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搞快一点"，邓小平92南巡连喊三遍！当年首席接待官这样回忆
2018/12/26 22:47:43 中国基金报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孙森林 王明弘
陈开枝出生于1940年，广东云浮人。曾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广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他是小平“92南巡”时的“首席接待官”，是全国“扶贫状元”，是广州的“平民市长”，也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2018年12月18日，我们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采访了这位全程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老人。
经济特区这个名字，是改革的反对派送来的▲▲▲
证券时报记者：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是怎样的情况？广东成为改革开放先行之地,背后有哪些故事？
陈开枝：你别看广东现在是经济大省，但是广东国内生产总值(GDP)当年在全国只能排在20多位，属于中下水平。广东1978年的生产总值只有185.85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9.5亿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412元，农民人均收入更只有193元。
广东省当时经济状况为什么那么差呢？解放以后广东就成了国防前线，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项目，广东只有一个茂名石化项目，没有工业，经济就没办法发展。
农业基础也薄弱。广东山多地少，全省基本上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有些地方还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要发展农业也没有土地，缺少农业收入，财政又很困难，除去开销还要上缴中央，整个经济就非常“紧巴”。
改革之前，中国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今7亿多人已经脱贫，产生了几亿的中产阶级，贫困人口降至3000多万。2017年，广东的GDP接近9万亿元，财政收入1.13万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5780元。
这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完全得益于40年来我们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是，转变的过程非常复杂，很不容易，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是怎么建设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从哪些具体的地方着手呢？
有人形容闭关锁国是把鸟关进笼子里，同时把脚和翅膀绑起来，后来三中全会把脚和翅膀解开了，但是鸟笼没打开，只能在笼子里面飞。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作鸟笼经济，鸟笼经济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希望把笼子打开，让鸟飞出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思维。
1978年，习仲勋来到广东发现，广东的困难情况超出他的预料，政策搞得很糟糕，经济上非常困难。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言说，广东经济发展这么困难，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权，中央必须给一点权力才行。他的发言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注意，小平同志要打开笼子让鸟飞出去，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习仲勋的想法正好符合他的思路。听完汇报之后，小平同志就跟习仲勋讲，过去陕甘宁边区不就是一个特区吗？你不是陕甘宁边区特委代理书记吗？当时中央没有钱，不是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吗？
有了小平同志的支持，设立特区像突破防线一样算是通过了，但是取什么名字呢，广东的同志很犯难，想了很久也没想好。这时候，从北京传来了反对的声音，“他们不懂，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这个称呼，反倒给广东启发了思路，就叫经济特区。所以，经济特区这个名字，是改革的反对派送来的。
1980年8月26日，在习仲勋主持下，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
小平同志连喊三遍：“你们要搞快一点!”▲▲▲
证券时报记者：小平有过两次南巡，在“92南巡”时，您参加过接待工作，当时小平给了广东什么指示，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推动作用？
陈开枝：围绕推动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有两次南巡，1984年第一次南巡，1992年第二次南巡。1984年春节时的第一次南巡，小平同志是非常慎重的，从广州到深圳、珠海，只听只看，什么态度都不表。
在广州车站作短暂停留时，小平对广东省负责人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中央的决定，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但是看完之后他就知道，改革开放的决策没有错。
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回北京后，中央决定将沿海的14个城市都对外开放。
但是后来，由于某些事件，又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1991年，小平同志观察了一年，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航船摇摇摆摆，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深思熟虑，感到如果不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中国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危险，于是他决定站出来讲话，而且只能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去。
这次行程，省委让我来拟行程计划。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来安排接待。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断定老人家这次出来肯定不是休息这么简单，而是有更重要的战略部署。有的同志说，电报写明是来休息的啊，中央办公厅都没派人来，也没有记者，就他一家人来，怎么可能是战略部署呢？
但是，我始终坚持小平同志这次来广东一定非同寻常。从经验上来讲，他习惯到上海过春节，但这次却舍近求远来广东，难道就因为广东比上海暖和？况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
