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两度“与病毒共存”论的来龙去脉
2023/3/11 22:34:51 诚君健谈
人们质疑张文宏的究竟是什么？“共存论”还是“变造数据”？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首次正面回应了网上对他的质疑(有的媒体称为“攻击”)。
张文宏说，“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都看出来，病毒长期是要与它共存，但是短期内我们是不是马上决定与病毒共存？还需要很多的条件，疫苗是不是有效，是不是有非常好的药物，如果这些都没有准备好，我们就要决定，看病毒的毒力是不是降到很低的水平。”
他在另一次接受采访时又说，“我国因时因势调整防疫政策(何曾调整了？)，已经避开了几个致病力、致死率比较高的毒株，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致病力弱于以前的变异株，但即便如此，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也仍然需要关注脆弱人群。”
显然，张文宏的意思是，网上对他的质疑主要针对的是他于2021年(7月)提出的“与病毒共存”的说法。
而且，他当时只是“看出来”迟早要与病毒共存，并没有说当时就要马上“决定”共存；而是根据当时“(疫苗和药物)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决定”暂时不与病毒共存。
从而帮助国家“避开了几个致病力、致死率比较高的毒株”。
显而易见，张文宏又撒谎了。
首先，网上对他的质疑针对的并不在所谓的“与病毒共存论”；而是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屡次编造数据，甚至还因此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撤稿。
如果说到“攻击”，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主要是指他替辉瑞小分子抗病毒药“带货”——这种事情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可信的证据，自然可以被归于“攻击”的范畴。
更为关键的是，“长期看要与病毒共存”并不是张文宏“看出来”的，更不是在2021年8月份才“看出来”的。
事实上，张文宏曾先后两次提到“与病毒共存”，分别是在2020年5月份和2021年8月份，都是“与病毒共存”论调在西方公共舆论中暂时占据上风的时刻和背景下。
也就是说，张文宏2次提到“与病毒共存”，都不过是“学舌”西方媒体而已。
下面，我们就深入扒一扒“与病毒共存论”的来龙去脉。
“与(新冠)病毒共存论”的提出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2020年2、3月份，在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与covid一起生活(living with covid)”这个说法，以及“与它(新冠病毒)一起生活(live with it)”、“学习与病毒一起生活(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virus)”等类似的说法就已经在在公共话语中广泛流传。
这是因为，一些科学家，特别是专门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就就基于对其他6种人类冠状病毒的研究成果提出，新冠病毒不可能被根除。
在WHO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后，有指出，大流行的结局不是新冠疫情被完全终结，而是变成像流感那样的地方性流行病。
对此，我也曾在2020年2月份写的《COVID-19真的会变成流感那样的季节性流行病？》一文中进行了介绍。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英国政府才会在WHO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的次日，
即3月12日发布了系列指南文件，
宣布从遏制防疫策略转为缓解防疫策略，即第一次计划实践“与病毒共存”的战略。
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在就英国采取的新策略回答媒体质询时首次提到了“群体免疫”，实际上是对“共存论”理论基础的解释。
他解释说，“我们认为这种病毒很可能会每年复发，就像季节性流感那样。允许多数人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反应，这将是控制这种长期流行病毒的重要组成部分。
“ 60%的感染率是获得群体免疫所需的数字。”
也就是说，无论是“群体免疫”，还是“变成地方性流行”，实际上都是“与病毒共存论”的另一种表述。
这也就意味着，“共存论”几乎与新冠疫情的暴发一起产生的一种理论说法，它并不需要任何人去“看出来”，更不需要等到2021年7月才由张文宏看出来。
只不过，彼时的“共存论”在公共话语中是“负面”的，被指责甚至被攻击的对象，尤其是在坚决主张“遏制防疫策略”的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这也是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在提到“群体免疫”会被几乎全球媒体和大部分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原因。
英语中“live with it”的语义
“与病毒共存”为什么如此不堪呢？
这与“live with it”在英语中的语义有关。
“live with it”在英语中是一个新出现的短语，首次使用出现在1951年。
自从开始被使用以来，这个短语的宾语“it”所指代的人或物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或有问题的。比如，夫妻间不投缘，相互间无话可说，就可以说“在沉默的痛苦中与他(她)一起生活了多年”)。
在其他语境中，“it”更是常见用来指代疾病或死亡和痛苦，以及恶劣的经济条件(如疯狂的通货膨胀、利率)和环境问题。
因此，“learning to live with it”也就往往是指只能无奈地适应某种不愿意接受的现实，比如悲伤、死亡、癌症，恶化的经济或气候危机。
也就是说，“learning to live with it”的基本语义是不情不愿、无可奈何地去忍受，甚至是听天由命。
与无奈接受或适应相对应的就是“抗争”。
就新出现，并且表现出全球迅速蔓延和居高不下的病死率的新冠疫情来说，“living with covid”自然是一种极其负面的消极的说法或态度，通常会出现在媒体文章最后一行中无奈的结语。
比如说，“Covid会一直存在，我们只能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并学会与之共存”。
“living with covid”第一次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上风
“living with covid”开始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上风，发生在2020年的4、5月份。
2020年4月份和5月份，两家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先后发表文章强调，人们(美国人)必须接受“living with covid”的唯一选项，要学会为自己的安全和健康负责任。
随着讨论的深入，更多的人们开始接受了只能“living with covid”的现实，“living with covid”开始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了上风。
而张文宏首次表达“与病毒共存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20年5月份提出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2020年5月12日《湛江日报》第16版一篇标题为《张文宏：要学会与病毒共存》的配图文章。
文章显示，张文宏是在5月8日下午做出上述表示的。
但是，随着5、6月份开始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迅猛的蔓延和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living with covid”的论调再次成为了千夫所指对象，而从公共话语中销声匿迹。
而最早开始实践“living with covid”的英国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living with covid”的论调被疫情的残酷所彻底击败。
“living with covid”第二次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上风
“living with covid”再次在公共舆论中占据上风，发生在2021年的7、8月份。
当时，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种，并实现了相当高的接种率。
而且，由δ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疫情高峰也开始出现拐点；尤其是，尽管δ毒株感染的病死率高于先前的毒株，全球新增死亡人数不但没有增加，而是趋于稳定甚至开始减少。
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又开始重提“living with covid”的老调，认为“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已经不能做更多”，“人们最终还是需要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
而张文宏的二度“与病毒共存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当时的确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与病毒共存论”更多地是为张文宏赢得了声誉，直到最近，仍有人说，“放开”最终证明张文宏是正确的。
网上对张文宏真正的质疑主要是他屡次编造数据，证明新冠病毒危害性已经低于流感的言行；以及被指为辉瑞疫苗和药物带货引来的“攻击”。
不久后，由装备了超级免疫逃逸能力和感染性的奥密克戎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超级流行高潮和死亡潮，再次给了“living with covid”论者响亮的耳光。
张文宏两度提出“与病毒共存”，具备了他说的准备条件了吗？
张文宏在回应质疑时说，2021年8月他“看出”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只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有效疫苗(他多次暗示有效的疫苗就是mRNA疫苗)和治疗药物，，并且病毒毒力也没有降到很低的水平而“决定”暂时不“共存”，从而“避开了几个致病力、致死率比较高的毒株”。
这显然是贪天(我国动态清零防疫策略)之功的弥天大谎。
如果我们按照张文宏的时间表实践“living with covid”？
后果会如何呢？
篇幅所限，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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