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孩的账单，有多少能让政府买单？
2017/2/19 15:55:30 妇幼健康服务
本周视点：《人口的新生》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还是存在的。不是不想生，而是担心它带来的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等于对中国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提出了要求。公共服务如果做得好，很多事情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以后，这些人可能就生了。
——北京大学 乔晓春
“难生”的烦恼
今年2月初，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6岁的产妇李女士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诞下一名健康男婴，而让她再度怀孕的是16年前储存下来的冷冻胚胎。
16年前，当时29岁的李女士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名男婴，剩余18个胚胎被放在医院液氮罐中冷冻保存。
国家二孩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40岁以上高龄女性希望解冻当年被冷冻的胚胎，复苏植入母体，46岁的李女士就是其中一员。由于李女士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并且患有地中海贫血、妊娠期糖尿病等疾病，所以整个孕期她过得并不轻松。最终李女士如愿以偿生下健康宝宝，成为迄今年纪最长的“冰宝宝”，她和家人也在这个春节体会了赶上末班车的喜悦。但医院却呼吁，并不建议40岁以上女性扎堆来做试管婴儿，因为后续孕育风险很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乔晓春：
政策放开以后，哪个群体的人最着急生育？一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在生育观念上来说，比年轻人要稍微保守一点，就希望能多生点孩子。还有一个原因，年龄大的人，如果不马上生，以后生育的机会和可能性就会变小，而且生育风险也会变大。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各地产科门诊的高龄产妇数量出现明显增长，仅仅在北京妇产医院，高危孕产妇的比例，就从以往的60%左后，一下达到了2016年的80%。
越来越多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卵、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
事实上，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而新增的9000万育龄妇女中，超过60%年龄在35岁以上，有45%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面临想生不敢生甚至是“难生”的尴尬。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是否会刺激人口猛烈增长？这曾是政策出台前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而如今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多增131万人。这样的一个增长似乎低于之前卫计委乃至一些学界专家的预期。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广州则一直认为，无论是放开单独二孩还是全面放开二孩，都不太可能引发人口的猛增，2016年的人口新增数据似乎也印证了他们之前的课题结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王广州：
我们国家卫计委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一个课题研究，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当时认为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下，大概多出生220万左右新增二孩人口。更大的人口新增规模应该是在明年，420万左右的。四五年之内，逐渐释放这个政策的效应，当然这个政策的影响后面会越来越小。
去年新政之下，各地二孩生育情况差异巨大。根据各地卫计委提供数据：
2016年山东省人口出生数量为177万人，
增幅达42.7%，其中二孩出生占比63.3%。
浙江2016人口出生数量也比上年增长31%。
辽宁、陕西等省的数据则显示生育意愿低迷。
专家看来，这与各地历史上计划生育执行情况、城镇化水平乃至观念都不无关系。就在2月6日，《“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公布，到2020 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人口五年要增加4500万，即每年新增900万左右。而去年中国人口增长809万的数据，则低于年均增长900万的目标。
如果要达成2020年全国总人口14.2亿的目标，有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过渡到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阶段。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王广州：
全面二孩效果过去以后，我估计三、四年，接下来一定是少的。我恰恰是担心后续的增长达不到这个我们预期目标，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生育意愿相对来说是一个走低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发达国家的一个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上升，生育意愿是走低的。
“难养”的困惑
不久前，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出炉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对全国十个省市、0-15岁的上万名儿童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没有二孩的家庭中，超五成不想生育二孩，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现象。
在上海电视台记者春节期间关于“想不想生二孩”的街采中，不少一孩父母表示不生二孩的原因是，没精力和压力太大。
对此，全国妇联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影响父母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至少有21种，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家庭经济状况，母亲精力以及孩子上幼儿园前的照料问题，是受访父母考虑最多的。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乔晓春：
生孩子以后，面临很多挑战，因为生育成本会很高，这个成本一个是它的直接的经济成本，还有这个属于间接成本。你比如说这个，能不能失去工作，然后这个以后带孩子以后，那么可能会对她的这个技能有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她未来的一个发展。然后再加上这个，你比如说孩子的照料的问题，然后孩子上学问题，然后在中国还有一个住房的问题，这些实际上都给这个想生二孩的夫妇提出了一些挑战。
除了分析影响父母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外，这份报告还对已有二孩的家庭做了调查，数据显示，城市普通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为29.6%，这与城市地区育儿成本较高有着很大关系。对于这一点，三个月前刚刚产下二孩的青岛妈妈李双，深有体会。
月嫂正在给李双的小女儿洗澡。
春节期间，由于家里的老人要回老家，还有一个大女儿要照顾的李双，明显感觉有些忙不过来，还未出正月十五，就把月嫂找回来帮忙照顾小女儿卫欣。
李双表示，这个月嫂是提前了半年时间请的，正常的工资是在7000元到7500元。因为是朋友介绍，就是比较便宜一点，只收了6500元，签了两个月同签，一共15000元左右。
爸爸和大女儿的合影。
两个月支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在去年，对于家庭月收入接近两万的李双夫妇来说，并不算太大负担。但现在，为了有更多精力照顾孩子，李双辞去了工作，这样一来，月嫂的工资也成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与此同时，大女儿已经5岁，幼儿园兴趣班都需要钱，如果不是有一些积蓄，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显然有些吃力。
“养一个孩子的时候，什么都想给她最好的，除了教育方面，剩下的就是玩具、衣服。多一个孩子，在支出上面也会增加，纸尿裤、衣服、车子、餐椅这些东西，都开始陆陆续续买，最近这几个月花钱也挺多的。”李双说道。
