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报课外班?哪个年龄段留学更合适?家长的焦虑,四位名校校长这么支招
2017/9/17 瞭望智库

    

    

     孩子该不该报课外班?多校划片能否遏制学区房焦虑?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出国留学更合适?家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孩子的未来发展中?

     文 | 魏梦佳 赵琬微 王普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刊于《瞭望》2017年第38期,原题《这些教育热点,北京名校校长怎么看》。

     走在前沿的教育实践者,北京四所名校校长接受记者专访:

     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明新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颜凤岑

     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党委书记、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校长刘小惠

    

     开学季来临之时,记者就上述教育问题采访了北京几所知名中小学校的校长,试图给家长和社会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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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班热:盲从会适得其反

     一段时间以来,飚涨的学区房,应接不暇的课外辅导班,成为很多家长的教育焦虑。家长们一边在抱怨辅导班剥夺了孩子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方面又“不敢不报”,生怕后果不可承受。

     接受记者采访的校长们表示,接受课外辅导不可一概而论,但“报班热”乃至形成集体焦虑,其中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也不无功利主义心态。二者形成的社会生态,对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无干扰。

     李明新:名校的学位有限,很多家长希望通过考试,获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各种“报班热”持续的原因。

     这一过程中家长形成两种心态:一是焦虑,全民焦虑,因为谁都输不起。有家长跟我讲:我家孩子上到三年级时都咬牙没报辅导班,等四年级时,发现单位同事的孩子都在上各类班,我心里开始发毛,就觉得如果不报,万一将来孩子考不上重点学校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在传递焦虑,焦虑的把不焦虑的也带焦虑了。

     二是功利主义心态。就是家长让孩子学的东西,不是为了挖掘孩子潜能,或尊重孩子兴趣,而是为了跟将来考试升学挂钩,不挂钩就不学。这其中,也还有家长间的相互攀比。其实真要比的话,应该比每个孩子成长得是不是健康,发展得是不是全面,这些更有意义。

     这两种心态,深刻地影响着家长的教育行为,也对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形成干扰。校长和老师不会跟家长说你绝对不要给孩子报班,而只能是倡议、倡导。我想,只有家长真正相信我们的教育改革,相信学校教育,我们的教育才能恢复到良好的生态。

     王欢:我觉得家长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好心好意、全心全意地拔苗助长。孩子就是孩子,他有他的成长过程。你使劲让他上这班那课的,把他弄得很疲惫,根本谈不上学习效率,不过是花钱买家长的一个心安:“人家都学了,我不能不学”;“听懂一点儿算一点儿”等等,所以做父母的,要把握火候。

     我觉得很多东西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有些孩子进行语言类的学习,进行一些特长、专长、艺术类的学习,我觉得都可以。但要把握尺度,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适当引领他,针对孩子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综合设计考量。

     颜凤岑:有些学生本身喜欢学习,多学些东西没问题。但是多数还是家长逼着孩子学,把孩子弄得特疲惫,家长也是被社会风气裹挟。我想关键是家长要理性分析,根据孩子的需求和兴趣去选择。

     有时候我觉得家长是在做适得其反的事。比如一些家长,孩子入学前就在课外辅导班上把小学该学的东西提前学了。表面看,孩子入学后在班上可能很突出,老师们问的问题都能答对。但从教育看则有问题:孩子上学,所学内容很多时候是一个载体,而并非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载体让孩子学会课堂学习的方法,学会听讲,这是很重要的。而一个孩子如果所学内容在课外班都学了,他在课堂上可能就很难再专心听讲。这不仅增加了孩子的负担,而且影响他正常学习。

     刘小惠:家长的焦虑,实际上是家长对教育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望子成龙是中国的传统,很能理解。课外辅导班是学生个性化辅导的选择,是市场需求的产物,有合理性,但良莠不齐。有统计说,现在大城市不补习的孩子很少,但我们主张学生充分利用好自己在学校的时间和学校的教学资源,积极配合本校老师指导,实现个性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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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校热:“多校划片”能抑制吗?

     知名中小学学位有限,购买昂贵的学区房成为家长们“望子成龙”的疯狂选择。为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推动就近入学,北京市近几年一直在探索热点区域“多校划片”,今年更是加大力度。

     那么,“多校划片”政策能否抑制家长们的“择校冲动”?

