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到底是热性还是寒性啊
2020/6/24 8:51:27 老陈医聊
古装剧道具中大概率要备点人参，为什么呐？人参好使啊。各种转折伏笔都用得上。比如说，练武读书的，得来碗参汤提神健体；病后产后的，得送碗参汤表示关怀；病重病危的，得挖出千年老参续命；得罪导演下集用不着的，得吞棵人参，然后浑身燥热鼻流鲜血而翘小辫子。
不过人参实际可倒真未必这么热。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翻开瞅瞅，上面黄纸黑字写着：人参“味甘，微寒”。不但不热，还寒呢。《神农本草经》传说很多，比较靠谱的推测应该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整理当时中药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目前被视作中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看来人参微寒的理论出处很硬实。
而且人参微寒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汉朝张仲景写《伤寒论》被后代尊为经方之祖。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是后世中医的一个显学，各种著作阐释不计其数。但凡需要抖个范儿啥的，就得会背上几段伤寒论。《伤寒论》中人参使用的时机大都是在用发汗、催吐或者泻下的办法治病时，出现津液不足的情况，用人参救津液，也就是增加身体里水性的东西。而在张仲景真正温热回阳的方子里，主要是用干姜附子之类燥热的药而不加人参，这就是考虑人参寒凉善于补阴而非温热补阳，如果加到回阳的方子中则会牵制干姜附子之类燥热药的力量。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四大经典，现在有了神农和张仲景两个大佬加持，人参基本可以坐实微寒的药性了。
那人参什么时候变热的呢？《名医别录》中第一次说：人参“微温”，且“主治肠胃中冷。”这个《名医别录》和《伤寒论》虽然不属于一个档次，但也是大有来头。原书已经散佚，作者也不可考。咱们现在怎么知道有这本书的呢？梁朝陶弘景写《本草经集注》时，在收载《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的同时，又多写了365种药物，不过他老老实实地说这些药物来自《名医别录》，而不是他自己去挨个品尝发现的，因此使《名医别录》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保存了下来。所以，最晚到梁朝时，对人参药性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并拉开人参究竟是寒还是热的争论序幕。
南北朝后面跟着的唐、宋、金元时期的中药著作《新修本草》、《蜀本草》、《大观本草》、《图经本草》、《证类本草》大多也认为人参药性偏温。由此导致人参药性争论不断升级。
中医是个实践医学，对中药药性的认识受时代限制肯定有拍脑袋的成分，但是人参太重要了，陶弘景再喜欢得瑟也应该不至于非要和张仲景和神农这两大祖师爷级别的大神叫板，而且从他往下还有一堆医家集体叫板。因此，这里面很大可能就是，现实中出现了用人参药性偏寒理论实在解释不通的情况。
这时就需要咱们去推敲了。先看时间节点啊，谁说的人参微温呢？梁朝陶弘景在写《本草经集注》时引用《名医别录》时说的。而且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还说了一句：“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注意，在陶弘景之前可说的都是人参出山西上党。比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说：“参，人参，药草，出上党”。《说文解字》也是一个超级祖师爷级的著作，具体怎么牛可以去百度，随便举个例子，现在咱们说的偏旁部首哪来的？《说文解字》首提汉字540个部首。不过在《说文解字》和随后的著作中都是说人参出上党，压根没提辽东什么事，又是陶弘景第一个提出了人参出辽东。
说到这儿，时间要往前稍微倒一下，人参什么时候开始被认识到呢？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参”字(文章上面插图就是甲骨文的“参”字，又把自个儿崇拜了一回)。考虑到甲骨文总共没几个字，这个象形文字“参”毫无疑问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是个重要东西。重要的东西该干嘛呢？吃之!民以食为天。从殷商到梁朝差不多一千多年，如果大家就逮着上党人参可劲儿造的话，是不是就存在上党人参短缺的问题呢。
