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生(6)：仓皇路上读书多
2014/4/22 中医书友会
作者/娄绍昆 ⊙ 编辑/王超
编者按：其实我非常害怕读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因为这些文字总像穿越密码一样把我带到那个无法言说的年代，跟作者一起流着汗，唱着歌，再流着泪。但是这些沉甸甸的生活历史又总能宽慰现在吃得饱、穿得暖的我，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当娄绍昆经过了一月粮票不足裹半月饥腹的高中岁月后，当他拿着美西仅有的一条冬被坐在去往闽西的汽车时，当他在上海的马路上狼狈地大嚼特嚼用全国粮票换来的大饼时，23岁的娄绍昆已经一路颠簸地精读了《长沙方歌括》，回答着陈修园对后世推心置腹的问题：我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内涵树立自己的形象与塑造个人的中医人生？
六、仓皇路上读书多
我离家之前，身边没有几块钱，粗粗计算了一下温州到闽北的车费就要二十块，加上住客栈和旅途的其他费用起码要三十块钱，于是就想方设法去筹借路费。我家亲戚不少，但自从父亲被精减以后，大多断了往来。唯有大舅父经常关心我们，所以我就到大舅父家，准备开口向大舅母借钱。
“你母亲早就我这里打过招呼了，”大舅母未等我开口就说：“听说你想离开温州，叫我绝对不能给你路费。”
我高中同学中已经考上大学的，当时还在念书；没有上大学的几乎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向他们借钱是无法启齿的。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人，后来还真的从她那里借到了三十块钱，她就是我大妹未来的婆婆。
婆婆中年守寡，一个人靠几亩薄田养活与培养了五个子女，并使子女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当地传为佳话。她的节俭是全村出名的，乡人还盛传她抠门，锅子上的焦锅巴用清水洗洗又加入米中再煮。每年除夕夜她作为母亲都会把压岁钱送给孩子们，但是孩子们都不想把它打开，因为他们知道，过了正月初五，母亲就会把压岁钱全数要了回去。孩子们晚上在菜油灯下做作业，她只给儿女们的油灯加一调羹的菜油，油干灯灭就睡觉，同时还规定只能用一根灯芯。甚至家人生病时，她也只是使用一些土法、土方对应，从不上医院就诊。
像这样一个人，我向她借钱，她会同意吗？我的妹夫又不在家，被生产队派工派到雷锋水库工地去了。我一个人贸然地向她开口借钱真是太为难自己了，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天我在去她家的路上，几次想转身回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向她家走去。她家的门口一切都还安静，“文革”的浪潮大概还没有波及到这儿，她一个人孤单单地在屋子里。我厚着脸皮开了口，她端看了我一会儿，二话不说地点点头，就把钱给了我，这出乎意料的举动，让我又惊喜，又激动。
九月中旬的一天，天还不大亮，加兴和绍新就送我到了汽车南站。加兴给我一个深蓝色的大旅行包，又旧又破，连拉链都时时拉不上。旅行包里有几本书，十多件旧衣裤，过冬的衣裤也都在内了，还有一盒小五金修理工具，这是我临时置办的，心想一旦真的找不到黄美西或者找不到工作，也还可以通过沿途挨家挨户修理钥匙、锅子等家庭常用的用具来维持生活。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这是一辆温州驶往龙泉县的长途汽车，旅客不多，我的座位在右边前门后面第二排的窗边。车子开动以后，我心里像打翻了五色味瓶，伤感的、畏惧的、好奇的、期待的种种情绪什么都有，我就带着它们驶向龙泉。此情此景，不由得人使人想起唐代诗人韩偓的《驿楼》：“流云溶溶水悠悠，故乡千里空回头。三更犹凭阑干月，泪满关山孤驿楼。”
汽车在行驶的沿途，到处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形形色色的游街与游行的队伍，热闹非凡，看来”文革”运动正在以燎原之势方兴未艾。旅客们在车厢里没有大声唠嗑，但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用种种的眼神交换着对这一场政治风暴的不安与恐惧。
一个人孤独地坐着，时间一久就感到百无聊赖。我于是从旅行袋里掏出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翻看了起来。这本书是父亲大力推荐的，父亲对陈修园津津乐道：他是福建长乐县人，生活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中过举人，寓居京师时，因为仅用了二大剂中药治愈了刑部侍郎伊朝栋的中风病，而名噪一时。他重视《黄帝内经》的重要性，曾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
在临床诊治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后世许多学习《伤寒论》的医师大多以陈修园注本为经，以柯韵伯注本为纬，《长沙方歌括》更为后世许多名家所推崇。这本书在我手里前前后后也已经有三年了，但是都还没有认真地去拜读它，这次把它带出来就准备下决心读它一番。
这一次在汽车上静下心来慢慢地读，读着读着倒读出一点味道来了，看来陈修园的一些观点颇有道理。譬如《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一文是陈修园对中医学诸多原则性问题的集中袒露。其中谈到仲景的医学地位；《伤寒论》的作用；金元四大家与仲景的比较；伤寒论诸方以存津液为主的经旨；桂枝汤、小柴胡汤的临床价值；仲景法在挽救危急病症中的贡献；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的体会；初学者在入门时要打好《伤寒论》与《金匮》的坚实基础的箴言；同道之间开诚布公、精诚团结的希望等。
我一个初学者读了以后觉得受益匪浅，他以推心置腹的劝诫，给后世医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内涵树立自己的形象与塑造个人的中医人生？对此似不容回避!
