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从改革议程设置机制看中国制度优势
2014/8/3 党建网微平台

    

     古今中外，所有政治体制都需要通过拟定议程推动施政，这包括改革议程、立法议程和政策议程。

     今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下，围绕国家改革议程的设置或优先排序，遵循的是一种“多元主义”模式。它是由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参与并主导国家改革的方向，由分散多元的集团分别提出改革议程，并进行相互之间的竞争。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重大利益集团占据主导优势，形成对决策体制的绑架。

     要看到，在美国的决策体制中，利益集团不仅通过游说决策部门或立法机构来干扰改革议程，还会通过选派代表直接进入政府决策圈，从源头上排除那些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议程。目前，在奥巴马新组建的150名过渡期的白宫班子成员中，至少有几十人是名副其实的政府说客，他们几乎都承担着为背后那些试图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商业组织提供咨询的任务。

     以美国的枪支管制领域的立法和决策为例，尽管普通公众对修改枪支管制法案呼声很高，但是由于行业年产值约300多亿美元，形成了庞大的商业利益链，控枪提案一直未能在国会通过。

     对此，耶鲁大学以研究决策理论著称的查尔斯·林布隆教授提出，“利益集团是造成巨大政治不平等的来源，这些现象与民主规范不符合”。

     相比而言，中国则受惠于长期的革命传统、群众路线和集体决策制度遗产，正在探索创造一种有序的集体决策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集体领导，通过一系列党和国家重大的会议制度和咨询、协商机制，形成广泛、有序的参与。

     与美国比较，中国的“有序集体决策”模式有诸多亮色。首先，中国的政治体系有党、政府(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四大班子组成，党处在核心位置，最高政治议程的设置是由党领导下的国家各组成机构，经过一系列民主集中制特点的最高会议机制做出的。

     在中国政治议程中，还创造了以中央全会为核心的“全会式”决策。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再如，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2020阶段性目标。随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先后成立，小组下设6个分组，涉及360多项改革计划，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志在必夺的发展规划。

     中央全会反映出中国政治议程设置机制的特点，中国还有一系列类似的重要集体决策机制，他们既是政策的纠错和升级机制，又是预期的制造和保障机制，更是国家发展和改革计划的共识凝聚与构建机制。从中不难看出，与美国式的“多元主义”相比，中国有序的集体决策议程设置模式更具有制度优越性。

     (文/樊鹏 来源：2014年第8期《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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