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 夏海：诸葛亮《出师表》给后人带来哪些启示
2014/10/13 党建网微平台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坚定地表达了为国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决心和情怀。
《出师表》对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更多的是给官员的启示，核心是要求官员为国以忠。为国以忠，既是官员的本分和职责所在，也是官员的基本品格。
诸葛亮是汉末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称颂，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和无尽的怀念。人们普遍评价诸葛亮为千古贤相、治国能臣、军事奇才和君子典范。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即使得到其中一项评价，都是很值得自豪的，而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可谓不吝其誉，涵盖了做人与做官、治国与治军的统一。诸葛亮因感激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提出《隆中对》，为刘备争雄确定了东连孙权、北拒曹操的方针和先取益州荆州、再出师北伐兴复汉室的战略；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政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是诸葛亮的文治武功，但更让诸葛亮名垂千古的却是其智慧和人格力量。《出师表》作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字字恳切，句句肺腑，处处关情，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和人格力量，一般认为，不读《出师表》，就不知道什么叫忠。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坚定地表达了为国家“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决心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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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属于章奏一类的文体，是古代臣子对于君主有所陈情而使用的一种上行公文。《出师表》有前后两份，前《出师表》是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之前给蜀主刘禅的上表，主题是劝刘禅保持蜀汉政治清明，使他能够专责北伐，而没有后顾之忧；后《出师表》是第二年诸葛亮率军屯驻汉中给刘禅的上表，主题是说明在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先帝刘备的遗志和确保蜀国的安全，应该抓紧出师北伐，希望刘禅不要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动摇意志。通观前后《出师表》，前者苦口婆心，讲君主“亲贤臣，远小人”之理；后者披肝沥胆，讲为臣“鞠躬尽力”之责。诸葛亮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明君贤臣的政治标准。《出师表》文风质朴，很少用典，但起笔峥嵘、文势跌宕，声调和谐、气韵流畅，首尾呼应、条理分明。更重要的特点是“理周情切，志尽文畅”，字字句句饱含忠贞的思想情感和坚定决心，极富感染力，从而使《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灿然于文苑，不愧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品读《出师表》，我们既为诸葛亮勇于进取的精神和修明政治的主张所折服，更为诸葛亮忠心报国、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所震撼。《出师表》的核心是为国以忠，忠心报国。虽然诸葛亮忠于的是一家一姓的刘家王朝，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为国以忠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是永恒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宝贵的组成部分，也是确保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因此，《出师表》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况且，《出师表》还展示了诸葛亮深刻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丰沛的人格力量，每每读来，都为其凛然正气所感召，为其忠义之举所激动，为其智慧才华所倾倒。
忠君报国是《出师表》的核心主题。在封建社会，忠君报国是爱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短短六百多字的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时时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期望陛下能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诸葛亮的忠君报国固然有着个人的感情因素，他要报先帝刘备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责。因为诸葛亮原本是一介布衣，在南阳躬身耕作，从事农业劳动，只图在乱世之中保全性命，并不向往在诸侯间奔走以谋求显赫名声和地位。但刘备不嫌诸葛亮年轻和出身卑微，以近五十岁的年龄三顾茅庐问计于二十多岁的诸葛亮，并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成就大业。正是由于刘备以千古未有的求贤之诚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才使他毅然决然步出茅庐，一匡天下。“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三顾之恩，更有托孤之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所谓大事，是指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因关羽被东吴所杀，大举伐吴，在夷陵之地被东吴大将陆逊战败，在白帝城气病而死，临终托孤，祈求诸葛亮辅佐刘禅，实现兴复汉室的大业。但是，诸葛亮的忠君报国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知恩图报，而是为了兴复汉室、实现国家统一。这就使诸葛亮的忠君报国实现了超越，具有理想信念的支撑。《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在这一分裂混乱的历史时期，兴复汉室、实现国家统一，不仅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也符合社会趋势和人民愿望。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居乐业，在履职方面，诸葛亮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前《出师表》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意思是，自从接受先帝遗命以来，白天黑夜都在忧虑叹息，唯恐不能办好先帝托付的大事，从而损伤先帝知人善任的名节。后《出师表》又说：“臣受命以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忠于职守、勤于政务，不仅仅是托孤以来的四五年所作所为，而是始终如一，即“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在内政方面，诸葛亮坚持“信赏必罚”，整顿吏治，维护蜀国社会秩序和稳定，取得明显成效。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蜀国政治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在巩固后方方面，诸葛亮以怀柔为主，采取恩威并济的举措。一方面，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方针，运用怀柔手段，取得西部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合作，使他们不至于牵制后方；另一方面，则是“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郡，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取得了七擒七纵孟获的战绩，平定了包括现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的南中地区。即使在对南方的征战中，也贯穿着怀柔政策，因而既有七擒孟获，又有七纵孟获，以致孟获投降时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保证了西南后方的稳定。史书记载：“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在北伐中原方面，诸葛亮立志恢复汉室。先后六次积极组织力量北伐曹魏，最后一次病死在军中，正是蜀军与魏军对阵于渭南五丈原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上述诸葛亮内政外交所作所为，尽管有着浓厚忠君色彩，但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忠贞、忠心，因而千百年来始终赢得历史的赞誉。