     李明新:关键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大家都想让子女上名校。过去,一到入学季就电话不断,都想来我们学校上学,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北京市西城区招生制度的改革和规定,包括实施细则,让我们这些校长得到了解放,极大地抑制了择校问题。

     我认为多校划片入学,会使一些家长在学区房问题上出现犹豫徘徊,但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消灭学区房,我觉得还是理想化了。因为学区房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包括美国也有,这其中有市场规律的作用。“多校划片”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学区房“热炒”,但可能也不会一下子让这个问题消失。

     事实上,教育上的很多难点问题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解决的,需要多个部门、甚至整个社会一起来做。

     王欢:教育部出台的多校划片政策执行以后,你在我这个片内买的学区房,也不一定就能到这个学校,大家都在这个学区内,统一进行分配的时候,学区房的价值就会被削弱。

     我前些年确实是一到入学季就怕接电话,怕得罪人。近三年,我就没有这个困惑了,原因是,他给我打电话也没用,我管不了,这个事是机器管。首先是孩子要先在网上注册,网上验收他的户口本、房产证,如果你不属于这个片区,根本就进不了库,求人、写条子这些东西,的确是得到了特别好的抑制。北京市教育改革最大的成功,我觉得就是在入学的政策上。

     刘小惠:这两年北京的教改真的是特别好,很得人心,我个人认为它缓解了“择校热”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彻底解决。没解决,原因之一是还有不少家长对一些学校还抱持旧的观念,其实像我们这些新兴学校,已经非常好了。

     教育是一个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我想老百姓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家附近的学校是最好的”这一点。现在“择校热”已被部分抑制,下一步是要让老百姓对他周边的学校有所了解,作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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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热:先给孩子一颗中国心

     去年一部《小别离》,将家长对孩子出国留学的种种焦虑和殷切希望展露无余,也引发了社会对青少年留学热的再度关注。

     在校长们看来,留学热反映了当前教育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态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国人对中国教育的不自信。校长们认为,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送其出国,切忌盲目跟风。低龄儿童出国上学最好有家人陪伴,否则影响孩子身心成长。

     颜凤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这个条件了,经济条件、制度条件都具备了。出去学习是好事,但我认为从孩子角度看,起码得成年了再出去。18岁从法律上来说已成年,从他个人发展来说也有了应变能力和一定的社会经验,出去之后也能独立生活和学习。

     我们不建议低龄孩子出去,尤其是小学阶段。基本生活能力还成问题的时候就离父母那么远,对孩子的发展不利,出去要理性,不能盲目。我觉得18岁是个起码的界线。

     李明新:留学低龄化本身我就反对,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你父母在国外工作,没有办法,孩子只能去留学、借读。说到低龄,我觉得主要指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属于大学的预科教育,还能理解,因为他要和一些更有发展潜力的大学接轨。我们现在担忧的是初中小学就去留学。如果一定要去,家长一定要跟上,否则在安全和健康成长方面都可能有问题。

     留学低龄化,一是部分家长对中国教育有误读,认为中国教育不如西方,“孩子越早送出去越好”;二是孩子不适应国内教育要求,比如应试教育等,听说国外教育更宽松、更尊重学生,就想把孩子送出去;还有就是部分家长希望孩子未来跟西方文化对接,送孩子到国外去可以比较早地进入西方社会体系。

     面对不同出发点的复杂教育需求,我们确实需要在教育改革中深入调研,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深化素质教育,改进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升我们的优质教育供给能力,满足更多家长和孩子的需求。

     刘小惠:我不太主张低龄化走出去,我认为从孩子心理成长到教育环境,中国孩子跟国外孩子都不太一样。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会让孩子大学以后再出去。这样当他走出国门,是有稳固的中国文化根基的,会以一种理性思维来鉴别学习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其实,开放的政策和环境会让我们国家更繁荣和多元。

     我每年去国外都要看那边的中学,其实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发展得非常好,与英美国家相比各有千秋。目前,我们不少中小学在教育领域,教师付出、研究方向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我们的优势是有超前的科技,有丰富前沿的课程。我们很自信,但要很好地传递这份教育自信、文化自信,可能需要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践行。

     “留学热”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应该把教育办好,当我们自己的教育更强大的时候,孩子们就有了更多元的选择。我想,我们的孩子在出去之前,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有中国心的孩子,这很重要。

     采访视频

     ◆ 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

     ◆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颜凤岺

     ◆ 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明新

     延伸阅读

     北京教改探索出了什么?

