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家长制与中医师承的异化
2018/10/29 陈文强中医

     中医的院校教育持续到现在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专家很多，不过中间似乎并未见到大师。蓦然回首，发现好像以前的师承教育是个好东西。因为中国一向颇有厚古薄今的传统，于是最近的几年，各种师承教育应势而起。

    

     不过中医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医生喜欢宣称自己是第几代传人，或者师承的是某某大师。当然这个也是有悠久历史的，比如《礼记》中就记载：“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然而，纵观历史，比较靠谱的名医互相传承的大概就是刘完素——朱丹溪这一支。其中，刘完素传荆山浮屠，荆山浮屠传罗知悌，罗知悌传朱丹溪，朱丹溪之后有个徒弟戴元礼，也算有名有姓；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然，孟河医派的四大家族和其他一些家族传承的个案也有几个名医。但是，整体看来，师承几代的传人中难出大家的情况其实一直尴尬地存在着。

     师承教育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知识只有在主动或被动形成的师-生共同体中才能传递和发展。在主动形成的师-生共同体中，由于双方对知识追求的同一性，在地位平等的情况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或进行针锋相对地辩论，可以使双方得到启发和收获，从而具有极高的知识传播效率。

     但是，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社会中，师-生共同体中的双方从来都不处于平等的地位。老师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学生或者学徒对老师经常有或多或少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中国社会传统中聚族而居的生活条件，天然形成了以名医为核心的，体现父权和族权特征的宗法家长制。在这种情况下，我教你学的灌输式教育成为师承教育的主要方式。学生要做的主要是承接老师的学术思想，至于开展批判性扬弃，甚至是普通的学术对话，则经常会被上升至不尊师重道的道德层面而遭到严厉惩戒。

     作为从小受的是亲亲尊尊长长教育的学生而言，基本不具备挑战老师学术权威的勇气，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明哲保身的计谋。甚至于有一部分机巧的学生颇得宗法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的妙处，通过诉诸老师可以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因此有意识地神化自己的老师，以求自贵。而且，学生成为老师之后，又会用同样的方法继续维系自己在学术上的威权体系。

     同时，作为老师而言，除了对中医理论理解而形成的学术思想之外，往往会有一些具体的诊治疾病的有效方法。然而，因为中医理论传承过程中存在有系统性的误差等原因(见“中医理论传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系统误差”)，相形之下，具体的诊疗方法通常比较明确且易于掌握，所以学生往往会较好地继承一些具体的处方，并且秘不示人，名之曰——“秘方”，冀此保住自己的饭碗。张仲景痛批这些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而是“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孙思邈更是因“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而大吐其槽。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学生一味继承而不能创新地发展老师的学术思想的话，几代下来，最初的老师的水平也就剩下几首没有灵魂的“秘方”。治病的时候，靠着“秘方”去守株待兔，那么疗效也就可想而知。而几代相传的世家中难以再现大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因此，师承机制虽然是一种传统的知识传递模式，但是自它和宗法家长制结合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难以成为良好的中医发展体系。今天，师生之间由于人身依附而形成的宗法家长制的物理基础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基于占有资源的整合与分配和半行政化学术评价体系而形成的师生之间相互背书的关系，导致很多师生之间实际形成了强烈的权利纵向支配体系，并更加深刻地打上了宗法家长制的烙印。

     这样看来，简单地期望通过师承教育而承担中医学术传承的做法，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破除中医学习中旧有的学术垄断，从自己的生产、生活和学习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和阐述中医的基本理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则一定是把中医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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