在汽车不规则的摇动中，我一边读，一边随手作了学习时的所思所得，至今还一直保存着这一本珍贵的笔记。
《劝读十则》所作的学习笔记如下：
一、陈修园认为诊治疾病是“迨汉仲师出，集伊圣及上古相传之经方，著《伤寒论》及《金匮玉函经》两书。”所以他认为“以读仲师书，为第一劝。”为什么呢？他明确指出：
“以药治病始于伊尹《汤液》。”
二、他认为后学者要认识到金元四大家的负面作用，他们“自夸为挈领提纲之道”其实是伪术相师，“虽尊仲圣之名，鲜有发挥。更有庸妄者，颠倒是非，谓仲师专工于伤寒。其桂枝、麻黄只行于西北，宜于冬月。”如果你已经受到他们错误观点的影响，就要洗心革面“知过必改，为第二劝。”
三、他认为“古人用药，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剂一二剂之间”，所以“经方效如桴鼓”。《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愈。《伤寒论》云：一服愈，不必尽剂。”后学者要认识到“经方之疗效神速，为第三劝。”
四、他认为伤寒论诸方“以存津液三字为主。”桂枝汤如此，“麻黄汤也是养液之意。”至于《金匮》诸方，“大旨是调以甘药四字。”后世的偏驳不驯，板实不灵，又不可不知。“则明经方之有利无害，为第四劝。”
五、他认为中医师对于《伤寒论》中的剂量不明，“铢两升斗畏其大剂，不敢轻视。不知本草乱于宋元诸家，而极于明时李时珍。”应该重视量效关系“俾知经方道本中庸，人与知能，为第五劝。”
六、他认为《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小柴胡汤，无论伤寒杂病，阳经阴经。凡营卫不和者，得桂枝者而如神，邪气不能从枢机而外转者，得柴胡而如神。”中医师要以重视、理解与善于运用这两个方子为起点，“而以愈达愈上。为第六劝。”
七、他认为危急拯救，不能专靠人参。起死回生必须“照仲景法，四逆、白通以回阳，承气、白虎以存阴，助其枢转，运其针机，脏腑调和，统归胃气。”他总结自己一生的临床体悟，道：“余自临证三十余年。知经方之权夺造化，为第七劝。”
八、他认为“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为第八劝。”
九、他认为“医门之仲师，即儒宗之宣圣。凡有阐扬圣训者则遵之，其悖者则贬之。”后世历代医家虽然也有一星半点的经验与成果，但是与仲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初学者在入门时没有打好《伤寒论》与《金匮》的坚实基础就接受后世医学家的理论，可能会走入迷途，医学思想“则以专一不杂，为第九劝。”
十、陈修园号召大家“务宜推诚相与”，希望岐黄之道、仲景之学日益昌明。同道之间开诚布公“则以有言无隐，和气可亲，为第十劝。”
我终于读懂了这篇文章，就像接通了与陈修园对话的渠道，心里非常高兴。不仅如此，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我才知道中医学的知识不仅仅是病人与医师面面相对的那一刻，同时还存在于临床之外的广大区域。这些广大区域包括被现代中医学称之为中医心理学与中医社会学等学科。当然这些学科的知识，最后都还是要回到临床上来，影响临床的诊治与疗效。
过了景宁县以后，公路的路面因为多时没有维修与保养而凹凸不平，汽车像蚂蚁挪窝一样，跑不快，还连续抛锚了几次，旅客们叽叽喳喳埋怨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什么焦急与烦躁，心情平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事后我想，可能与我的前途莫测，不知通往何方有关，所以汽车的停车抛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因为我的内心一片茫茫然，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所以不在乎这一辆汽车的早到与迟到。
汽车抛锚期间，我一直在读《长沙方歌括》，忘掉了周围一切。在“征引三条”这篇文章中陈修园继续论述良医与“今之方技家”的较量，并征引程郊倩、张隐庵、喻嘉言等医家的治验与见解，来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其中陈修园的一例医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忆戊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气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术汤与肾气丸间服，许以半月必效。旋有所闻，惊怪而阻。另延津门陶老医，服葶苈、杏仁、枇杷叶、木通之类三十余剂，胀肿癃闭而逝。”
我一直在想，陈修园所谓的胀肿癃闭的气短病是现代医学的什么病？以桂苓甘术汤与肾气丸间服的是什么证？津门陶老医投以葶苈、杏仁、枇杷叶、木通之类为什么会胀肿癃闭而逝？这几个问题在自己的脑子里上下盘旋，就是想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但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那几个症状、病名、方剂、中药的名称已经进入我的记忆，中医药知识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在我的大脑中积淀了下来。
天暗了，汽车还在路上行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书是看不成了，我就闭上眼睛回顾今天读《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以后所作的学习笔记。笔记中我把此文的要点与自己读后的体会联系起来，也不知有没有误读了陈修园。
深夜时分，一路颠簸的汽车晚了八个钟头到达了龙泉县车站。汽车停下来以后，车门打开了，车内的灯光点亮了，车内一片喧闹，旅客们纷纷拎着行李包下了车。
