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对话黎红雷：共生管理哲学对当前中国企业有哪些启示？
2021/1/26 6:30:00 春暖花开
导读：2020年12月24日，在由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发院BiMBA商学院主办的「新儒商论道公益直播」中，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与陈春花教授对话《新儒商的共生管理哲学》，一起解读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现象。本文为对话全文实录。
对话嘉宾介绍
黎红雷教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管理哲学博士后，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创办“华商书院”；创办“博鳌儒商论坛”；创立“企业儒学”,开拓了当代儒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天人三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治理智慧。
陈春花教授：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主讲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陈春花教授同时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教授致力于中国企业成长模式研究，致力于管理理论与实践价值挖掘研究。
对话全文实录
一、为什么要提出共生管理哲学？
黎红雷教授：今天对话主题的是《新儒商的共生管理哲学》。“共生管理哲学”是陈春花教授积多年研究和思考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管理哲学体系。那么，作为一名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为什么要转向哲学，为什么要提出共生管理哲学？共生管理哲学在当代数字化社会的背景下有哪些价值和意义？有请春花教授!
陈春花教授：谢谢红雷教授!数字技术的确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体现在各个领域。
技术进步首先带来了商业范式的改变，构建商业的核心基础要素转向计算能力、数据和算法，机器不再是延伸人的体力，而是再放大人的智力，甚至是像人类一样思考。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挑战了很多行业的壁垒，数据更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重构行业的核心能力，而且还改变着行业生态，重构了生产关系。
正如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写的那样：“新的陌生时代已经明确带来，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与现实无关的过往。”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世界观，新的方法论来理解和认知。
我们都深受笛卡尔的方法论影响，在他的“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指引下，“整体是部分之和”，而且“部分即是整体”引导了整个工业时代，人们借助于还原论、科学理性的方式，极大推动着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也同样在此基础上，在现代管理学理论中，主流范式是二元管理哲学 (Zheng et al., 2018)。其哲学基础是还原论(reductionism)哲学，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存在单一、有形的实在(reality)，可以分离为相互独立的变量和过程，因此这些被分离的部分可以不受彼此影响被孤立的研究，最后加总还原为整体的理论(Guba and Lincoln, 1982)。
从本质来看，还原论的世界观是一分为二，通过二维拆解，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通过一分为二进行简化，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进行单独的分析和对比，以降低认知的难度，减少不确定性。
但是，随着社会继续发展，人们开始发现，有的复杂问题无法分解，“整体并不是部分之和”。比如，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必须采用整体系统的方法，才可以解决及其复杂的问题，还原论已经无法提供帮助。又如，数字技术带来了这些根本性的变革，不确定性、复杂性、多维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为基本特征，简化、“二元论”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切。
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提供了研究者路线图，以及制作路线图的基本方向”，当既有范式不能合理的解释常规现象时，就需要新的范式革命(Kuhn, 1996: 109)。所以，我们提出“共生管理哲学”。
共生管理哲学源于中国领先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管理思想，致力于产生更能解释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管理现象、更能适应复杂矛盾环境、面向未来的管理学理论。
共生管理哲学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中庸哲学，它的世界观认为管理中的一切矛盾元素不仅是对立的，还是共生的(共生源自“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即在更高维度上可以统一整合并协同促进)(冯友兰，2011)。
另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发起的整体论思潮(Quine, 1951)。在共生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整体被割裂还原将失去去整体特性和优势；共生管理哲学更强调互为主体，互利共生的价值取向，以此，才可达致系统更优，万物共生。
黎红雷教授：谢谢春花教授!作为一名儒家哲学的研究者，很高兴听到春花教授对儒家中庸哲学的重视与运用。我这里简单补充一下儒家中庸哲学的基本内容，以帮助各位网友了解，并为春花教授共生管理哲学的扩展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思想资源。
我们知道，“中庸”是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将“中庸”确定为“至德”，也就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孔子的孙子子思沿着孔子的思路，写下了《中庸》一书，集中论述了“中庸”的基本概念。到了南宋，儒学大师朱熹著《中庸章句集注》，进一步丰富了中庸的思想内涵。
根据我本人的概括，儒家中庸哲学的内涵一共有九个方面。其中，“中”的本义是“中间”，进而可以推出三义：中正、中和、时中; “庸”的本义是“用”，进而也可以推出三义: 用中、平常、不变; 二者结合起来，“中庸”的本义是“合适”，进而则推出三义: 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三三得九，这“中庸九义”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
春花教授刚才提到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中庸哲学中的“中和”的内涵，其原文是：“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意是：“中”是天地万物生长的本性，“和”是天地万物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便生长繁育了。这种共生共长共和共进的思想，作为“共生管理哲学”的哲学基础，是十分合适的。
二、共生管理哲学有哪些基本观点？
黎红雷教授：现在我们进入对话的第二部分：共生管理哲学的基本观点。
我们知道，共生管理哲学是春花教授及其团队适应当代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的实践而提出来的。那么，共生管理哲学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有什么特色，结合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管理实践，又提出哪些超越以往管理理论的观点？有请春花教授!
