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特朗普将挑战中国财神爷！
2017/2/3 18:45:40 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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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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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变化真快，几年前美国还在奥巴马的主导下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为了跟上TPP的节奏，三年前决定试点自由贸易区。如今，特朗普刚上台便宣布美国撤出TPP谈判，这应是特朗普实施贸易保护的第一步棋。曾经竭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现在却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锋，目的是“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路赶超，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二大国、全球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 无疑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要让美国“Great Again”，对中国经济各层面进行施压已无悬念，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l墨西哥、德国、日本只是特朗普的“前菜”？
当国人欢度春节的时候，特朗普正忙碌着向各国提出警告，引发众多微信群纷纷讨论他的套路。特朗普在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首先向墨西哥开刀，提出美国修建边境隔离墙的费用应该由墨西哥来支付，如果墨西哥不肯支付，则准备向墨西哥征收20%的特别关税。接着，特朗普又开始指责德国和日本，说他们操纵汇率，让欧元和日元过度贬值，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其实，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并不算太大，如美国2015年的商品贸易逆差约7500亿美元，作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墨西哥占580亿美元，不足其逆差总额的8%；对德国和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均为750亿美元左右，占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10%，而80年代美国对日本商品贸易逆差最高时达到33%，如今已经大幅回落了。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近370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近一半。
很显然，美国要缩减贸易逆差，效果最佳的方法缩小中美商品贸易逆差，这就是为何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提出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而对墨西哥只征收35%的关税。按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美国购买了4819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20%，也要占到中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0%以上。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最初的起因是中国对英国大量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使中国成为英国贸易逆差第一大国，英国屡屡向清政府提出要多进口英国货物，清政府总是置若罔闻；而东印度公司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来获利，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如今，特朗普对中国发难，也是因为过去30多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一直维持顺差，如今已经成为占美国贸易逆差一半的全球贸易第一大国。
那么，为何特朗普对墨西哥、德国和日本提出各种具体要求之后，没有马上针对中国提相关要求呢？我觉得他是想先试探一下这些国家的应变举措，积累经验找以到对付中国更有效的方法。墨西哥是紧挨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付起来相对容易；德国、日本与美国均属于市场经济国家，理念上并无根本冲突，贸易交涉上充其量就是一个讨价还价过程。然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层面太多，且政治和军事也存在潜在冲突，因此，要与中国“谋皮”，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l美国的两难与中国的软肋
特朗普对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最常用的指责是“操纵汇率”，即人为让本币贬值来获取贸易好处。美国关于“不正当操纵汇率”的定义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2)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 的3%；3)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但从中国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第三条并不符合，因为中国为了不让人民币快速贬值，大量卖出外汇，使得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从过去30年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看，无论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都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持续上升的势头，说明特朗普通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路径来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并不可行，因为导致进口中国商品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中国在美国外贸逆差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美国BEA，国家统计局(王晓东供图 )
上图显示，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都在不断上升，说明汇率高低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同样的案例发生在日本，日本经过60年代的强劲增长之后，70年代初美国进口商品中日本份额达到15%，日元升值历程也由此展开，到1985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70年代初的350大幅升值至250，但依然没能阻挡日本出口的强势增长，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中来自日本的占到20%，对日贸易逆差占比也高达33%。
1985年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日元升值，但这依旧未改变日本的出口强势，尽管以日元标价的出口增幅明显回落，但以美元标价的出口增幅却依然强势，对美顺差水平进一步抬升，曾一度占到美国贸易逆差的近70%。日本出口的真正衰落，与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有关，这也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性，如到80年代末，日本制造业的小时工资达到15美元，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这就给 中国出口的强势崛起带来了机会，因此，制造业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就从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梯次转移。
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甚至不少低端产业已经向印度、印尼、越南等国转移，但中国对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依然在不断上升，如今已经接近14%。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晓东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如日本在60、70年代，虽然名义工资涨幅惊人，但由于劳动生产率平均有高达10%左右的年增幅，故单位工资成本的实际增幅相当有限。