我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算计着今晚在哪里过夜。坐在我前排的一个老人高兴地呼应着家人焦急、关切的呼喊。老人一家子相见时亲热的一呼一应，突然触动了我全部的神经。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至爱的亲情打动了我，使我内心涌现出对这位老人的极大羡慕。不知道是人性的软弱或是潜在的悲哀，此时又饥又渴的我又顿生出巨大的悲哀与孤独。
人生什么是幸福？这个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问题，鬼使神差地融合在一起。初秋的深夜，异乡的车站，夜归的旅客，久候的家人，重逢的喜悦，温馨的呼唤等，汇集成浓浓的情景。这一切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亲情至爱现在都已经离我而去，眼前的一幕对我来说有恍如隔世之感。什么是幸福？这个普通而深奥的概念，此时此刻恰以形而下的场景为形而上的命题作出了解读。
那天的夜晚，我就在龙泉车站的座椅上度过了。夜间，好几次红卫兵们的巡逻查问让人无法安心地咪上一眼。龙泉山区秋天的夜晚寒凉入骨，我把旅行袋里的所有的衣裤全部穿上还是瑟瑟发抖，只得在候车室里跳跳走走来增添热量。
一夜的折腾体力消耗很大，上车后就睡着了。
从龙泉、浦城、松溪、政和，乘长途汽车一路过来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几天后，好像在西津下了车，记得从西津步行了十多公里来到了党城村，这还是后来美西帮助我回忆起来的。党城村的对岸就是我的目的地党口村了，一条松溪把党口村与党城村分隔了开来。
党城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到处是漂亮的青砖大瓦房，大量院落连环相套，大院的基本结构是四合院，墙头脊部常用砖或瓦砌成各种图案纹饰。当时我在村子里东看西瞧，四处走动，慢悠悠地就像在自家村子里走路，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这是我的老毛病，对文史、古物与书籍有天然的爱好，一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流连忘返。
村子里有好几处倾颓的废基，它们勾起了我对历史兴衰的感慨，所以恍恍兮不知所之，昏昏然忘乎所以了。我的一切异常的举动，被村里的几个造反派看见了，他们有极高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就不由分说过来把我围住。一边进行粗暴地盘问，一边不由分说地搜身。搜了一通以后，只发现几十块钱、一大堆旧衣服与几本中医书籍。失望之余，把我带到办公室里审问，审问了以后决定放行。谁知道进来一个穿破皮鞋的“独眼龙”，随口就说:“‘文革’期间，外省人不能在这里做流动工，今晚在我大队部办公室过一夜，明天请你回温州”。
我一听慌了，这样一来一去我的路费就没了，这钱可是借来的呀。
在造反派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我就跟他聊起了家常。我问他有关松溪的来龙去脉，他就告诉了我些情况：这一条大溪发源于松溪县的深山之中，经流松溪、政和县到了建瓯县的境内。在党口与党城的这一段大溪被命名为松溪。松溪继续向南流去，到了南平市就和从南边来的沙溪，从西北来的富屯溪会合，汇入闽江，然后向南流入大海。
后来，这个老干部模样的人也回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趁这个机会，拿起自己的行李，偷偷地溜出了大门。我真的像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一直跑到了大溪的旁边，看见对岸的村子炊烟袅袅，我就把行李的袋子举在头顶上，一步一步地用两只脚摸着石头过河了。
那天我到了党口，提着一个破袋全身湿淋淋地站在黄美西的面前。凭着一封打湿了的信，美西他就二话不说地接纳了我。其实他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上一年他生大病所借来的钱刚刚还清，这个工地工资很低，估算每天只有一块八毛，然而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开销就要一块二毛。也就是说，我住在这里一天，他就算每天出工，还要倒欠队里六毛钱。“文革”的狂潮打乱了原先的一切工作部署，开山队里的生产经费也没有了着落，工地又处于结尾阶段，下一个工地在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这一些情况是他的一个表兄在与我无意交谈之中透露的。
我就这样在他的小屋里住了下来，找不到工作，每天度日如年，闷坐在屋里翻看中医书。十多天后，队里来了一个同乡，说自己在闽西包了一个工程，愿意带我一同过去打工，我
的高兴难以言表。黄美西极为不放心，不想放我走，但我不愿意坐在这里吃白饭而拖累他，死活要跟着他的同乡去闽西。临走那天美西把几斤全国粮票与二十块钱硬塞到我内衣的口袋里，并把他自己的棉被打成一个背包背着，一路送我们到东游县城。
我有一点儿奇怪，暗暗地在心里嘀咕着，美西又不去闽西，把棉被打成背包背着干什么？当时的情景，我也不便多问。在汽车站，当汽车开动的那一刻，美西把背包从汽车的窗口硬塞了进来，大声地对我说：“棉被给你，自己保重，冬天很冷，不要丢了!”他把自己唯一的一条棉被送给了我，他自己怎样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呢？汽车向着前方开去，我回头看着他的身影渐渐地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一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使我知道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心地善良、舍己为人的人，存在着美好无私的人性，存在着无缘无故的大爱。