这时，负责小平同志行程的一个3人小组来到广州，他们强调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既要让他看看最新的改革开放成就，也不能让他太劳累。所以行程最好定为“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还是觉得，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不会再轻易出门了，这次一定要让他多看看，多了解些信息。所以我提出了“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的方案，我还特别强调，从深圳到珠海，要走海上路线。方案行不行，报上去以后，我心里也没底，不过最后，邓办和省委批准了我这个大胆的方案。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我和广东省、深圳市的有关领导在深圳火车站等来了小平同志。我和小平同志、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灏(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等一起上了1号车。跟在后面的行李车队是5辆小货车，后来知道有3辆车是借来的，事后接待处的同志还受到了表扬，说这样小平同志才喜欢，这符合他老人家的性格，不兴师动众，不讲排场。
按行程表上的安排，上午先休息，下午再参观。谁知刚到入住地方没多久，9点40分左右，小平就要求马上出去看看。
我说，考虑到您年龄比较大，又经过两夜一天的火车劳累，您先休息下，车还没准备好。
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坐不住啊”。
我当时就想，老人家又不管具体的事，为什么坐不住啊？可见这些年他老人家听到的对办特区的非议和杂音太多了，他迫切想出去看看特区办得怎么样。也证明了我的判断，他老人家不是来“休息”的。
在浏览深圳市容时，看到平坦齐整、四通八达的马路和高楼大厦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国贸大厦，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发展情况。小平听后很高兴，对深圳市的成绩非常满意，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听到小平讲出“三个有利于”，在场的同志无不精神振奋，深感鼓舞。
讲着讲着，他老人家激动地举起右手，加重语气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番话是老人家到达深圳以后的第一次有系统、有重点的谈话。我认为也是他老人家整个南方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
在蛇口码头坐船去珠海，深圳市的领导在岸上送别，小平同志走进船舱后又重新走了出去，对着深圳市的领导大喊：“你们要搞快一点!你们要搞快一点!你们要搞快一点!”连续喊了三遍。
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握手▲▲▲
证券时报记者：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您和总书记在深圳莲花山有一次握手，可否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形？
陈开枝：2012年12月3日，我接到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于敏同志的电话：“近日有中央领导要来，请您近期不要离开广东。”
当时我有点诧异，作为一个离开原工作岗位已久的老同志，谁会指名道姓要见我呢？
很快我便接到通知，习近平总书记要来广东。
7日下午，在深圳洲际酒店我见到了前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吃晚饭时，又接到了前佛山市委副书记欧广源的电话，说他也要来与我们会合。梁广大开玩笑说：“当年陪小平同志南巡的老同志来了三个，李灏怎么还不来呢？”第二天一大早，李灏果然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来莲花山向小平同志敬献花篮的时候，把我们几个老同志安排在第一排，其他的部长、省长全都站在后面。
献完花后，总书记跟我们几个进行了简要的交谈。他拉着我的手说，老秘书长(他一直这么称呼我)，你为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退下来发挥余热，扶贫工作搞得卓有成效。现在，我们的改革处在深水区，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就看到了这个情况，党的十八大之后，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举措还是要靠改革开放。所以他在上任后的第21天，第一次视察就到广东来，重走改革路。他提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第二次来广东视察，就是在告诉世人，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举措。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更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搞好教育，才能从根子上脱贫▲▲▲
证券时报记者：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扶贫工作，从您的经验来讲，脱贫攻坚工作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着力？
陈开枝：现在我们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等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从整个脱贫攻坚的大局来讲，重点是要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不要让贫困一代代传下去，要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就一定要解决教育问题。
以前，广东省有位领导来问我，他筹集了6万元，给对口贫困户办个养猪场如何？
我当时了解情况后知道对方家里有两个小孩，分别在读初中和小学，老大成绩一般，老二成绩还不错，我就建议他资助老大去读一个好的职业中学，很快就可以学习到专业技能出来工作，同时资助老二读好的初中、高中和大学，这样就可以把“穷根”挖掉。现在，他们确实实实在在地脱贫了。
纯粹以输血的方式，拿着米去救济，是解决不了长远问题的。解决了上一代，还有下一代。但是如果让孩子有了知识有了文化，就不一样了，他就会出去找工作，就会把穷根彻底斩断。没文化就没办法走出大山。
1996年7月，广州市委决定由我负责对口帮扶百色的工作。当时我去百色看到，哇!有这么多的失学儿童，那些孩子们围在我身边，在向我呼救，我要读书，我要改变命运。
从1998年开始到2005年这段时间里，我发动海内外爱心人士捐了差不多3亿元，新建、改建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有242所。
台湾的王文洋先生到广州说要请我吃饭，我说饭就不吃了，给我打个包吧，移民开发区建学校差50万呢，他一听，就很高兴地捐了50万元。
1998年11月的时候，我收到平果县邓红霞的一封信，她是当年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名义资助的25个百色孩子之一。老人家过世后，邓红霞就担心邓爷爷不在了，以后没办法读书。我回复她说，我一定会继承邓爷爷的遗志帮助你上学，后来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这些年来，我收到全国各地受资助学生的信件有5000多封。
