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没能更好地面对死亡
2018/4/4 中国好文字
死亡是终点，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除了逃避、恐惧，更应该面对、了解。
我成长在欧洲一个科学并不发达的小乡村，当时的现代科技刚刚与医疗科学接轨，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半个世纪前大同小异，或许正是如此，我才有机会研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人类演变过程的一个部分。
我记得儿时曾亲历过一位农夫的死亡。他从一棵树上摔下来，奄奄一息。农夫仅仅要求在家里度过最后的时间，毫无疑问，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愿望。他将女儿们叫进卧室，和她们每一个都说了几分钟。尽管疼痛难忍，他仍然平静地安排着自己的后事。他交代道，除非他的妻子逝世，所有财产与土地都不可分割。他也要求所有子女都要干活，共同分担职责和任务，接手他之前的工作。他让朋友们再来看看自己，并与他们道别。虽然我那时还小，但他也没有让我或者我的兄弟姐妹们回避。我们都被允许参与这个家庭的准备工作，与他们同悲共哀。当他真正过世后，遗体就停放在屋里，在他自己一手搭建的、深爱的家中，在这片他居住过、热爱过的土地上，他被鲜花环绕，周围聚满了友人与乡邻，他们都来见他最后一面。直到今天，在我待过的那个小村子里，仍旧没有虚设一个“灵堂”，没有请尸体化妆师来涂抹出逝者长眠的假象。只有毁去容颜的，才被缠上绷带稍作掩盖；患传染病去世的，在下葬前则不将遗体停放在家中。
为何我要描述这些“老式”的习俗呢？因为我觉得它们折射出人对死亡的接纳，让临终病人得到安慰，帮助其家人接受挚爱终将离开的现实。如果病人被允许在爱意满满的家中走完生命的全程，他就无需做出过多的调整，以适应其他环境。家人知之甚深，在他需要止痛的时候递上的不是药剂而是他最爱的葡萄酒；比起输进去的液体，自家做的一道羹汤，光是闻其香味就能让他食欲大增，愉快地啜上好几口。我并非忽视镇静剂和输液的作用，根据自己当乡村大夫时的经验，我清楚它们有时作为保命之需不可或缺。但我更加明白，耐性、熟人和食物的力量远胜于注射进去的液体，原因很简单，不用耗费大量的人力，也无需单独的医疗护理，这些就能满足病人身心的需要。
孩子们被允许待在死亡笼罩的房间里，参与谈话和讨论，感受恐惧，让孩子们觉得并不是只有他们才悲伤，让他们在分担责任、共同哀悼里得到丝丝慰藉。这种经历会帮助孩子们慢慢做好接受死亡的准备，学会平静看待死亡，视之为生活的一部分，并最终令他们的心灵日臻成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视死亡为禁忌的社会，在那里，讨论死亡被看作是怪异的。大人们想当然的不让孩子参与进来，推托说小孩子哪受得了这些。孩子们被送到亲戚家住，周围人谎称“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者编些其他离谱的故事。他们感觉到不对劲。如果其他亲戚再来对故事添油加醋，回避他们的问题和疑惑，觉得那种失亲之痛孩子们难以面对，塞各种礼物聊表补偿，凡此种种，只会使他们更加怀疑大人的言行。迟早，孩子会察觉到家庭成员的变化，根据他们年龄和个性的不同，他们的心中或多或少将留下难愈的伤痛，觉得这种变故恐惧万分，玄之又玄，不能共同面对死亡的经历让人难受，而大人们的话也值得怀疑。
同样，告诉一个失去了兄长的小女孩，因为上帝非常爱他，所以才把小约翰尼带到了天国，这种做法也是不明智的。倘若三十年后，小女孩成为一名母亲，她也难以停止对上帝的恼怒之情，当她痛失唯一的稚子时，甚至可能精神崩溃。
试想一下，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和对人的认知，都应该促使我们及我们的家庭更好地面对死亡——这终将来临的结果。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那个人们安详又充满尊严地在家中辞世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似乎，科学越发达，我们越害怕死亡，越否认死亡。我们怎会变成这样呢？
我们语气委婉地形容死亡，用化妆手段让逝者看上去好像只是睡着一样；病人何其有幸才能在家中离世，而我们却自以为是地把孩子临时寄养到别处，认为可以使他们免受家中满是焦虑与喧嚣情绪的困扰。我们不准孩子去医院探望临终的父母。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是否应该告诉病人真相。如果像那种情况，垂危病人有家庭医生看护，医生见证了他的一生，了解其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优缺点，那么这个问题也就不那么纠结了。
我想，有诸多原因导致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很难表现得从容自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当今社会，死亡已经越来越令人生厌，它在许多方面意味着满溢的孤独、堆积的医用器械、尊严的丧失；有时，甚至很难确定死亡降临的时间。
往往，病人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被急匆匆地推进急诊室抢救，生命流逝的过程变得寂寞无比，没有人情可言。许多患过重病、需要休息、渴望安慰的人，大概都有过躺在担架上，忍受着救护车发出呜呜的噪声，以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医院的不适感。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粗暴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押送过程”，仅仅是一场长期折磨的序曲而已——人在健康时都无法忍受的、难以形容的噪音、光线、输液架、杂乱的人声等，现在感觉更加苦不堪言。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在层层被单和毯子下，病人的内心感受。现在最好停下那些所谓善意的、有效的、东奔西走的行为，尝试去握住病人的手，微笑着聆听他的疑惑。