几经转折，我们没有在闽西找到工程，后来回到了南平市，过安溪，走顺昌，最后来到了建阳县。一路上我们两个人靠沿家挨户替人修补搪瓷面盆、口杯、锅子等东西糊口，活像两个乞丐流落街头。好几次没钱住进旅馆与客栈，全靠这一条棉被才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秋夜。从此我与黄美西就失去了联系，只能在深夜里，默默地祈祷上天能够给我们再次相聚的机会。
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与黄美西失去联系的两个月以后，又在建阳县街头极为偶然地相逢。那天一早我一个人从小客栈出来，想穿过马路到对面报摊买一份报纸。在街道的中间正好碰上了从南往北而来的黄美西，他工地结算以后无工可做，来到了建阳县探望一个小学同学。
在建阳县的十字街头，黄美西从天而降，这使我喜出望外。当天夜里，我们彻夜长谈，相互深度地介绍了各自的家里情况与彼此的朋友。
我首先向他介绍了我最好的朋友王绍新。
王绍新身材高大，聪睿敏捷，是我高中阶段的同班同学。他是我班的高材生。无论数学、物理、化学、俄语的成绩都在我的前面。他的作文贴近生活，文情并茂，篇篇都是我学习的范文。
他待我情同手足，我视他为兄长。他当时的家境比我家还要艰难，父亲早逝，母亲住在乡下，哥哥重病。他几乎在没有一分钱家庭收入的家境下出色地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他家住在市中心，到学校只要十分钟的路程。房子位于人民广场西面弄堂的终止处，他父亲留下的这栋老宅成为他们兄弟姐妹的避风港。这栋房子经过种种变故，只剩下不到三十五平米的一间破房。
我高中三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他的家里。我们同吃同住，同哭同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们几乎每天都是空着肚子去上课，因为早餐的粮票我们在夜里已经提前买馒头吃进了肚子。那可是长身体的高中时期啊，每月二十七斤粮票不够我们吃半个月。
在他家里，我读到了他哥哥王绍瓒先生遗留下的日记、文稿、信札、剪报与书籍，那可是满满地一大柜啊。王绍瓒先生是一个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九五二年因肺结核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时绍瓒先生还只有二十五岁。当我们打开这个尘封的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抗战胜利后一个渴望革命的青年学生的心路历程。这些历史的真实的记录，这些情真意切的心灵回声，使我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在那困难的年代，在这破旧的阁楼上，那一柜子精神食粮给我带来的思想教益不亚于三年的高中教育。三年来，我把所有课余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王绍瓒先生的遗物，其中大部分书籍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出版，我提前二十年就阅读到了。譬如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密苏里那著的《古代世界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赫尔回忆录》，俞明璜的《新人生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苏曼殊的《燕子龛遗诗》等书；譬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等杂志，《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这些书刊剪报开启了我对于历史、文学、思想、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
在王绍瓒先生最后二年的日记里，我发现他在认真地学习医学。我在他的遗物中也寻找到了大量他所写的《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方面的医学札记。也许是爱屋及乌吧，虽然我没有一点医学知识与兴趣，但是我还是仔细地翻看了他所写的所有的文字，并虔诚地进行了艰难地阅读。在他的大量往来的信扎中，我看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宫乃泉院长的回信。回信是用毛笔写的字，三页信笺，笔迹端庄有力。信中宫乃泉院长回答了王绍瓒有关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规定，同时以赞许的语句肯定了他的医学笔记，并期待他以健康的身体参加升学考试。
总之，王绍瓒先生遗留下的这个小小的图书室，给我复述了一个遥远而迷人的青年学子的精神世界。
王绍新与我一样，没能继续进大学深造，虽然我们都有向这方面发展的欲望，然而命运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王绍新回乡务农后，就无师自通地当上了泥水匠，起早摸黑为当地人做起砌墙起屋，垒灶做窗的手艺活，由于心性聪明，厚道实在，颇受农家欢迎。
听了我的介绍，美西感叹不已，也为我有这样一位好朋友而庆幸。
随后我就跟着美西与他的几个同乡工友一起到江西的铜鼓、修水，湖南的浏阳等地去从事开山架桥，垒造水库，筛沙铺路的工作，实实在在地过着“流动工”的生活。
