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是什么造就了福利国家制度
2018/2/6 大眼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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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关头，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严，还是GDP的增长？是GDP增长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尊严，还是幸福和尊严创造了更多的GDP？
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个问题已被忽视了30多年。理由有两个：第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起步时，首要使命是摆脱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第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利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西方正忙着给北欧的“保姆国家”唱挽歌。如今，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保障阙失等问题。人们普遍承认：没有理性的福利制度，中国的改革可能出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重新检视福利国家，就显得格外有教益。
对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性误解，就是把福利当作免费午餐。其实许多福利不过是人们把积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卫未来危机的战略。这方面，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重要历史根源。最初的行会往往是由从业者自愿组成，基本目标是保障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有实力的行会所提供的福利不仅涉及工伤、疾病、养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后家属子女的抚养和教育。16、17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个显赫行会成员的寡妇，每月领到的钱可以大大超过一非熟练短工的收入。当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行会时，行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必须寻求新的制度依托。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介入，要么以法规约束各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给其成员提供保障，要么国家通过税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这种个人自保性的制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个动机，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表达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与他人的认同，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互助和互益。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兄弟会、共济会等组织，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员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平等的认同基础之上的。行会也要求所有成员牺牲个人利益来捍卫整个行会的福祉。这其实很接近于《三国演义》、《水浒》等传统小说中所弘扬的结拜式“哥们儿义气”。许多中国人有个成见，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个人而轻集体，其实，这种小团体的共济精神，自中世纪以来就构成了西方民间社会的基石，无法仅仅用个人主义来解释。现代工会运动和福利国家都弘扬了这种精神。丹麦现代福利制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长K.K.Steincke曾这样描述工人阶级的“特殊伦理”：“团结的情感、牺牲的意愿、为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效忠的决心。”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把这种小社群中的团结推广到整个民族国家。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在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单一性，使得社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团结精神”从以小社群为单位过渡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也比较顺利。二战中，丹麦、挪威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抵抗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许多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指出，8～11世纪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沿着欧洲海岸一路劫掠，杀人不眨眼，这些结成小股团伙行动的“北欧海盗”曾让整个基督教世界恐惧；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却是诺贝尔奖的故乡。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正是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从中世纪那种凶猛狰狞的亡命徒，转化为世界最为和平、对第三世界最为慷慨、连死刑也已绝迹的民族？论者指出，虽然维京人的杀气早已无影无踪，但维京人的传统在北欧依然充满了生机。这种传统，体现在来源于小社群中的那种同舟共济的平等精神。当时的维京人出战，完全靠着轻型的独木舟，即所谓维京战船。这种吃水甚浅的船不仅可随心所欲地出入各种港湾河流，而且在山穷水尽之处，所有乘员能轻而易举地随身携带战船翻越陆地，到达另一个水域。这是他们令人感到防不胜防的奥秘。但是，这样单薄的战船远洋征袭非常脆弱，于是船上的“海盗”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小社会。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绝对平等，绝对合作，集体高于个人。同时，这样的小股群体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创造了惊人的高效率，使维京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几乎无往而不胜。那种挥舞青龙偃月刀单枪匹马逞能的关云长式个人英雄，在维京社会并无地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至今仍相信平等，这不仅是机会的平等，也包括结果的平等。同时，他们更相信，这样的平等，可以创造异常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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