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枢：“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新型大国理念|文传·深度
2016/6/4 子曰师说
按语
2016年5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化网络传播首届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当天下午，“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分论坛在京师大厦307会议室成功举行。
本次论坛上，来自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唐电信集团等各界领导、学者和专家汇聚一堂，分别就“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从不同角度进行主题发言，研讨热烈，成果丰硕。
“中国文化网络传播”公众号，本期特推送秋风、孟庆枢、程亚文三位学者的精彩析论，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孟庆枢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所所长、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日文化书院(筹)院长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新型大国理念
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纲领性的倡议，在世界引起广泛反响。“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宝贵遗产的现代转换，是中华型文明在互联互通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一带一路”体现了崛起的中国构建世界“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和谐世界的责任与担当。“一带一路”把国内发展战略与国外进一步交流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统一起来。它的内涵体现了崛起的中国的新型大国理念与风范。
一
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特殊提出“一带一路”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改革开放离不开科学历史观，从历史汲取正能量，促进发展是重要的举措。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崛起为先导。我们从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中体会到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观，给传统注入新的活力，发挥正能量，让它为建设和谐世界发挥作用。历史是向前看的科学。对于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在当今尤显其紧迫性。“一带一路”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有位学者说：“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因此，我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一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就是说，历史事实是不可以无视或歪曲的，同时也不是简单地复述。它始终活在我们身上，人类的过去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其实，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常讲的“以史为鉴”。
当前，在谈及两条古丝绸之路时，有的论者说，古代丝绸之路“是没有具体路线的概念”，开展的“是小额贸易”之类，对于在二千年前开拓的丝绸之路的实质和价值，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认识到它在今天的价值，这种解释难免文不对题。我们所要汲取的不是形式上的一条交通路线，而是更为开放的面向欧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一带一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革新我们的思维模式。本文重点从文化层面来思考“一带一路”的内涵，它给我们的首先是创新与开放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一带一路”之前在访问非洲时发表重要谈话，指出：“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忘利、舍利取义，决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这一思想和“一带一路”有着密切关联。这是崛起的中国对于世界的胸怀与担当。我们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权力，是共同发展的互利共赢。它是“一带一路”的精神所在。要构建和谐世界，首先要有新的义利观，这就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地区霸权”思想障碍。
讲交流，谈文化，不能不讲“东与西”，它既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在历史上“东”与“西”的概念是逐渐形成又不断变化的。迄今对此仍存在很多模糊看法与分歧。已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说过：“西域，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史书，起初是把居住在中国西方的异民族这一地带笼统地称为西域，为此，在古代印度、波斯也被纳入西域的称呼之中。”当年玄奘取经，在今天看来去的是“东方”，古印度作为东方文化古国毫无疑义。但是当年把玄奘的壮举称作是“西天取经”，显然这与佛教把西天看为极乐世界密切相关。后来随着古罗马帝国的东征，“西”的概念直达欧洲。古代丝绸之路的西向的探索已经具有和后来的“西方”交往的萌芽。近代欧美出现的“汉学”、“东方学”也直接关系到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它也具有复杂的内涵。最近国内学者围绕“汉学”、“汉学主义”展开讨论，究其实质是在历史上西方对于中国和有关东方国家的“形象”的评价问题。与此紧密联系的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要以怎样崭新的姿态发言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对于国外汉学研究的评估，本文暂不展开。本文强调的是，欧美近代以来以片面的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东与西的概念成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是毋容置疑的。萨义德曾经以批判的姿态(以阿拉伯文化为中心)剖析了西方中心主义是当今的“东方主义”的产生的源泉及表现。同时萨义德本人的文化身份必然又产生了论述的局限。这一问题耐人寻味。