浙江平阳人开山筑路名扬全国。那里有公路建设工程，那里就会出现平阳人。福建、江西、湖南等的地交通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特别是福建地处东海前线，中央大力支持福建省各地区各县建设公路，争取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所以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到处有平阳人组成的开山工程队。工程队的工人都是“流动工”，他们没有固定的单位，固定的地点，固定的组织，什么地方有工程，他们就自然地流向什么地方。他们仓皇与无助地生活在漂流之中。他们没有恒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归宿，不仅没有劳保福利，没有任何依靠，而且还要随时被作为“盲流”受到审查与驱赶。有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这样的生活真的不如候鸟。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没有丝毫的悲观与颓丧，在生活中我永远可以寻找到乐趣与快乐，因此整天笑脸常开，乐观自信。黄美西总是首先把爱与关心给了我，特别是工地上危险的活儿，他总是顶着我去干，偶然买来一点儿好吃的食物，也总是给我留着。在颠沛流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心全意地照顾我，也包括像家人一样地责骂我。我们达到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程度。
平阳开山工程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凌晨时分，当听到“瞿--瞿--”的二长声哨子响，工人们就黑暗中悄无声息的起床、洗脸、刷牙、用餐，天才蒙蒙亮就来到了工地。工程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譬如早晨起床以后，一直到工地上的钢钎被大铁锤敲响第一声之前，每一个人都不能随便大声喧哗，绝对不准说一些有关“血”、“肉”、“死”、“伤”、“痛”之类的话语以及发出与以上词语有谐音的言语。
因为开山工人整天砸石头，放岩炮，经常出事故，所以禁忌多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唯一能够消灾避难的方法也只有敬天地，敬鬼神，慎言谨行了。
我这个从城市、学校出来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美西预先一次又一次交代与吩咐，但我的内心不自觉地抵制着这些陈规陋习，经常还会下意识地表现出来。
好像每天起床以后时时讲一些犯忌的话，有时在工地上大声地说啊唱啊，一点思想顾虑与负担也没有。时间一长，工友们在暗地里就有议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讲话方式，生活习惯跟他们不一样，再加上我很瘦弱，干不了粗重活，所以想赶我走。
因为我不懂他们家乡的闽南话，所以不知道他们在暗地里议论什么，黄美西夹在中间暗暗着急。他一怕队长生气赶我走，二怕我一身的孩子气影响评工分。他多次严厉警告收效甚微，所以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暗暗地发酵，由爱成恨的情绪在无形之中酝酿，对此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平阳人开山放炮很有特色，特别是打炮眼，三个人一组，配合得非常默契，非常完美。一个人居中扶着钢钎，既要固定住位置，又要时时灵活地调整着方向；两个人分别站在扶着钢钎者的左右两旁，他们先后有序地抡起八磅大锤，三百六十度挥舞手臂，朝钢钎锤打，你一锤我一锤地砸落在钢钎上，发出“叮—当--”的声响，时而还会飞溅出火花。
也许是为了配合你来我往的协同使劲，也许是为了释放身体的工作压力，也许是为了抒发内心的压抑感，高高扬起又重重砸落的两个抡锤工人，随着“叮—当--”锤声的伴奏，时而会不由自主地吆喝出一声声劳动的号子。这些劳动中即兴创作、随意发挥的呼号，真实反映了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和劳动情景。有的号子粗犷豪迈、坚实有力；有的号子优美亲切、欢愉悠扬；有的号子沉郁凄然、恢宏苍茫。一曲曲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余音袅袅，在青山绿水之间回荡、萦绕、盘旋。
我第一次听到它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壮美、豁达而又凄婉的呐喊般的歌唱。我着迷于此，整天模仿着他们抡大锤的动作，学着吆喝他们的劳动号子，还想学着打炮眼。我曾经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美西，他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后来我才知道，戴眼镜的人不能干这一行，只有大傻瓜才会不知道。美西的瞪眼与无言，其实就表达了他对我爱之深、恨之切的矛盾心态。我不理解他的态度，更不知道自己格格不入的做派已经一步步走向与美西冲突的边缘。
记得在江西铜鼓县棋屏村的水库工地上，他的愤怒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工程队每天早晨天没亮就出工了，一直干到中午才收工。吃过饭马上又出工，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带队的队长对工人管理得很严厉，大家埋头虽然干活，心里却很不痛快。