     北京教改“动真格”?!

     作为首都,北京既是教育和人才资源富集的城市,也是人口多、地域广,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

     如何推动优质师资力量开花散叶,从根本上破解“择校”难题,是北京市近年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探索集团化办学、以点带面让优质资源走出稀缺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曾参与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告诉记者,北京市在打破现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强化市级政府统筹方面的探索,对特大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很有意义。

     文 | 赵琬微 魏梦佳 王普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刊于《瞭望》2017年第38期。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奕(当日微信另有专访)

     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明新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颜凤岑

     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党委书记、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校长刘小惠

    

     ◆ 北京市在打破既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强化市级政府统筹方面的探索,对特大城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参考意义

     ◆ 集团化办校,不只是挂个名校招牌

     ◆ 今年海淀区中考状元出在了人大附中翠微学校,而三年前自愿来该校的片内学生几乎没有

     ◆ 一所小学办得好不好,得看孩子的眼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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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资源整合,不只是挂个名校招牌

     北京海淀区名校云集,但教育资源并不均衡。为均衡全区教育资源,发挥名校的管理和人才优势,2014年海淀区教委与人大附中签署协议,将区内的卫国中学和翠微中学合并为人大附中翠微学校。

     人大附中副校长、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校长刘小惠告诉记者,三年前她被校本部派过来做校长时,卫国中学还是个只有一栋教学楼、200米跑道小操场的不起眼学校。对于一毕业就分配到人大附中的刘小惠来说,这样的学校环境有点儿出乎意料。

     “我在人大附中工作了30年,我心中的学校就应该是人大附中的样子”,而这个与人大附中本部相距仅10公里的学校,差不多颠覆了刘小惠对中学的印象: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本应在操场上打球、奔跑;这里的午间安排却是睡觉;开家长会时,原本应是隆重安静,这里却是扇着扇子聊着天,像是在火车站。

     她深刻地意识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纸面上学生人数和成绩的差距,也不仅仅是教学设施和操场面积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学生心态、教育管理乃至家庭教育的差距。当时,每年“小升初”派位选报志愿的时候,自愿选择来到这所学校的片内学生几乎没有,最终来上学的几个京籍学生,多是被电脑派位来的,到初三时,学生一般会流失三分之二。

     刚并校时,“很多家长都认为,不过是学校换了块牌子,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变化。”刘小惠说。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虽然考试成绩仅仅是教育教学的一个方面,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扭转了很多人对这所学校的看法。

     2014年,分校与本部的中考平均成绩相差超过百分,差距非常大。

     2017年,分校中考成绩出来了,与人大附中本部差距大幅缩小。令全校师生最为欢欣鼓舞的是,这所学校竟然出了海淀区中考状元!

     3年多时间,这栋教学楼里发生了什么?今年52岁的刘小惠与她带领的16人管理团队、教学骨干,以及全校近200名教职员工一起,用辛勤的汗水创造了一个校园蜕变的传奇。

     人大附中本部派来的这批老师中,有北京市特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他们站在教学一线,深入教研组,引领中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年轻教师快速成长。日常教学时,学校与人大附中本部统一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平台,教师与本部的名师同步集体备课。学校不仅仅是换了块牌子,而是“真融合”,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方面的深度整合——两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国际交流资源、社团活动资源。

     刘蓓是39岁从本部被派到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担任副校长的,当时她的孩子正好赶上小升初,刘蓓决定让孩子跟着自己来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可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她小孩的多数同学都升入人大附中本部。

     “副校长把自己的孩子都送来了!”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了学校的决心:海淀区进行的这次教育资源整合,看来是动真格的。

     3年后,“校长的孩子”从这所学校毕业了——小姑娘不仅高了,长大了,充满了自信和阳光,而且成绩比当年的小伙伴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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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孩子的眼神”衡量一所小学

     如果说在百姓心中,衡量一所中学成功与否的标尺是学习成绩的话,那么对小学来说,用什么来衡量其教育是否成功?

