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从谱适性的视域重估中华文化价值①
2017/4/25 子曰师说

    

     文章原载于《大写的历史》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有感于长期以来，人们在从事文化交流或文明对话时，总是强调立足于特定文化的本位立场，在突出自己文化鲜明特征的前提下，来与他类文化或文明进行比较，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独立性，而有意无意的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普遍性、共通性。于是，较量高低、争雄恃强，也就成了文明冲突、价值分殊的常态，强势的文化会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而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而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文化，则因不甘心被边缘、被消解而在压力前产生巨大的反弹，进行几近绝望式的猛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交流越深入，则冲突的程度越激烈；文化的互动越频繁，则排斥的态势越明显。非但不能和平共存，反而导致更多误解与对峙。“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样的结果，虽令人悲哀，但却是不争的严峻现实。毕竟，在老子所追求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理想社会生态里，文明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乃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问题的根本，我认为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时，其讨论的重点，总是热衷于求异，而未能改变视野，将求同放在中心的位置。应该说，是求异还是求同，是互相指摘，还是彼此欣赏，这对文明对话顺利畅达与否关系至为重大，对文化的包容也实具关键的意义，所谓立场决定态度，品格彰显高度。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能克服求异的价值取向，那么就必然无法体现“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文化宗旨，就会难以真正实现文明平等、文化宽容、人类和谐、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

     所以，我们开展文化交流、文明对话，首要的任务是要改造文化观，基本立场当由注重求异转化为求同，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否则，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于是乎，西方世界热衷于职责中国的“专治”，而我们又动辄贬斥对方搞虚伪的“民主”，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里，我们有必要率先厘定“文明”与“文化”的不同概念。我认为文明与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是物化的、具体的，更多体现为物质性、实质性的形态，例如青铜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有先进或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如工业文明一般情况下要较农耕文明来的先进。而文化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其是抽象的、理念性的，其本质则更多的体现为无形的精神力量，不同文化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文化优越于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反之亦然。换言之，文明更多的呈示为硬实力，而文化更多反应为软实力。

    

     以政治文明、政治文化为例，在美国是通过全名普选，以选举人得票多寡，决定总统宝座的归属，即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而在中国，则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实现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这同样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这貌似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体制，人们对他们的认同或喜恶也或许会有相当的差异。然而，若以政治文化的概念来分析，那么，两国的政治文化之宗旨与理念其实有着相当的共同性、一致性。即两者从根本上讲，政治文化的基点都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当代诉求，著名的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观念，与中国毛泽东倡导的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很显然，两国的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只是其如何实现并运作的途径不一样而已。至于决定着政治文明发展水平与基本趋势的政治文化，则更是有内在的趋同性。所以，中美两国更应该互相体谅、共同进步，而不必要彼此纷争、相互指摘。

     (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黄朴民，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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