白天上班时虽然我也在努力工作，但总是心不在焉，真正的自我抱着隐秘的希望在另类空间里伸展。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除了读中医的书籍以外，还读一些文学与哲学的书籍。有人说过，没有比阅读更加令人愉快的了。这话说得真好，阅读会不断拓宽我的视野，拓展我思维的疆界，令精神世界更加广阔深邃。我在阅读中的确有这样的体会，新东西不停地进来，与已有的东西产生互动和交换，吐故纳新，激发出你的新想法。
然而美西对我的举动可能不理解，认为我一点也不懂事、不成熟；也可能认为工作如此劳累，我还夜读不辍，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总之，好长时间他都不跟我讲话。
有一天中午，在收工的路上，大家有气无力地走着。我发现一个脚盘大的水洼里有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块，就情不自禁地把脚步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冰块挖出来，并在冰块的中
间挖了一个透洞，在路旁找来一条麻绳，透过中间的冰窟窿，把冰块悬吊起来，作成为一面冰锣子。我找来一根树枝，左手提着冰锣子，右手扬起小树枝，一边走，一边敲，嘴里嚼咬着冰块，还五音不全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谁知道，我的一切不合时宜的举动把黄美西气得不可开交，他从老远的地方回返着跑过来，二话不说就一脚把冰锣子踹得粉碎，瞪大了眼睛责骂道：“你太不懂事了!”当时我也很生气，死也想不通，觉得他的性子过于粗暴。
后来，一九六七年年十一月在江西修水县上奉镇又发生一次被美西责骂的事。
那一段时间我们在修水县上奉镇公路道班那里工作了五个月，替他们准备维修公路用的沙子。
上奉镇位于修水县东南部，为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是肖克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它四面环山，中部为大面积河谷低地，距离修水县城五十五公里，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故居就在修水县的县城内。
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来月没有找到工作，大家身边几乎一贫如洗。当美西告诉我们准备到修水上奉筛沙子的消息后，我们从铜鼓县步行了六个小时来到上奉。
因为公路道班需要储备使用的沙子对质量要求很高，因此开始几天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分头寻找优质的沙源。令人庆幸的是，我们在公路不远的沙滩上找到了石英砂。千百万年的风吹雨打，再加上溪水不断地冲刷，岩石风化剥蚀，沉畾积澱形成了大面积的石英砂沙层。沙子粒粒晶莹洁净，只要筛去夹杂在中间的石子就可以了，接下去的工作就是用板车把它运到公路上堆放一个长长的椎体，等待公路道班派人来验收。
这个工作是美西联系上的，所以就由他当队长。在队里我的体力最差，有些重活难以胜任，所以背地里有人闲言闲语。美西经常听到，但是也不便跟我挑明，只希望我各项工作做得好一点，不要授人以柄，惹起风波。
然而我生性如此，不知检点，经常出错，使当队长的美西处处为难，他生活在情感的“夹板”之中，窝了一肚子的火，又无处发泄。我呢，还是那种超脱的生活态度。
由于那一段时间工作量相对没有过去那样多，我读书的时间明显增多了。我每天《长沙方歌括》卷不离手，同时在读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读得津津有味，自己觉得心得多多。
有一天，美西安排我在食堂煮饭烧菜，这个工作都是大家轮流着做，我也做过几次，比在溪滩上挖沙、挑沙、筛沙的粗重活省力。我就按部就班地煮了饭再烧了菜，自己认为做得还比较投入，等到饭熟菜香了，我就回房间读书。正当我的思想沉浸在法兰西大革命热潮之中的时候，大门被怒气冲冲的美西用力推开。
“你在房间里干什么？让大堆大堆的鸡屎拉在饭锅的锅盖上也不知道!”美西咆哮如雷。
我大吃一惊，心慌意乱地跑了出来，定睛一看的确如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院子里的鸡竟然成群结队地飞到饭锅的锅盖上撒了这么多的屎。工友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只有美西一副怒目金刚的样子。
当天夜里，美西悄悄地来到了我的床铺旁边，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我还在生他的气，也没有主动地与他讲话。
“你太不懂事了!”他就用哄孩子的口吻劝诫我说：“你不知道别人私下如何议论你的，他们说你只知道读书与玩，话中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今天你让鸡屎拉在锅盖上还一点也没发现，我忍无可忍才骂了你，事后我想想自己也太凶了点。”
我知道他是好心，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粗暴的态度，既然他已经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夜里看书很晚才睡，我就担心你熬坏了身体。”他在我的耳边唠叨起来，“今天中午大家饿得要死，你却不知道饿，读书入了神会伤身的。”
他看我还是不理不睬，又生气了：“你知道吗，大家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会生病的。你还说自己在学医，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懂吗？”
他虽然讲得一点也不错，但是谁会想到鸡群会飞到锅盖上撒屎呀？
他看我没有回答，就有意识地转到中医这个话题上来。
“读马克思的书与你学习中医针灸有关系吗？”他满腹狐疑地问。
我当时读这些非中医类的书，是因为“文革”期间无书可读，另一个原因就是对马克思的敬仰。对美西的问题我难以回答，但是为了回答他的提问，我只得辩解几句了。.