有了二孩后，不仅仅支出增加了，花费的精力也要比一个孩子时更多。据李双回忆，当初生大女儿时，靠着母亲和阿姨帮着，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勉强能撑到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如今，老人身体不好，无法帮忙，虽然自己全职在家，但独自面对两个孩子，依然有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之感。
有月嫂帮忙，李双的压力明显小了不少。
“妹妹在这边要吃奶要睡觉的时候，姐姐那边想让我给她讲个故事，想跟我做个游戏，都满足不了。大女儿如果是早上去上学，下午回来，然后白天我基本上就是只照顾小的就可以了。小女儿相当于要快4岁的时候才能上幼儿园。”李双说。
其实，李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国家卫计委曾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查显示，有近1/3受访母亲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家长对2至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乔晓春：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还是存在的。不是她不想生，而是担心它后来带来的问题能不能很好的解决。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对中国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提出了很多要求。你公共服务如果做得好的话，生了二孩以后，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好得到保障以后，这些人可能就生了。他的愿望也就可以得到满足。
公共服务跟得上吗？
本周，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王源村儿童早期发展中心，孩子们在养育师李波的陪伴下进行早期学习。
2014年，原本是计生干部的李波参加了国家卫计委“养育未来”项目培训，转型为一名养育师。由于当地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孩子往往由祖辈来带，而幼儿园入学年龄最低也得3岁，这个项目希望养育师的免费指导，能弥补当地0-3岁儿童教育的空白。
在这个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最多的时候有20多个儿童前来参加免费养育，但最近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而由于服务方式的变化，当初参与这个转型项目的70名计生干部，一部分已经退出，有的来到卫生所成为医师，有的回到了原来的计生岗位。
“现在只有40个人还在坚持参与这个项目。原来是入户模式，它需要比较多的养育师到每个农户家里去。现在是只需要一个或者两个养育师，到这个养育中心来对这个家长进行集中这个指导。”李波说。
计生干部转型为养育师，能否成功和推广，值得继续观察。而我国基层计生工作人员超过百万，从生育管理者向生育服务者转型，显然要从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出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
我们要脱开原来计划生育的狭隘视野，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解决，而且这些问题过去基本都是空白的。这个转型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从管理向服务进行转型。向服务转型就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你的服务是不是老百姓的需求；第二，你的服务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质量 。如果做不到或者你做的质量不好，老百姓就不需要你了”
本周一，国家卫计委发布《“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
国家卫计委于本周发布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方面，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协调制定和完善鼓励按政策生育的经济社会政策，其中，“鼓励按政策生育”的说法引人瞩目。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
从现在的状况看，要想生出这么多孩子来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得鼓励大家去生二孩。所以，在规划里头同时又强调，希望大家能够按政策生育。所谓按政策生育，实际上背后隐含着鼓励二孩生育的含义，尽管没有直接去讲 。但最好的办法还是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我生还是不生，那么如果政府希望生或者鼓励生，应该通过解决生孩子所带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鼓励生，而不是从宣传的角度鼓励生。”
要“鼓励按政策生育”，需要填补的公共服务缺口有很多。例如，在孩子0到3岁阶段，由于女性基础年假仅为98天，幼儿园的入园年龄为3岁，而我国托幼机构严重缺乏。
有调查显示，我国0—3岁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
在这一块，中国几乎就是空白，就是等于完全是把这个责任归给父母了。所以我是希望政府在这一块应该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 ，不一定是政府来建机构、建幼儿园，而应该鼓励社会去建幼儿园、建机构，然后政府在财政上提供支持，来制定政策，提出项目。”
本周，北京市教育工委等三部门表示，将“加强0至3岁早期教育基地建设”列入2017年的工作要点。此外，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后，不少地方也开始延长产假，给女性职工带来了福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担忧。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
产假长了以后，就业怎么办？那么一定要出台一些配套的生育妇女的就业政策。西方有一个好的政策，就是不仅仅为妇女增加产假，同时也要给丈夫增加产假，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的产假是一样长的，甚至可能给丈夫更多的鼓励性政策， 妇女或者是丈夫生了孩子的产假都在延长，这个时候妇女的地位就不会受影响。”
《“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等奖励假的待遇保障，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显然不能仅靠卫计委一个部门，而是需要国务院40多个部门明确分工。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
只要是针对人的问题，都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必须由多个部门配合。这个政策一定就是相关部门的政策，而不是计划生育政策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管生和不生，但生和不生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你希望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其它部门需要解决的。”
乔晓春教授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甚至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参照日韩等国家的先例，在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下，即使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即使是采取了鼓励的政策，那么很可能我们的生育率的回升也达不到我们所期望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政策放开得越早，我们鼓励生育这个时间来得越早，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们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要早一点，一旦我们把行动，如果做得太晚，可能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小，甚至没有效果。”
视频制作：徐 新 彭裔然 宣霁祐
微信策划：宣霁祐 张大鹏
微信监制：徐 新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周刊-岩松说公众号。转载为了分享，分享积淀美德。觉得好，就快快转载吧!转载请注明来源。点击“写留言”可参与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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