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三要素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的贡献，则主要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王晓东发现，至2015年，美国有近4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而中国只有12%，相当于美国1972年的水平。尽管中美劳动力素质差距巨大，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幅度却非常惊人：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相当于美国30年代中期水平，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当于美国1959年的水平，即10年走过了美国24年的路。
中美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BEA，国家统计局(王晓东供图 )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模估计超过美国最近100年的投入量，这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望尘莫及的。据说苹果90%的供应商及厂家在中国，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虽然上升了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尽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用工成本低廉，但产业配套、交通运输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因此，当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工作强度大为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之后，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就成为产业分工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工厂，为全球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商品，大量的中国工人在生产线上从事枯燥、机械和长时间的劳动，并拿着低微的工资(与发达国家相比)。
尽管全球劳动力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合理，但全球的分工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因此，当前那些逆全球化或再工业化的提法，其实都是违反市场基本规律的。但在现实利益面前，曾经主张自由经济的国家却开始反对自由经济，这就是所谓的时过境迁。
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分析，1995-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主要得益于资本投入的贡献，平均年增速高达5.6%，而美国和日本大约只有1.3%。若以就业人数对应GDP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过去20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此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得益于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大高于日美
资料来源：Conference Board，王晓东整理
如2015年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占比超过2%的有13项，其中只有 “玩具”及“鞋”两项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比十年前有所下降，而通讯设备、电脑、手机、家用电器、电器设备、汽车配件等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上升。
美国若大幅提升关税，对其经济很可能弊大于利。
首先，虽然对中国的出口业是一个打击，但对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也会有所提高，因为全球贸易的好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
其次，由于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大约为中国的8-9倍，这就注定美国只能发展高端制造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关税，可能会导致相关产业逐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不会流向美国；
第三，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2015年这两类占到出口总额的44%，如飞机及零部件、核电/高铁/电站等高端管道产品、机床设备、名牌手机、汽车等。一旦中国也采取对抗美国贸易保护的措施，美国高端制造业同样会受到打击。
不过，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在于过度倚重于资本投入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如果美国实施重关税政策，则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愈加严重。王晓东的研究发现，中国加入世贸后，其PPI与美国PPI(制造业品口径)几乎完全粘合，但到了2012年后中美PPI的两条曲线却分道扬镳：中国大幅下行，美国则基本走平。若用全球经济景气度的下行来解释中国PPI的回落，理由并不充分，因为美国的PPI没有下行。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同时也导致出口商品占全部工业产出的比重大幅下降(见下图)。
产能过剩：中美PPI从重合到分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BEA(王晓东供图)
上图中红线为中国的PPI，蓝线为美国的PPI，绿线“出口占比=出口额/工业企业主营收入”。为何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呢？这可能与2009-2010年政府巨额经济刺激政策有关。2012年之后，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海外投资移民数量则大幅上升，中国经济增速步入下行通道。如今中国GDP增速已经连续六年下行，且债务率也快速提高，如果美国再限制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l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合作共赢是口号，此消彼长是结果
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各国似乎都宣称“合作共赢”，但从实际结果看，合作很难，共赢几乎不可能，除非是几个国家联盟去对付一个国家。从上世纪60、7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奇迹不断延续，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都尽享全球产业转移的盛宴，但毕竟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不算太大，没有对其他国家构成太大的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竞争优势黯然失色，日本在经历了连续六年的外贸逆差后，2016年才稍有顺差，四小龙经济增速也早已大幅下降，从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正是从80年代末开始显著提升的，这正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的开始。
亚洲国家与地区对美出口份额此消彼长
资料来源：美国BEA，国家统计局(王晓东供图 )
上图可见，尽管东南亚国家也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未能像中国这样出现出口高增长的势头，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快，缺乏像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规模经济优势。
l特朗普新政的本质：损人不利己还是击垮对手
国际间不同经济体的竞争结果就是此消彼长，作为曾经历过两度破产的商人，特朗普比那些政治家出身背景的总统应该更加清楚商业竞争的残酷性，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何要做这三件事来得罪相关国家：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通过减税促进美国的海外资本回流，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他的这些做法，对国内经济而言，未必有大的改观，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会导致国内相关企业生产成本及居民的消费成本提高。同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对美国实施贸易及非贸易方面的经济报复，所以，他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从短期看是损人不利己，如他提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同时还要求墨西哥为其买单，其实既损害两国关系，又劳民伤财。