“读马克思的书与学习中医针灸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回答道，“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这样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解与分析能力。”
“古代医师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也都学得很好，”美西可能认为找到有力的根据，所以提高了声音。
“古代的医师学习中医的环境跟现代不一样，学习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无法比较。”我一说话就忘掉了生气，就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不过他们一直主张学习中医一定要读《易经》，孙思邈有‘不读易，不能成大医’一说，这就意味着古人把思维训练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后来我与阿骅表兄偶然谈及这个话题，他说：“《易经》没有直接告诉中医师治疗的方法与方药，但是书中通过种种现象论及诸多辨证法的问题。譬如复杂与简易，模糊与精确等。我们知道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非常不好把握的，人体就属于这一类系统。当系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掌控能力也就越来越弱。许多事物过分追求精确反倒更模糊，适当模糊反而可以达到精确的目的。这些知识虽然不是医药学的知识，但是对于提高临床医师的诊治水平都是有用的。正像海涅所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 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只有智慧的闪电才能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总之，我一开始学习中医，就对哲学与中医的关系怀有强烈的兴趣，因为我在阅读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时发现了思想之妙，精神之美。这种思维的乐章有形无形地帮助我去理解古代医籍的结构与韵律。
聪睿的美西马上接受了我的说法，就兴趣盎然地问我读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这部书有什么心得与体会，我也把自己肤浅的见解跟他谈了。没想到也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要我到外面公路上走走，不要影响大家的休息。所以从那天夜晚开始，我们饭后经常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更深入地谈论了这些问题，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初次大雪后的一天下午，美西请了一个摄影师为大家在劳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摄影地点在上奉的溪滩上，我们在一个用来筛沙子的铁丝大筛前面排成一排，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劳动工具，身上穿着劳动的衣裤，“咔嚓”一声，相机按下，我们当时的真实形象就定格在这一瞬间。摄影师说照片拍得很自然很阳光。就请我们给照片提个词作为留念。我与美西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以“初雪”或“我们的今天”两个词语中的一个作为照片的题词，为此我们又兴奋了好几天，争辩了好几天，最后还是以“我们的今天” 作为照片的题词。
通过几次密切的接触与交谈，我与美西的关系比以前就更加亲近了。
一九六八年初，我们决定结束这里的工作，赶在农历年底之前，回家去过春节。修水上奉公路道班筛沙工作我们干得不错，美西把工程总收入平均分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人分到八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我快乐得合不上嘴巴，因为回去以后大妹婆婆那里的借款我就可以还清了。
说走就走，我们经修水，过九江，上了“东方红”号长江客轮顺流而下到达了上海。
上海，我渴望已久的大上海，我匆匆忙忙地经过了你的身边，让我多看你一眼吧。
美西的大姐在上海工作，全家住在安远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的房子里。那天傍晚时分，我们七找八寻来到了她家的门前，大姐的邻居吴大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说大姐快下班了，让我们把行李先行放在大姐家中，然后可以到马路上转转再回来。当推开大姐家的大门，我们被房间的狭小拥挤惊住了，说它是“蜗居”一点也不过分，真的只有“立锥之地。”当我们把大大小小的行李，在只有六平米的房间中放下后，就堵塞了出入的过道。上海是“文革”重要的根据地，物资供应方面居全国之首，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居民的住房之紧张也是全国之最。
虽然天气寒冷，然而初来乍到上海的新奇感远远胜过了凌厉的北风。大楼、商店、街道、人流、言语、穿着、神态都使我们流连忘返，匪夷所见。虽然遭受着”文革”的洗劫，然而“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仍然使人心仪不已。我们已经半天没有进食了，首先找了一个卖大饼的商店，用“全国粮票”买来了好几个大饼。然后，我们漫无目标向前走着，一边走、一边说、一边吃，像匿居在深山老林、烟雨峰岳中出来的原始人一般，徜徉在大上海冬日黄昏的声光灯影里，沉迷在东方明珠乱象憧憧的万种风情中。
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也不知道过了几条街，我们才把手上的大饼啃光吃完。初来乍到“十里洋场”的我们已经在漫无目的转悠中迷了路。当双手油腻，满嘴蒜臭的我们找人问路的时候，路人告诉我们，已经来到了胶州路上。华灯初上的上海美极了，正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好八连”中的人物所说的：“这里的风也是香的。”当我们四周顾盼，乐不思归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拦住了我们的进路。
“叔叔，”她腼腆地称呼着我们：“阿姨已经下班回家，请你们回去用晚餐呢。”
“她是谁啊？”我们愣住了，在大上海的胶州路上从天而降一个小姑娘，彬彬有礼，体态大方，谈吐不俗。她说是叫我们吃晚饭，这是何干？我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姑娘知道我们还没有理会，就进一步解释：“我是你们大姐的邻居，你们离开后不久，大姐就下班回家了，大姐就请我追你们回去用餐。”
哦，原来如此。但是转眼一想不对啊，这里离开大姐家已经很远了，她怎么能够追得上啊？
“姑娘，”我说：“你说我们离开后不久，大姐就下班回家了，大姐立即就请你来追我们了，那你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姑娘笑了笑，说：“在安远路的大饼店前就发现你们了？”
我明白了一些，但还是不理解，就问：“姑娘，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叫住我们呢？”