同样是东方国家的日本，对于东方学的观点也色彩纷呈。日本的汉学研究同样复杂。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尽力追赶西方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日本相继出现“脱亚入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它们在不同的提出者那里内涵并不划一。对于上述概念的复杂性需要认真梳理与对待，不可简单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利器是不能否认的。重光葵抛出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乃是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助推器。他打着“把大东亚从英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其自存自卫”，“世界各国各有所得，互帮互助以达万邦共荣之乐。这是确立世界和平的根本要义”的招牌，表面看似乎倡导的是亚洲的团结，自强，但是其核心的东西已由那场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讲得明白不过。同样是强调“东方”“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口里的“亚洲主义”，其要害是日本式的东方主义或者说“亚洲主义”是如法炮制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殖民和侵略方策。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已经很尖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松元健一认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乃是“依据西洋领土争夺战略侵略亚洲，扩大殖民地，那也是我国必须施行的近代主义的‘决断’”。 他指出，日本的“东方学”与“亚洲主义”、民族主义相勾结。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的核心是谋求地区霸权。竹内好在论述日本文化时曾说过近代日本文化中有着一种“优等生情结”，即“我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这种情结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式的“东方主义”的重要组成，即虽然日本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渊源上属于东亚，属于汉文字圈，从思维上迥异于西方文化，但是，以西方为标准的“优等生”有资格转而蔑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在明治时代一些人的头脑里已非常突出。在战后20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实现经济腾飞，完成跻身西方发达国家之列后，以“西方国家”姿态傲居亚洲。当然，在日本学术界从文化层面对于“东与西”的认识仍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要么藐视，要么在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其实都是日式“东方主义”的产物。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东西文化观，是“和而不同”互融互鉴的文化观。它既是出发点也是基础，舍此交流与共建无从谈起。亲诚惠容是新时代中国版“一带一路”的方向盘，是科学史观的体现。
二
这一倡议是传统理念与时俱进的现代转换的典范还体现在：在互联互通时代，人类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沟通。只有我们心心相通，才能构建和谐世界。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不仅仅是东西交流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不同文化的互补精神，从根本上来说从古至今人类渴求的是心之交。古代丝绸之路体现的是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追求梦想的壮丽诗篇。它象梦幻一样驻留人们的心田。一系列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告诉我们：“一带一路”凝聚的是历史的沉淀，人类心灵的呼唤。互通有无是人类的本能，互通互鉴才能促进共同的发展。从远古以来，不同的民族、国度，广义上的东西方就在互相寻找探寻，互交互鉴。无论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因为人类的智巧与自然资源，非常不均衡的分散于各地，经有特别智能的发展或其他类似资源的利用，一个民族可以生产出某些比其临近部落更为廉价的物品。因此这些产品大量生产致供过于求，只得将这些物品向邻近居民要求交换所需物品。通商贸易因而产生。”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道理人人皆知。从远古以来中国就开启了东西交往的先河。日本学者岩田忍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熔炉》 一书中指出：“在强势的中华思想的中国，曾把中国以外的民族或者国家都看作不开化或者野蛮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公开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对于西方的异国中国人总有种憧憬，并且对此十分尊重。至少汉、唐、元时代如此，可以说和西域接触交流繁盛的时代里，是不可能不重视和西方的关系的。而且它绝不仅仅限于汉、元这些开拓了和西方交流的巨大领域的大帝国时期，即使在北魏、辽时代也是如此。” 东西方的交流的互交互利从古至今绵绵不断。正如日本学者长泽俊和所说：“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欧亚大陆产生强大的国家之时，更加发达，硕果累累。比如说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出现的东方的汉帝国，西方罗马帝国都很繁荣，两者都分别开拓了东西交往、贸易之路，体现了非常活跃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景观。”