我将去医院的过程列入临终时日的第一章。实际上，对许多人而言也确实如此。之所以极尽夸张地描述此一过程，是为了与那个在家中离世的病人作对比。但是，我想说：如果医疗手段可以挽回性命，入院也未尝不可，这里只是想把重点指向病人的心路历程，解读他的需求和反应。
当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时，常常被当作无权表达意见的人，任人摆弄。病人是否需要住院？何时、何地入院？这些问题往往由其他人来决定。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病着的人也是有情、有愿、有想法的，最为重要的是，他也有发言权。
好吧，假设我们的病人已经被送到急诊室，他周围挤满了忙碌的护士、护工、实习医生、住院医师。有化验医师要采血样；有照心电图的要拍片子。他可能被送去拍X 光，无意中又听到人们讨论他的病情，询问家人的问题等。毋庸置疑，慢慢地，人们视之如物品，他已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甚至，许多决定不再参考他的意见。假如他试图提出抗议，就会被强制注入镇静剂，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等到他没有力气反抗后，就被推进手术室或者加护病房，最终成为一个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和资金的物品。
病人极度渴望休息、安宁和尊严，得到的却是输入的液体、血浆和人工心肺机，如有必要的话再给来一次气管造口手术。病人只想要有人能驻足，停一小会儿，让他问个问题——现实却是一堆人昼夜不停地围着他，忙忙碌碌，测心率、摸脉搏、看心电图，或者检查肺功能，记录分泌物和排泄物，谁把他当人看待了？病人想要抗议，但大家做这一切都是在与死神争夺他的性命，抗议自然无效。人们觉得，等到大家把他抢救过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迟。先存有那种想法，可能就错失挽救生命的宝贵良机!不管怎么说，这些行为背后的设想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果真如此吗？这数不胜数的医疗器械，这非人的待遇，就是我们不顾病人感受的借口？压抑危在旦夕的病人满心的焦虑，就是我们对待危重病人的态度？
我们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设备、血压上，将死亡逼近而产生的恐慌和不适绝望地转移到对医疗器械的操作上，看不到病人饱受折磨的脸庞，不去想我们的软弱无能、局限和失败，不考虑我们人类终将难逃的宿命。
有人会问：我们是变得越来越缺乏人性，还是越来越富有人文关怀？尽管本书无意作出判断，可无论答案是什么，显而易见，如今病人们遭受的折磨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时代更迭，而病人的需要从未改变，改变的不过是满足需要的能力。
摘自《下一站，天堂》
原题《关于死亡之惧》，有删节
我们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亲人的突然离去？如何面对内心无尽的遗憾？
生时，我们追求各种缤纷绚烂的体验，但是否曾经考量过死亡的那一天，希望如何离开？
我们曾经对死亡讳莫如深，然而如何看待死亡却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时光。
今天，我们谈谈生命与死亡背后，还有一些人，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改变一些什么。
《下一站，天堂》
〔美国〕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著 易菲 译
译林出版社 凤凰壹力
20世纪百大思想家之一、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以这部现代生死学教育之经典，影响并教诲无数人善待死亡与临终。
以病人为师，方可了解生命最后阶段的那些焦虑、恐惧与希冀。本书所讲述的，正是病人与我们交流痛苦、分享期待和诉说失望的经历。希望凭借本书，能够鼓励其他人不要回避“万念俱灰”的病人，而是进一步理解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下一站，天堂》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作者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以死亡为主题，首次提出应对死亡的五大阶段观：否定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本书通过生动的采访实例，让读者更加感性地体味步步紧逼的死亡会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服务于患者及其家属，为他们带去希望、安慰与内心的安宁。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美国精神病学家，国际知名的生死学大师，探讨“死亡与临终”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深受同行爱戴与尊敬。其著作被译成27种文字。著有：《天使走过人间》《死亡与临终问答》《活至最后一刻》《记住这些秘密》《死亡：生命的最后阶段》《关于儿童与死亡》《坚持到底》《艾滋：最终的挑战》等。她于2004年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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