姑娘不回答，用手指了指我们油腻的双手，笑着一侧身从我们身边走开了。
我一下子都明白了，她看到我们在大街上不加掩饰地吃大饼，那种饥不择食的狼狈相太触目了，为了不惊动我们她就不怕麻烦一路尾随着，直到我们把大饼消灭干净。我们因为饥肠辘辘全忘了礼节，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公共场合随意吃东西是不文明的行为等等的礼数在我们的心里已经荡然无存。
回来的路上，我的思绪万千。这位姑娘的举止与言行，引起了我一连串的思考、感慨与自我追问。我佩服这位姑娘有一副热忱的好心肠；佩服这位姑娘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教养；羡慕她在泥沙俱下的政治环境里能够健康地成长；羡慕她朴素无华，没有沾染上大都市中小市民的优越感。
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这位姑娘相比，我是多么的粗粝与麻木呀。在环境的合围之中，我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与民族传统礼仪日益脱节，渐渐失去了对生活中美的感受。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上海胶州路的黄昏时分。它已经潜藏在我心灵的一角，时时发出人性的鸣响，二十三岁时它给我反省，六十八岁时它还让我怀念。
在上海，我与美西一同找到上海市图书馆，想浏览一下全国大型图书馆的规模，并想亲身领略一番沉浸在书海之中的乐趣。过去读书每看到有关人物在图书馆寻找资料，查看书籍的章节眼球就会一亮，譬如看到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与写作的情景，心里就会无比地向往。那天我们去了，也的确感受到许多以往没有感受过的东西，然而我们没有图书证所以很多阅览室进不去，再加上“文革”期间大部分图书不能上架，所以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美好。在群众阅览室里我看到两期《讨瞿》战报。其中一篇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它是作为批判的资料附录在书本中的。《讨瞿》战报公开发表瞿秋白这篇遗作的目的是把它作为瞿秋白就是叛徒的证据。但是当我坐在那里一口气把它看完以后，我却为瞿秋白的双重悲剧而心痛不已。
读书与看病一样，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思维方法，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瞿秋白在那种特殊的境况下，用曲笔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好像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医病顺其自然说》中运用的“春秋笔法”一样，作者的意图隐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从题目与表面的文字一下子读不出他真实的看法，所以读书时要三思，不要见风就是雨，这是我时时会犯的毛病。这个毛病读书不会进步问题还不大，如果遇见复杂疑难的病症，就会影响疗效耽误病情那可就不得了。
我们在上海一共逗留了三天，后来因为买不到“民主”号客轮的船票，只能乘坐加班货轮“战斗30”号回到了温州。
在加班货轮“战斗30”号里没有铺位，大家就在货轮舱板的破草席上随便找了个位子躺了下来。不久货轮驶出吴淞口进入了大海。
我虽然出生在东海之滨，但从小到大却没有见过大海。湛蓝色的天幕，徐徐展开，放眼望去是那样的宽广，伸展开是那么的遥远。初次乘坐海轮在大海上旅行，让我初次体验大海的辽阔，大海的神秘，令人久久萦怀。海风吹拂，海水荡漾，斜阳西下，阳光洒落在蓝色的海面上，闪现着一道道金色的波光涟漪。红日沉落大海后，夜幕下的大海，闪烁着的点点星光，天上的月亮，大海的渔火，交相辉映，景象壮观。
夜深了，我与美西并头躺在货轮舱板上，货轮在大海中晃动得厉害，美西在沉思默想，我也在星光渔火中追逐着过去了的时光。阿骅表兄有一次提到他的读书方法，他说每一篇文章除了表达作者主观有意识的写作意图以外，还存在一种作者有意无意所容造成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精细阅读，仰思俯求，恐怕是难以发现的。
我想到离开温州第一天在驶往龙泉的汽车上读书时的情况，特别是《长沙方歌括》卷首《医病顺其自然说》的文章，我隐隐之中仿佛觉得对它的理解未能尽意，所以一年多来还是时时挂牵，余味萦回。文章在陈修园先生的主观意图之外，我还能读出其他什么东西呢？我在大海波涛颠仆的航行之中苦思冥想，终于发现了文章字里行间潜藏着的一些信息。
《医病顺其自然说》中的“医病”两字，不仅仅是指医治疾病一端，其实还指医者与病家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文章是循着医者与病家两个轴线开展的，点明在医疗市场中医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讨论名医在执业生涯中如何诊治疾病处方用药的形象。凸显名医与“今之方技家”的对立表现在为人处世与诊治方法的不同，接着集中讨论为什么名医与“今之方技家”间的较量都以名医败北而告终。这是一个饶富意义与趣味的区域，我们从中可见清代医疗市场混乱而缺乏规范，名医虽然自命正统，但并未获得官方与制度性力量的支持，终究只能停留在语言与象征的层面。在实际的行医师生涯中，他们仍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今之方技家”的竞争。陈修园先生勾勒出医疗市场中形形色色拉拢、收揽病家心理的“今之方技家”的手段，旨在强调病人选择的盲目性，并反映病人择医、请医与换医时，人际网络的决定性作用。透露了医疗现场的无序与混乱还不止于此，除了众多“今之方技家”外，病人的家属在医疗过程中往往也各有主张。最后，陈修园先生把眼光引向医病之间的多方角力与暴露出来的责任问题。
总之，陈修园先生这篇文章在有意无意之间给我们揭示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医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史方面的底蕴。
“战斗30”号渐渐地向温州靠近，我为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回来而高兴。这一段流浪生活让我看到了社会底层五花八门的事物与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我感到做一个中医师，一辈子要与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接触，所以了解社会，懂得生活是做好诊治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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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娄绍昆著《中医人生》，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发布。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医书友会第236期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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