     北京史家小学是深受百姓喜爱的学校。接受记者采访时,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说,在她心中,孩子的“眼神儿”是判断一个学校成功与否的标志:一所小学管理得好不好,关键看孩子。如果一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眼睛都是亮亮的,小胸脯挺得高高的,无限的活力、战斗力,高昂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好学校。

     2012年,位于胡同内的东四七条小学作为教改试点纳入了史家教育集团,王欢当时心里也很“打鼓”——这是一所位于老城区的普通小学,生源流失严重,附近的孩子纷纷“择校”远离,一年下来才招到20多个片内的孩子。

     “当时,学生成绩普遍不是很好,精神也不够振奋。一次学校组织‘学雷锋’帮行人自行车打气的活动,我偶然发现,一些孩子找不到足够的自行车,就找几个人摆拍了照片,算完成任务。”王欢说,这个事件对她触动很大,教育不能这么搞,必须找到提振精神的办法。

     后来我们把史家小学的书记、校长,中层领导、特级教师、骨干教师都请进学校,跟七条的老师和学生一起设立目标,在挖掘学校传统时,将学校坚持了20多年的“红领巾义务打气队”提炼出“再小的坚持也是力量”的“打气精神”,并把它延伸到教育的各个角落。

     这样半年之后,孩子们在一次队列展示中,展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稚嫩却宏亮的声音,并不整齐但却十分有力的步伐——当时很多老师看哭了,为孩子们的改变深深震撼。”王欢说,一些原本对教改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的老师和家长有了信心。

     孩子们的变化被附近居民看在了眼里:最近三年的数据显示,学校在招生片的回流率达到100%,如今每个班的学生数量已严重饱和,成为史家教育集团中班额量最大的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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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学科带头人到分校带队伍

     “教育改革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明新对记者说,获得人们的理解比教育本身更难。

     每次谈到集团化办校,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校长是不是直接管理这所学校?你们是不是把老师派来了?

     然而,教育不是工厂组装“机器人”,不是说流水线上换一个师傅就能组装好。李明新说,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基因和传统,如果原有师资在短时间内都派到了分校,不仅“抽空”了自己,派去的教师在新环境中也缺少后盾。

     多位校长提出,在名校办分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创造出新的机制和战略。李明新说,如果把一所学校比作一杯茶的话,你不能无限度地加水,在加水的同时你还要加茶叶,“防止浓茶变淡茶”。

     怎么加“茶叶”?把优质的师资队伍做大,学校拿出一系列的举措来重点培养教师队伍。如果原来200人的教师队伍里有50个优质教师,那要通过自己的培养,在短期内把50变成70,再变成80。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集团化办学当中最核心的问题。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颜凤岺说,2014年改革之初,实验一小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共有28个班,1039个学生。“短短三年时间,我担任法人的学校从‘一校一址’变成‘一校三址’;从28个班逐渐扩大到今年70个班;学生从1039名增加到今年2440余名。”

     短短几年,规模迅速扩大,如何保障教学质量?

     把改革作为学校发展的新机会。颜凤岺说,实验一小以“实验”立校,贯穿百年的历史,曾做过很多次示范性的教育实验。我们要继续用实验创新的精神,来促进学校的发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证教育的品质。

     如今,这三个校区采取统一管理。“孩子在一起上课、老师统一安排分配”。颜凤岺说,现在一、二年级在一个校区,然后三至六年级在一个校区,从实质上合并为一个学校了。学校开设创新课程,重视在生活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一整套课程体系在三个校区全面铺开。

     “我们把传承百年的好的教学方法和精髓,传递给了更大范围的师生,”颜凤岺说,“我以为,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其本质表现在师生校园生活质量日积月累的差距上,而一个高质量的系统,可以造就一批批高质量的人。”

     王欢说,成为教育集团后学校的管理理念发生变化。原来的管理理念就是科层制管理,一层一层行政、指令型的。现在采取新的架构,叫做“构架教师领导型的治理结构”,通过构建领袖教师群,来让老师们形成群动力,构成动力群。

     多位校长提出,随着集团化办学的深入,总校不再是简单的搞教师轮岗和交流,而是派出真正的骨干与学科带头人到分校,一边教学,一边带队伍,传播总校文化、培养骨干教师。

     集团主任办公会制度、干部教师集团交流制度、集团学生交流制度、教育资源共享制度、教学研讨会制度、新教师培训制度……以北京小学教育集团为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了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

     从去年起,北京市教委每年给各区投入4400万元的市级引导性经费支持,鼓励区域开展集团化办学、学区制改革和九年一贯制办学的实践探索。截至2017年4月,北京共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8个。北京市有超过80%的中小学参与了教改项目,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联手等方法,实现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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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坚“硬骨头”为改革铺路