如今世界如同一室的信息社会告诉我们，人类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要互相借鉴。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提出“一带一路”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物质上的互补和精神上的互鉴是同时进行的，物资交流也蕴含着文化交流。民以食为天。如今在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食物都是从古至今不同地域交流的恩惠。如葡萄，原产小亚西亚，在公元前三千年前传入近东，制作干葡萄或葡萄酒。此地还种植无花果、玫瑰，也广泛流传到西亚等地。(岩村，22)橄榄，据考证原产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已经传到地中海的库雷达岛。古代埃及人从叙利亚输入橄榄油。橄榄传入希腊是公元前1200年前的事情了。传入的果树还有苹果、桃子、无花果及养蚕的桑树。(同上，27)葡萄酒的著名产地还有大宛(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城市，伊斯法伊拉姆河绿州上。)它的附近盛产葡萄酒，当时有藏万石葡萄酒的大富翁。酒的质量高，几十年不腐败。我国的武威及以西中亚地区盛产苜蓿，出名马，以出血色的汗血马著称。
人类从古至今就是在突破自我中前进。任何文化都必须和外界交往不断更新。寻找他者，反观自己，才能形成前进的动力。优秀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容纳百川才能汇成大河，民族文化特色体现的“新”，是互相借鉴、学习的前提。世界文化的发展是靠互相交流推动的，而在交流学习中为我所用的转化，就是创意所在，也是创新力。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交流、不断创新，才能使整个世界的文化生生不息，健康发展，永不衰竭。
在文化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克服“文化部落主义”，在中国古代有远见的君主已经重视信息，文化上施行开放政策。他们眼界开阔，体现了中华文化开放进取的主流。在文化艺术生活上的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我们仅以琵琶为例来管中窥豹。唐代在太宗平定高昌以后，抓了文化建设。整顿乐部，设立十部，琵琶成为主要乐器。“在唐代在长安流行的西域音乐中龟兹乐独占鳌头，在演奏时琵琶为主要乐器，配以笛、羯鼓、觱篥---玄宗皇帝善羯鼓，看到其皇兄子宁王在盛夏拂汗练习羯鼓，大为高兴。”在日本的“正仓院珍藏的国宝级文物中，五弦琵琶、四弦琵琶、箜篌等乐器之外，还有笙、尺八、横笛、方响、腰鼓、琴、阮咸等。我想这些乐器都和当时唐代时使用的乐器一样。其中尤以五弦琵琶为唐代名品。” 据说是唐玄宗杨贵妃赠给圣武天皇的礼物。 笔者参观过日本皇宫的音乐厅，宫廷乐师详细地介绍了各种乐器，其中既有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乐器，也有西域传来的乐器(是否经由中国是待考的问题)。
再看舞蹈。根据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唐有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众多的种类。字舞显然在舞蹈中融进了中华文化元素。据记载，表演字舞和马舞时，人数很多(一百二十人至二百人)，表演字舞时，让舞者身子倒地，编组成字。演花舞时舞身着绿衣，倒地组合成花的图案。马舞则是和驯兽结合起来的舞蹈。驯马师(指挥者)着华丽的服装，执鞭，让马在舞台上跳舞，马应合鞭子的声响，有节奏地踏步，据说有百匹马身佩锦绣组成壮观的舞蹈队伍。马舞深得唐玄宗的喜欢。在新、旧《唐书》上还有少年打扮成公鸡模样，指挥公鸡列阵舞蹈的记载，成为和公孙大娘舞剑相媲美的艺术景观。在长安还有宫廷的盛大的舞蹈演出(如武则天的亲自御定的《深宫大乐舞》，据记载有九百人参加),一般的市民当然在娱乐场所、酒楼观看，演出者很多是来自西域各地的“胡姬”。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有生动的描述。“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在刘言史的《王忠氶夜观胡腾舞》中还描写了惊险杂技表演，“石国胡儿人见少，尊前蹲舞疾如鸟”。惊险杂技西汉时由西亚传入，很受欢迎。到隋唐达到高潮，在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宋国夫人出行图》中有生动的描绘。体育运动的“打逑”，这是在马上进行的比赛。“唐代从波斯传入唐流行开来。很像曲棍球，系由波斯经康斯坦丁传入欧洲诸国。在东方流行中国、印度，经当时的渤海国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这一运动要有运动场，还要有良马，为此是贵族运动。
三
引进外来文化，经过吸收消融，同时又积极地对外传播，形成生生不息的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流，是古代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在当时的长安传入西方文化，特别是伊朗文化。当时唐人都很喜欢并且吸收了它，成为伊朗风流行的国际都市。唐的伟大在于，它把自己吸收并使之发展的文化很慷慨地传播到东亚诸国，使之接受。” 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另一位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通往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正仓院之路》一书中也深有感慨地说：“每一天亲炙图鉴，对着每一件宝物深入思考，对于这些宝贵遗产所产生的感动无以言表，从中得到的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启示。” 这位学者正是由于一位友人带他在日本战后参观正仓院，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使他走上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道路。他还举出一些具体例证。他曾经在徳黑兰博物馆参观一批珍贵的展品。其中的水壶让他震撼：“壶頚细长，壶身圆而大，模仿鸟嘴的壶口，壶身和把手都显示出流畅的曲线”。伊朗的这把水壶是银制品，已经有氧化的瘢痕，但是见到它，作者立即想到的是正仓院的藏品，虽然是玻璃制品，但是在形状上极其相似。“‘艾尔米达什’(前苏联博物馆----笔者)、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的宝物馆的银质水壶、唐三彩的水壶均有相同的创意----对于正仓院的水壶的来源有不同的观点，它是中国制品，还是来自于遥远的波斯，无法定论。” 不管结论如何，说明从遥远的古代这种互借互鉴已经是常态。 这在我国史书中均有明确记载。如《旧唐书?卷四十五》：“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落面，无复障蔽。士庻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中华版，第六册，1957页)文化的发展必须是一种包容式的良性循环，任何民族国家在这种良性互动中不断吸收营养，又对于他民族、国家做出贡献。