于是，到了梁朝，人参除了上党的还得使用东北的。但是中药讲究一个道地药材。同样的东西产地不同那药性也不尽相同。也就是栽培环境对药性是有影响的。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且不要说淮南淮北的差异，现代通过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研究发现，植物在同一个地区从野生变人工栽培都有可能从药材性状到化学成分甚至疗效都与原来的野生药材存在一定差别，有些甚至是完全不同。比如很多栽培的丹参出现栓皮变薄，丹参酮含量下降的问题；而栽培的半夏从野外引种到农田后，甚至有的长出了小块茎，外形像掌叶半夏的植物。所以现在谁卖菜都爱说成是野外薅的，区别只是一个农药化肥超标，一个重金属超标，选哪头就看你身子板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山西人参偏寒，东北人参偏温，二者因为产地不同而存在药性的寒温差异，从理论上讲当然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
不过古代没有中药指纹图谱这些技术，所以人参是寒是热的争论还得接着折腾。到了明朝的时候，缪希雍在总结古代中药著作对人参药性认识的不同时说：“《神农》微寒，《别录》微温，二义相蒙，世鲜解者……《神农》直指所禀，故曰微寒。《别录》兼言功用，故又曰微温。既云微矣，寒不甚寒，则近于温，温不甚温，则近于寒，故知寒温虽别，言微则一也。”文绉绉说了一堆，核心就是人参的药性介于微寒与微温之间，当以平性立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立论不够扎实，和稀泥的成分比较多。
相比之下，张景岳就比较老实，在他的《景岳全书》中认为人参“味甘微苦，微温，气味颇厚。”但同时他从临床治疗的角度也提到人参，“气虚血虚俱能补。阳气虚竭者，此能回之于无何有之乡；阴血崩溃者，此能彰之于已决裂之后”。也就是说人参虽然偏温但是也并不燥热，而是属于“阳中微阴”。应该说张景岳的说法是比较中肯的。因此这一说法在后世也基本得到沿袭，像《中国药典》(2020)就记载人参“甘、微苦，微温”。
但是，比张景岳更有洞察力的是明代不世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中用炮制学理论对人参药性进行解释，说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意思就是生制人参偏凉，熟制之后则偏温。现在有很多贬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文章，但是在贬之前最好能把他的书读一读，设身处地想一想再评论。李时珍家里三代世医，曾经在太医院供职，既受过严格的临床训练，又凭着一腔热情真刀真枪地去各地考察，这种经历和眼界绝不是一般医生能比的。而且几十年的写书过程实际上又是对思维的深度加工，所以每次提到李时珍时，不由就有酾酒临江，曹公横槊的感觉。
炮制古代叫炮炙，是指根据中医药理论，使用蒸、烤、炒等方法对草药进行加工的一系列技术。炮制中药材的过程可以影响中药的药性。比如马钱子含有番木鳖碱，成年人摄入30mg便可以致死，使用砂烫法高温炮制几分钟之后，其中的番木鳖碱含量就会显著降低，从而到达减少药物毒性的作用。据说发明炮制技术的是商代曾经做过厨子的伊尹，他把厨房中经常应用的一些烹饪手法和常见调味料如盐、醋、酒、蜂蜜、姜等应用于草药的加工。这个道理咱们容易理解，生肉就是一股腥味，加上椒盐烤熟了那是相当地神魂颠倒。
人参的炮制主要有生切片、焙制、烘制、蜜炙等方法。根据炮制方法不同，人参成品名字也不同，比如，直接洗净晒干是“生晒参”也叫“白参”；蒸制后干燥是“红参”；经水炸灌糖后干燥是“糖参”。宋代以前人参一般是用生晒参，宋代以后才逐渐注重对人参高温炮制，红参用得更多。
李时珍从生产实践和临床疗效出发，利用炮制理论，非常巧妙地统一了持续上千年的争论。当然，由于时代中多种因素的限制，很多医家各执己见，人参药性寒温的争论实际并未完全平息。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是接受人参微温的的说法。
到了清代，由于流行考据，于是返璞归真，又把《神农本草经》翻出来重新解释，当时的名医叶天士、徐大椿、陈修园等都曾逐句解说《神农本草经》，于是人参微寒的理论又重见天日。
从我自己的角度梳理整个历史过程，我觉得人参分上党人参和东北人参。上党人参偏寒凉，当然现在上党人参拉倒了，而东北人参偏温热。在东北人参里面又按照炮制方法不同，分生晒参和红参。生晒参属于稍微有些温热，但更接近性平；而红参则属于微温，但远谈不上燥热。另外市面还常有一种糖参，功效接近生晒参，但是药性更弱一些。
有趣的是，2004年美国心脏学会杂志《Circulation》发表了来自剑桥大学Sengupta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研究者对4种人参属植物(西洋参、红参、朝鲜生晒参和三七)进行分析，发现每种参的2 种主要成分(Rg1和Rb1)构成比各不相同，并因此认为这种比例差异有可能构成了人参偏寒或者偏热的双重作用。这个解释倒是和李时珍的看法基本吻合，呵呵。
往期回看：1. 一世缘：西洋参与人参互相扮演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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