坚贞不屈是《出师表》的内在品格。忠心报国，既体现在日常履职之中，更集中体现在国家困难和危急时刻的行为，需要有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意志品格。三国时期，曹魏最强，孙吴次之，蜀汉最为弱小。前《出师表》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有两种不同的策略可以选择，一是防御策略，另一是以攻为守策略。这两种策略孰优孰劣，很难给予简单的评判，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以攻为守要积极一些，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诸葛亮正是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表现出忠贞不屈的品格和矢志不渝的意志。后《出师表》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在这段话中，诸葛亮不仅表达了“北伐中原”的远大抱负，而且也透露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苍凉悲壮。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仰天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应当指出，诸葛亮坚持出师北伐，并不是盲目的行为，而是审时度势的决策。当时，蜀汉刚刚平定南中地区，保证了后方安定，武器也已经准备充足，而曹魏恰好正在疲于应付西部边境的叛乱，又与孙吴在东部作战，蜀汉所要进攻的关中地区比较空虚。诸葛亮认为：“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即按照兵法原则，应当趁敌疲劳时进击，现在正是发起攻击的时机。同时，诸葛亮也清醒地看到战争结果的不可预测，“夫难平者，事也”。诸葛亮为什么对战争结果不乐观呢？一方面，是因为蜀国“民穷兵疲”，不可能长久地支撑战争；人才不济，“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即刘禅的能力水平比不上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手下的谋臣也不如刘邦的谋臣张良和陈平，这些年还损失了赵云等名将和部分精锐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敌方强大，“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吴即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吴起。诸葛亮还通过叙述蜀汉与曹魏此起彼伏的历史，说明风云变幻，战事难料。这就是当年刘备在楚地兵败，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大局已定。后来，刘备东面与孙吴政权联手，向西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征，大败曹操，眼看复兴汉室大业可期。然而，孙吴却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身亡，蜀军在秭归受挫，接着曹丕称帝。所以，诸葛亮感慨地说：“凡事如此，难可逆料”，“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尽管如此，诸葛亮还是坚定地认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实现统一，是他的职责所系、忠心所在，“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明确地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意思是，希望陛下把讨伐贼臣、兴复汉室的大事交付给我，如果事情没有成效，就惩治我的罪过，以此禀告先帝英灵。最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写出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一震古烁今的名句，充分表现了尽忠报国的高尚情怀和坚贞不屈的顽强意志。
修明政治是《出师表》的思想财富。诸葛亮两次上表刘禅，都与蜀汉内部的政治形势不稳定有关。前《出师表》是因为一些奸佞近臣利用刘禅的昏庸无能，有意挑拨宫廷与相府的关系，这很不利于诸葛亮安心北伐；后《出师表》则是因为蜀汉内部对北伐有不同看法，诸葛亮希望通过上表，坚定刘禅的北伐决心不动摇，也是为了安心北伐。那么，怎样才能使蜀汉内部的政治稳定呢？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提出了修明政治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治国理政理想，是诸葛亮忠心报国的实践举措，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诸葛亮看来，修明政治，首先是广开言路。“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意思是，要广泛听取意见，以此光大先帝遗下的德行，发扬有志之士的正气，不应该轻率地小看自己而精神不振，更不该训喻浅俗、有失大义，以至于阻塞了群臣尽忠进谏的言路。这一建议不仅对刘禅那样的昏庸君主有益，即使对比较圣明的君主也是有帮助的，很值得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清楚和事事正确，而人总是有偏好的，总是愿意听顺耳的话、恭维的话。“开张圣听”，就是鼓励人们讲真话，道实情，反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就是要求不要偏听偏信，而要全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只听好的消息和正面的意见，而要重视听取不好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其次是公正执法。“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意思是，宫廷和相府是一个整体，对待两处的官员，赏善罚恶，不要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邪之事和触犯法令的，或者有尽忠为善的，都应当交付有关部门评定他们的刑罚和奖赏，以此显示陛下的公正贤明，不宜有所偏袒，使得宫廷和相府在法度上不平等。在这段话中，诸葛亮已经认识到依法办事、秉公执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诸葛亮的法治意识，这对一千多年前的政治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其三是举贤任能。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一一列举了宫廷和相府中的贤能之士，宫中有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志向忠贞、思想纯正，都是忠良可靠之臣；府中有将军向宠，性格贤良，行事公平，通晓军事，当年先帝也称赞其能干。诸葛亮希望刘禅对宫中、府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则于宫中“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府中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其四是亲贤远佞。这是诸葛亮反复叮嘱刘禅要牢记的原则，也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原则。“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灵，即指东汉末代皇帝汉桓帝和汉灵帝，两人皆宠信外戚和宦官，无道而昏庸腐败，为亡国之君。刘备每与诸葛亮谈及桓、灵两帝，莫不痛惜感慨，深以为憾。诸葛亮从兴复汉室的高度告诫刘禅，只要亲贤臣、远小人，“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古。”《出师表》对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更多的是给官员的启示，核心是要求官员为国以忠。为国以忠，既是官员的本分和职责所在，也是官员的基本品格。只有官员忠诚，才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造福于民。为国以忠，需要理想信念支撑。当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想信念。凡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群众愿望的，就是先进的理想信念。诸葛亮的理想信念是兴复汉室、实现国家统一，这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也反映社会上很多人的愿望。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使官员在关键时期不动摇，在物欲诱惑面前坚守底线。为国以忠，要求选贤任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选贤任能，才能保证国家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和长治久安提供组织保证。为国以忠，还要求官员廉洁自律。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说：“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这段“自报家产”的话，让人看到了一颗坦然无私的赤诚之心，体现了诸葛亮清正廉洁的为政理念，也体现了诸葛亮安贫乐道的道德品质，充分展示其人格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只有官员廉洁自律，才能发挥楷模表率作用，引领社会良好风尚，促进政治清明清正。
(来源：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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