陈春花教授：谢谢红雷教授!我们之所以提出共生管理哲学，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变革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实践的启发。我们既依赖于中庸哲学和整体论的两个哲学基础，又借助于真实的企业实践基础。
到了2020年，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阿里巴巴，七大“超级平台”所拥有的总市值一再刷新高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以上两个维度的研究，帮助我们去总结共生管理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
1. 共生管理哲学的世界观是一分为三
也就是管理者在认识矛盾的时候，认为矛盾是相互对立但是又相互关联、同时存在、协同促进的元素，除了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之外，还有第三个方面，也就是两个对立方面在更高维度上(比如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统一整合和协同，即“中”的方面、共生的方面。任正非提出“灰度管理”，并以此引领华为管理者包容矛盾，整合冲突，并持续创新。
2. 共生是组织进化的路径
以共生管理哲学为基础，结合现实的选择，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生成，我们把之称为“共生型组织”。
本质上，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基于顾客价值创造和跨领域价值网的高效合作组织形态，所形成的网络成员实现了互为主体、资源共通、价值共创、利润共享，进而创造单个组织无法实现的高水平发展。
共生型组织的生态网络摒弃了传统的单线竞争的线性思维，打破了价值活动分离的机械模式，真正围绕顾客价值创造开展，将理解和创造顾客价值作为组织的核心，进而使创造价值的各个环节以及不同的组织按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以及有机互动。
腾讯确定自己做个“连接器”，认为生态伙伴之间是无疆界的、共生的。
3. 企业是个整体
事物的实在是各个部分相互依赖、整体具有不完全可分性。记得在看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时，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有个老笑话说MBA三个字代表的是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不过这根本就不是笑话。”
我非常认同明茨伯格这个观点，管理真正的挑战以及真正的魅力是，让企业有远见，融入环境，上下同欲的团队成员，综合的运行系统以及与顾客在一起。当拥有整体能力的时候，企业才焕发出能量以及卓越的绩效。综合是管理的精髓。
4. 效率来自于协同而非分工
组织系统中，技术带来的互联互通所生成的最大影响是，组织生存在一个无限“链接”空间中，在无限链接的空间里，企业内部必须是开放的、社区化的组织形态，而在企业外部则表现为以顾客为核心的相互链接的价值共同体。
其基本特性是：企业内部多元分工，顾客与企业之间多向互动；价值网里每一企业的角色都随着消费需求而变，并在不同价值网里扮演多样化的角色；价值网里各角色之间的关系是“超链接”和松散耦合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管控与命令式的关系。
无论是沃尔玛，还是“7-Eleven”都因为构建与合作伙伴的命运共同体，而获得持续的发展。
5. 人机共生组织新形态
人工智能应用向组织运营的快速普及引发“人-机”关系思考与“人-机”边界重构，人机共生成为未来组织的新形态。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人机共生的组织形态中，会有四种情形出现，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吞噬替代；这四种形态无疑对组织管理提出来完全不同的要求。共生管理哲学前提下，组织需要考虑如何以实现人机共生模式下的人机价值共创，获得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引导下的正向价值收益。
腾讯的AI辅诊，帮助医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给2020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中的人们带来了技术的温度。
黎红雷教授：谢谢春花教授!由春花教授所介绍的共生管理哲学的基本观点，我想到学习哲学时的几段感悟，在此跟大家分享。
第一，关于“一分为三”
长期以来，主流哲学都主张“一分为二”，即认为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都包含着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双方的对立、冲突、矛盾、斗争，促进了事物的发展。
1980年，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庞朴教授的《“中庸”平议》，首次提出“一分为三”的观点，我当时还是广西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读完该文后感到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刚好我们中国哲学史课学到北宋哲学家张载，他有个观点叫做“仇必和而解”，于是我写了一篇课程论文，认为“仇必和而解”就是中庸辩证法，其中的“和”就是一分为三中的“三”，和谐是解决事物矛盾的最高境界。
第二，关于“整体观”
刚才春花教授提到笛卡尔的分析方法，又提到奎因的“整体论”，其实二者之间还有个黑格尔。
记得我在大学学西方哲学时看到黑格尔的一句话：“割下来的手就不是人手了”，于是跑去请教任课导师。为什么割下来的手就不是真正的人手了呢？那么割下来的手代表什么？人手代表什么？割下来的手离开了整个身体,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它脱离了与整体的联系,成为了独立的存在.而人手恰恰是和完整的身体连在一起的。
黑格尔这句话，一是承认了世界的统一性,二是承认了万物的普遍联系。说明即使在以分析见长的古典西方哲学中，也意识到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而具有整体论的思维。
第三，关于“共生与组织进化”
1994年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给美国大学生讲中国哲学。一上来我就画了一个“阴阳太极图”，一边是黑色的鱼，一边是白色的鱼，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两条鱼头接着对方的尾，尾接着对方的头，似乎在旋转互动。
我对美国学生说：阴阳太极图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图腾，其表达的意思是：阴不离阳，阳不离阴，运动变化，生生不息。中国人认为：独阴不长，独阳不生，只有阴阳结合，才有万物生长。把这个原理运用到企业中，对于我们处理老板与员工、企业与顾客、企业与社会等等的关系，都具有启示意义。
三、共生管理哲学对当前中国企业有哪些启示？
黎红雷教授：现在我们进入对话的第三部分：共生管理哲学对当前中国企业的启示。
春花教授所建构的共生管理哲学，是在对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共生管理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哪些启示？对中小企业如何运用共生管理哲学，有哪些具体建议？有请春花教授!