     在教育改革过程当中,入学公平是很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因为它涉及所有百姓及不同利益部门,涉及到取消择校、取消共建等,这无论是对北京,还是对全国许多地区来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李明新说。

     2012年各方面都感觉到了改革的决心,尤其到2014年,改革力度相当大,没有缓冲直接就改,“有同志说像休克疗法一样,一下子就变化了”。李明新说,比如说取消“共建”校,如果有个缓冲,20个共建名额缩小到10个、5个,震动会小些,可这个过程并没有给,哗的一下全都取消——对利益相关者来说,冲击真的很大。

     “现在完全扭转了局面”,李明新说,过去每到招生季,手机不敢开,怕接到电话。现在好了,从北京市到西城区,各级招生制度的改革和规定,包括实施细则让我们校长得到了解放,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择校热”。

     “择校热”是多年存在的社会顽疾,如仅凭单一政策变化,改革成果很可能出现反复。在这一轮教育改革中,最为关键的是考试制度的同步改革,这在改革的链条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考试改革是我们以前最敏感的,属于以前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说。比如中考环节,过去五年北京高中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采取“名额分配”机制,高中录取学生不再是简单的按分录取。按照这一机制,普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只要在本校排名前列,就可以进入优质高中。

     这几年,北京高中的指标分配和统筹录取比例从过去15%扩大到30%,现在已达到50%,跨度是很大的。通过指标分配和统筹招生,更多远郊区县、农村地区学生进入优质高中,实现了体制机制的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在考试招生方面不断加大改革力度,目的就是以学生的实际利益为中心,这意味着整个育人观的深刻变化。这一点从试卷上也可以看到。比如过去高考试卷,作文题不许写诗歌,因为诗歌不太好判,不好判就不许你写。但现在我们关注的是,真的擅长写诗歌的孩子怎么办?作文题要有更多选择,让擅长写记叙文、议论文甚至诗歌的学生都能充分展示自己。考试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和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尺子把孩子一划就完”。

     “将行之有效的、好的改革举措固化下来,是改革决心最好的体现,”李奕说,这样它就不会因改革停滞或换一任领导就轻易改变了。

     改革过程中,一些针对考试形式、内容、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全过程、全方位改革,扭转了指挥棒,带动了这一轮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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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生态着手,回归教育本质

     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北京教育督导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基础教育近五年来的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的缩小与弥合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抽象的数字背后,是一位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重新思考。

     “我1957年出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们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整个社会一片朝气蓬勃。童年处在那样的大时代中,一生都充满着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建设祖国的使命感。”颜凤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义务教育,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公益的,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践,让教育回归了本质。

     曾有一段时间,“入学”是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一场博弈,让部分儿童没能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机会公平和质量公平。“过去是家长挑学校,学校挑学生。一些热门学校,残障、智力有问题等特殊儿童很少见,可能几年才有一两个。而现在,像我们学校,登记在册的特殊儿童有50多个。”颜凤岺说,“免试、就近”这两个要求确实是做到了。

     改革真正抑制了“择校”、“择生”的现象,使得教育回归到社会常态。李明新说,这几年北京小学的生源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的教学、管理方法也相应地进行了改进。这样大力度的改革,使得区域教育生态很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可以说,为了实现大的方针政策,有时就要牺牲一所名校和个别人的局部利益。

     近年来,北京小学教育集团先后在西城、大兴、丰台、通州、房山等地办了九个分校。“要使上万名孩子,能分享到北京小学多年积累下的教学成果,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李明新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带领这个集团、这支队伍,把学校的质量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刘小惠说,从单纯的一所学校走进更多校园后,我的想法确实和过去截然不同。三年的实践,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名良师不“择生而教”,同样可以培养出积极向上、乐观阳光的优秀学生。

     作为海淀区政协委员,我提出办学条件、办学环境、师资力量等办学力量都应该更关注基础薄弱的学校,让学校之间的差距缩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

     钟秉林曾参与国家督导评估认定,他认为北京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特大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道路。“打破现有的资源配置格局,积极强化市级政府的统筹力度,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把学生放在正中央’的改革取向,正是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原的应有之义”,对于这一轮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作如是评价。

     “有教无类”是千百年来教育工作者的理想,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里,教育改革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智慧、才能的机会,也为实现这种理想探索了更多的可能性。

    

     总监制:吴亮

     监制:夏宇

     责任编辑: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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