四
围绕一带一路，我们被一种震撼心灵的“殉道”精神所感染。无论是张骞，班超，还是玄奘、鉴真、郑和，他们留给全世界的是体现人类崇高品格的光辉。当今时代这种精神仍然需要，当然要使之升华。我们要剔除的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要发扬的是核心价值观，正能量。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具有今人之见，同样今人也必须站在时代前列，不固守过去的成见，发扬光大传统的优秀之处。同今天的信息社会相比，在古代封建社会，获得信息的手段的艰难自不待言。我们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就可管中窥豹。
汉唐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时代。从华夏中原通达西域当然是经历相当历史年代的。作为在世界历史留下厚重一笔的当然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代表。“张骞是西域的最初的探险家，是舍生忘死的探险家，是在东西交流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的人物。”根据《资治通鉴》推定，张骞在公元前139年率百余人出发，结果被匈奴抓获，先是度过了十年的俘虏生活，和甘父逃亡至大宛，幸运地得到大宛王的关照，说明来意后被护送到月氏。在归回汉朝的过程中又被匈奴所获，又过了一年的拘押生活。之后回到长安，前后十三年。正如有的史家所言：汉武帝下达给张骞原来的使命并未完成，但是张骞在这十三年历尽千难万险的经历，所见所闻，使得汉武帝龙颜大悦，许多重要的信息开阔了他的视野，更新了他的思路。“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史记》卷一百二十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这条丝绸之路的开拓是了解信息的决策。进一步弘扬探险、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让外来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再让我们看另一位杰出的开拓者玄奘。玄奘西行求法，是中华文化对于已传入的佛教文化继续进一步深入理解，交融之时，玄奘应时代之需，成为杰出代表。费劲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玄奘在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年)春正月，回到长安。“他带回来了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撒塞部经律论一十五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部一十三(四)部，凡五百二十家夹，六百五十七部。”这个经典的目录可为壮观。在同年二月，“玄奘谒见唐太宗。寒暄之后，太宗首先问的是西域的物产、风俗。玄奘对答如流。太宗大悦，立刻劝他著书，‘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玄奘不肯。”可见唐太宗对于信息之重视。鉴真法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史实是千古流传的佳话。鉴真大师心怀“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的信念，和日本僧人一行，“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以“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的超凡毅力，在第六次终于成功，在失明的情况下，矢志不移，弘扬佛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在日本作家井上靖《天平之甍》里这部荡气回肠的作品里鉴真法师和日本高僧们对于文明的追求让人心灵震撼，对信仰的执着使人由衷的敬仰。他在《历史小说的周围》这本随笔集里，讲了他被淡海的书的魅力所感动：“文章精炼如切片，言简意赅，其中蕴含一种无法述说的铿锵的韵调。”在构建和谐世界的历程中这种“殉道”精神是弥足珍贵的。它启示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有信心，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实现。
结 语
“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虽然才提出二年多，但是在世界产生的反响在不断高涨。尤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纷纷把本国的发展计划和“一带一路”对接，显示“一带一路”的强大生命力。这一壮举，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业，也是沿线各国人民的伟业，团结合作，精诚共建在不断成为共识，许多工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各国会根据本国实际创造出新的成果，为本国人民造福。这是一项大工程，要长时间的艰巨努力，在这一篇短文，仅就文化层面也只能谈有关思考。还有许多重要问题要不断学习与研究。有几条不成熟的建议向大家请教：
1.深入发掘、总结这笔财富，许多宝藏尚未充分开发，已经开发出来的要紧跟时代给予新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时代的东方文化学。
2.增强自信，积极对应“唱衰中国”，发扬中华民族不断创新、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让外来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对张骞、班超、玄奘、鉴真、郑和身上体现的开放、进取精神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3.走出去，请进来，紧密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手合作，与多学科学者共同攻关，开创东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4.以小见大，从紧接地气，从不同国家共同关心的事情着手，扎扎实实地做起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升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注释略)
责任编辑：马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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