陈春花教授：谢谢红雷教授!共生管理哲学对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启示，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共生信仰
共生信仰是爱、尊重与和谐，拥有自然法则的组织一定是具备“自我约束”、“中和利他”以及“致力生长”特质的，三者共同发挥效力，使得组织具有了持续发展的内在价值驱动力。
第二，互为主体
组织成员间，不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互为主体，这需要每一个成员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实现多维协同模式，组织强调开放性和互联性，与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其本质追求便在于创造多维协同模式下的跨领域共生价值体，打造开放合作式的有机生态系统，资源共享、利润共赢的群体性有机系统。
第三，整体多利
强调合作组织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相互补充，最终做到从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合作伙伴，正是这样合作关系，相互激发，高效互动产生出更加多的价值创造，这些价值创造不仅仅帮助了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也给自身带来了超出组织原有能力所创造的价值。
第四，有效协同
组织成员保留了各自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依赖于彼此之间对资源的获取、分享以及使用能力，组织获得了更好地融入环境的方式，重要的是建立基于信任的契约关系，达成整体效率最大化。
第五，技术穿透
在共同技术平台与标准之下，组织成员之间能够形成一致的行为准则、沟通语境以及价值判断；能够快速地分享信息，协同创新以及优势互补，最后赢得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成长效率。
第六，“无我”领导
今天有关领导者的角色，以及领导的职能是牵引陪伴、协同管理和协助赋能的过程。领导者们负责建立一种组织网络，能够让其他成员不断增进了解组织与环境间的复杂性，了解各组织成员彼此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协同，了解各组织成员间协同工作的标准、流程以及共生文化的取向，需要保持有效的沟通，以达成持续改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成效，也就是领导者也要对组织外的成员的价值成长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价值负责，这也是“无我”的内在意义。
黎红雷教授：谢谢春花教授!谈三点感想：
1. “主体”与“客体”
近代西方是“主客二分”，主体就是绝对的主体，客体就是绝对的客体；认识者就是绝对的认识者，被认识者就是绝对的被认识者；领导者就是绝对的领导者，被领导者就是绝对的被领导者。
中国哲学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主客统一，主体与客体可以相互学习、相互教育、相互认识、相互借鉴、相互领导，“人人都是君亲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领导、亲人、老师，最终是主客交融，其乐融融。
2. “利他”与“利己”
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一个从“利己”到“利他”的著名假设。但可惜的是，两百多年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亚当斯密当年的设想是太乐观了。因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只要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链条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2008年，华尔街高管的贪婪引发全球的经融危机，近几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引发全球经济的脱轨，就是明显的例子。痛定思痛，我们必须回到市场经济的原点，重新考虑“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问题。
总体上看，“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利他”是市场经济的合力。没有动力，死水一潭；没有合力，天下大乱。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既需要“利己”动机作为动力，更需要“利他”理念作为合力。
3. “无我”与“有我”
我的意见是，提倡“无我”但不能丧失自我，承认“有我”但不能膨胀自我。人与我应该是各得其位、各得其所。
按照孔子的思想，成就别人与成就自己是相辅相成的。成就别人最终能够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最终也能够成就别人。因为只有自己拥有了更高的能力、足够的实力才能够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促成他人实现价值。
四、总结陈词
陈春花教授：张世英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西方近代的主客式的主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后主客式的天人合一的道路。
网络世界有两个特点，既强调自我的自由、独立，又强调万物一体，所以它是一种后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未来的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是我非常认同的。
正如前面和红雷老师探讨的相关话题那样，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基本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样，企业以及企业的管理者也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考验，我们将要迎来2021年，在这个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想借助于与红雷老师这次的交流，和在线的朋友们谈几点我对2021年的认知以及经营的选择。
数字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各个行业。2020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不再存在，变化与不确定性依然是一种根本性的存在，更需要我们快速迭代认知，拥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寻找到与未知和变化共处的能力，并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聚焦价值创造：专注于顾客价值的创造，理解顾客需求、解决顾客痛点、创新顾客价值、帮助顾客成长是获得企业增长的根本来源。
拥有数字化能力：即“连接”“共生”“当下”的能力。一个企业是否拥有数字化能力，成为企业是否能够有机会走向未来的分水岭。
人人连接共生：每一个领域都要打破边界，形成全新的价值。
持续组织学习：企业未来的核心力量是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家所拥有的，它必须是借助于企业整体的力量完成的整体创造，这需要通过企业的持续组织学习实现。
祝大家2021年共生成长!(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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