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何进入“多事之秋”
2016/1/18 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徐超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内战，从乌克兰危机到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斯诺登事件，从“伊斯兰国”崛起到巴黎恐怖案等等，诸多国际事件相继爆发，并由此诱发世界“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但究竟是哪些主要因素促成世界进入危机高发期呢？
1西方忽视新兴经济体正当诉求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呼吁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当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较小，难以提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所需的物质基础，从而收效甚微。而今，从经济实力上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群体崛起。这突出表现为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至2012年，非西方国家产出规模首次超过了西方世界，其中，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27.2%。上述经济总量的对比变化必将夯实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物质基础。
客观地说，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分享国际领导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运行的基础条件。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的推动者。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坦诚迎接国际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主动接受新兴经济体对国际关系稳定运行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是通过多种路径制造麻烦，从而达到延缓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的目的。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忽视新兴经济体的正当诉求，采取遏制措施，必将进一步制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的矛盾、危机和冲突。
2西方主流认知未能与时俱进
西方社会的国际认知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依然停留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形成的国际认知层面上。首先，表现在冷战思维根深蒂固，这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影响深远。当前，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不是将和平、发展与民主视为国际关系良性运行、发展的基石，而是依循其自身的价值观、人权、意识形态等条件，将不同国家分为盟友、敌人等类型。其次，国际治理依据依然固守在西方历史经验“权力转移”的认知层面上，并据此判断新兴经济体“崛起”与过去的西方帝国崛起性质相同，且认为国家富强后，必将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2014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中国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实质上，安倍晋三的言论是忽略历史维度的错误认知。他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在没有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完成的，与历史上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当前，西方国际问题专家已经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权力转移”。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国际认知依然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而言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身体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它们的大脑还滞留在21世纪之前的阶段，因此在应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时，必然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可以预见，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流认知若不与时俱进，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交往的难度，阻碍和谐、信任、公平、合作与共赢的国际秩序的形成，而且将加剧国家之间的危机、冲突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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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滞后
从国际社会发展实践考察，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发展滞后，不能有效解决当代国际社会危机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扩散而成，但从实质上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滞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下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元特权，却没有施加相匹配的义务，也没有设置责任机制约束美国政府滥用美元特权。由此，美国在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往往考虑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
变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更新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危机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没有完善的国际治理体系服务于国际社会，当国际法主体之间出现分歧、危机与冲突时，只能依靠外交途径和国家实力解决，缺少相应的法律解决路径。每当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冲突时，外交途径的解决空间非常有限。例如，新近发生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当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均认为“谁拥有乌克兰，谁拥有克里米亚，谁就拥有地缘政治优势”时，外交途径解决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已几乎没有可能。由此，当没有预先设定国际危机解决机制、外交途径又没有能力化解彼此间战略利益冲突时，类似于乌克兰危机解决方式只有依赖国家间实力的较量了。
(摘自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主办的2016年第2期《学习活页文选》 原载201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有删减)
监制/徐能毅 责编/刘文韬 编辑/王仁锋 制作/温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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