从长期看，特朗普新政或许非常险恶，尽管短期不利己，但一旦能将对手击垮，则美国在全球老大地位将重新稳固。过去，当美国全球老大的地位十分稳固时，历任总统都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充当世界警察。如今，G2的格局愈加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速又远超美国，因此，名粹主义替代国际主义，保护贸易取代自由贸易，这似乎也合乎逻辑。
因此，特朗普的每一步棋都好像是冲着中国而来，从鼓励美国企业从其他国家撤资返美到提高进口关税，都将对中国的外贸和投资乃至构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就业，因为作为人口规模超大的中国，建立世界工厂从本质看就是“移民替代”。当前中国正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如果中国对美国出口份额的下滑，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就业，如仅苹果公司设在中国的工厂和供应链就解决了200万中国劳动力的就业。
回顾历史，导致国内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是2009-2010年中国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实施了巨额基础设施投资规划。尽管1998年中国为应对东亚经济危机，也实施过类似的规划，但那一次民间投资的参与度较高，2009年之后基础设施投资的民间参与度就逐年下降，这就使得政府的投资比重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产能过剩和债务水平的大幅上升。所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中国而言，颇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味道。
尽管中国把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大任务，但从去年执行效果推测，任重而道远，原因在于，要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得靠基建投资拉动。如果今年的出口继续负增长，则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投资和消费都继续呈现下行趋势。
那么，中国该怎样应对呢？看来还是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尽管加强管制可以在短期内隔离风险，却无助于去杠杆和化解泡沫。加大推进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的力度，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也能留住民间资金，同时吸引外资，提高民间投资的比例。
l黑云压城：中国该如何应对？
特朗普当选总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出招如此之多、频率如此之快应该是这么多年来历任美国总统中最高的，但迄今仍没有对中国出重拳，估计这也是他的谋略，把最难打的对手留在最后攻击。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中国需要加快改革节奏，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不是没有改革方案，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60项改革举措，甚至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各种改革方案都已经公布于众了。
特朗普认为给美国带来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在鼓励本国居民消费方面是做得不够的。而我国经济增长的确是过度依赖投资而非消费，过多的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过少的消费导致出口依赖症。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顺差国，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是贸易顺差之路，其代价是中国大量的原始森林被毁(用来种桑树)。1550-1800年这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此期间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长期存在现象，国人对财富的欲望似乎大过其他民族，所以，国人对财神爷的恭敬程度也比其他民族突出。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抑制了消费。从过去近500年历史看，只要处在和平时代，中国就是全球贸易顺差大国，且贫富差距问题非常突出；一旦本土发生战争，中国就出现贸易逆差。
要改变高储蓄现象很难，毕竟这是根深蒂固的“财神爷文化”所致，但要缩小贫富差距，还是可以通过财税改革来实现的。财税改革至少应包括三大内容：一是通过个税改革来改善居民收入再分配；二是通过对企业减税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意愿；三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改善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中国一方面是企业的实际税负过高，导致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我曾在2011年撰文指出，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者只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而我国却难以对高收入者、尤其隐性和灰色收入获得者征税。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高收入者只贡献个税收入35%左右。
此外，要改变经济结构中消费占比过低的局面，就没有必要为了GDP而刻意增加投资规模。这些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80%以上，而美国只占20%，这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始终能保持高增长的原因。但投资规模过大是靠政府的基建投资和国企的加杠杆投资来实现的，代价是政府与国企的债务均快速上升，短期尚能得过且过，长期则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无论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还是二战后崛起的日韩，当年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时，债务水平都远低于当前的中国债务水平。通俗地讲，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需要通过减少投资来避免产能扩张，又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需求。
至于如何对付把国家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特朗普，制定相应的讨价还价对策还是容易实现的。但我们应该看到，逆全球化趋势早在特朗普竞选总统之前就形成了，因为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仍在西方国家手里，当全球化对西方国家不利时，他们就选择贸易保护。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靠改革推进、结构改善，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才有实力，否则，有可能又会像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因别国的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失衡、失业率大增。
2009-2010年的教训我们似乎反思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在2007年就已经过热，原本就应该调结构，结果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反而开展了空前绝后的投资加码，这是导致产能过剩、债务高增长、经济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财神爷的文化基因似乎是要让财富不断增长，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论财富的高增长还是经济高增长，都会触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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