过改装之后用于战场侦察，甚至投掷轻型弹药。由于民用无人机近年来发展迅猛，其性能已有作为军事装备使用的潜力，我国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部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公告》，决定自2015年8月15日起，对长航时、高升限、性能出众的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随着“中国制造”越来越强大，类似的出口禁令乃至技术转移禁令，都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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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研绝不能闭门造车
近年来凸显出军事价值的民用技术还有很多，不仅涉及装备制造，还涉及软件领域，例如：
网络安全研究可应用于军事上的电子对抗；
人工智能可应用于开发无人驾驶的战场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可应用于高通量的情报判读；
量子通信理论上不惧怕任何监听，可应用于军事保密通信；
……
诸多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可以预见的是，以后许多高技术企业都会拥有研发某些军用技术的能力。这些高技术企业很可能是不属于传统军工板块的国企、私企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
正因为民用技术军用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价值愈发重大，习主席才会强调“综合运用规划引导、体制创新、政策扶持、法治保障以及市场化等手段，最大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国防科研不宜闭门造车，应当尽早将具有潜在军事价值的企业研发纳入军民融合的视野。规划引导和体制创新，可以考虑以下基本思路：
开门迎客。如有企业毛遂自荐开发相关军事技术，有关部门应当表示热烈欢迎，并通过正规的机制与其对接，绝不能让对国防科研一腔热忱的企业“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尽早介入。如果有关部门认为某类技术具备潜在军用价值，应当尽早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一方面打好招呼，防止有价值的技术为外人所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商谈后续合作，给企业安排出路。
适当扶持。对于有军事应用前景的项目、或者军民两用项目，可以与企业合理分摊研发经费，帮助有前途的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各取所需。有关部门与相关企业应该一开始就商量好，哪些研究成果应列为军方机密、供军方专用，哪些知识产权可以用于开发民用产品。
为我所用。对于战略价值特别重大的企业或项目，可以由业务相关的央企以资本运作的形式，进行部分或整体的收购，保证核心研发团队处于国家的领导之下。
正如习主席所说，军民融合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具体措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掘和完善。既然这是一条早晚要走的路，那么动身出发越早越好。
总监制：吴亮
监制：夏宇
责任编辑：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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