近年来，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倡议更多社会力量帮助百色地区无学可上的孩子，在2012年建立了百色教育基金会，筹了1.8亿多，帮助了35000多个贫困的孩子。
我的想法是，要充分用好我的工作平台和社会影响力，去专攻扶智工作，解决百色教育落后的状况。让贫困不传递下一个代际，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从根上把贫穷拔掉。
我在1996年11月28日第一次到百色，当时的目标是来50次、100次。到2017年8月，我提前实现了100次到百色的诺言。
去年12月到现在，我又去了百色5次，总共105次。我老伴说，陈开枝101次去百色不要叫101次，是第二个100次再出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您认为，广东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陈开枝：世界上好几个大湾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包括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
我们的湾区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有个特点是一国两制，不同制度之下实现观念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对此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在思想认识上统一，有了统一的认识，才能做成事。
第二个是规划，规划工作一定要统筹好，均衡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发展问题，不然规划不统一，利益没调节好，就容易形成矛盾。
第三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应考虑到如何影响台湾，让台湾的老百姓感到湾区建设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更大的幸福，而不是威胁，对台湾的回归产生辐射作用。
第四个是大湾区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开放。把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相结合起来，一边走出去，一边引进来。我认为这几方面都处理好了，我们的湾区就会建设得更好。
奇人陈开枝
孙森林 王明弘
陈开枝绝对是一股清流。与之交谈，令记者啧啧称奇。
一奇，一生做官，没有“做官的样子”。从1964年大学毕业进入政坛，到2005年退休，陈开枝当了41年的“官”。但与他交谈，就像和街坊老伯聊天，听不到一句官话套话。相反，他朴实豪爽，风趣幽默，经常妙语连珠，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他不是退下来才这样，他在位时就一直这样。
举几个例子。当年，陈开枝去香港招商引资，开口即说，“我患上了极其严重的‘爱资病’，只有资金进来，才可以治好我这个病。”引得满堂大笑，一下子就打破了港人对内地官员的刻板印象，迅速拉近了关系。
陈开枝长期处在领导机关的第一线，曾处理过震惊中外的“四二六”(1982年4月26日)桂林空难、台湾王锡爵驾机归来的“华航事件”(1986年5月3日)及“一零二”(1990年10月2日)白云国际机场劫机事件。这些事，件件都极其敏感极度考验智慧，陈开枝却都予以妥善处理，受到中央表扬。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快人快语，机智幽默，赢得了媒体的信任。
陈开枝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期间，有次公开演讲，台下有人问，为何你讲得这么好，仍然只是副市长而不是市长，他马上答道：“因为做副市长风险较小。”台下立即一片大笑。
二奇，精力旺盛，记忆力惊人。未见到陈开枝之前，采访经验告诉记者，对年迈老人进行采访往往比较困难，老人家记忆力下降，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语言组织困难。不过，所有这些担心，在陈开枝这里都不存在。他不仅精力十分旺盛，记忆力也是异常好，广东省几十年前的经济数字，他能精确讲到个位数。历史事件的时间，他能准确地说出是哪一天，几点几分。当事人说过的话他甚至能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我们采访了接近2个小时，他摆在桌子上的茶一口未喝。
78岁高龄的他，仍然跑到百色地区搞扶贫。他笑称，“我不是78岁，我是39.5公岁。”自问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做不到。
三奇，称号多到数不清。陈开枝因为在“92南巡”期间接待邓小平，被称为“首席接待官”；因为处理过多起飞机事件，被江泽民誉为“处理疑难杂症专家”。他去广西搞扶贫，百色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大好人陈开枝”的牌匾，他还因此被评为“全国扶贫状元”。
在广州市工作期间，别人不敢啃的硬骨头他啃，为广州市民治理“一山(白云山)一水(珠江)一站(广州火车站)，被誉为广州人民的“打工仔”和“平民市长”。有干部私下开玩笑说，跟着陈开枝，累死无人知。
陈开枝获得过的荣誉称号还很多，一页纸肯定写不完。
更为称奇的是，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在位期间居然成了“明星”，有诸多人为他写歌、写诗。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有兴趣的可以翻翻《开枝印迹》这套书。
四奇，广东的活历史。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开枝被直接分配到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自此之后，他基本上一直在广东省委和广州市政府工作。自毛泽东之后，历届中央领导来广东，他都有缘得见，历任的广东省委书记，他都有工作交集。这让他见识了很多大人物，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称陈开枝为广东的活历史，应该不会有人有意见。
陈开枝对广东的发展，尤其对改革开放，对邓小平有种特别的感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全程参与接待与安保工作。在他的争取与协调下，突破了“不报道”的要求，邀请媒体记者记录下了宝贵的历史片断，传递出伟大的声音，为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这次工作经历，对陈开枝而言，意义极其重大，他说，“我与他老人家相遇相处的11天，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我自己。”“老人家留给我一把做人的钥匙。”他把这一切，记录在他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这本书里。这本书，既是历史记录，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陈开枝自己有个“符号论”。他说，我退休了，作为公务员，我的工作职责可以打一个句号了。这个句号是圆的，还是扁的，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我的人生永远不会打上句号，直到生命终止前永远都只有逗号、分号。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记者看来，陈开枝就是中国难得的一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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