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骨柏林》Vol.6 以抵抗的姿势和这个世界互相妥协
2014/3/8 15:30:13 近似于透明的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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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抵抗的姿势和这个世界互相妥协
这篇关于政治社会学以及普世价值观，你们可能觉得枯燥，也可能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会觉得我Too young too simple, 也可能觉得貌似有道理。我只是中立地写出我的所见所闻，以及主观地表达我的看法立场和态度。
封面照片by 好朋友周开颖 这张也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关于德国社会学的书《反社会的人》的封面。她曾经在柏林生活了三年多,并且顺便推荐一下她的微信公众帐号“晃影无度”
社会行为学在历史车轮碾过的滚滚烟尘常常呈现始料不及的反转。就好像从前大陆年轻人推崇鲁迅，台湾的年轻人读林语堂胡适，而如今大陆人喜欢读林语堂和胡适，而台湾反倒开始欣赏读鲁迅了。就好像二战后，西德人积极反思，“纳粹”是个提都不能提的词汇，而在东德以及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里，却出现了大量仇视外国人的“新纳粹(neonazis)”。
朋友Eli是在襁褓中移民的北非政治难民，因为她的深棕色皮肤，有的时候会遇到新纳粹分子找的麻烦。有几次在独立音乐现场，因为新纳粹分子破门而入，她不得不和朋友中断欣赏演出，从后门逃离。“太恶心了” Eli曾在街边远远指给我看那些穿着黑靴子系着白鞋带服饰风格明显的新纳粹分子 “虽然他们对黄种人态度相对温和，我建议你还是绕着他们走比较安全。”
新纳粹(neonazis)，注意插图中他们的鞋子
这种黑鞋配白色鞋带就是她教我识别新纳粹分子的特征。虽然他们对亚洲人相对温和，但是大家如果在欧洲遇到，还是避开这些思想狭隘可怕的偏执狂为好。(图片来自于网络)
东柏林的“红色市政厅”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反转是在经历了柏林墙之后，柏林左翼思潮的复苏，并且成为城市的主流思想---关于罗莎·卢森堡，约翰·伯格，本雅明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被一度或者再度推崇，在同时，写《1984》和《动物庄园》的乔治·奥威尔也是他们的精神偶像。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冲突之处，说到底，他们憎恨的只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和从前资本主义的右翼独裁政治。
乔治·奥威尔《1984》的封面，假想了英国在集权“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具体场景可以参照文革脑补。这本是我此生遇到最称得上知音的朋友Xue最爱的书。村上春树《IQ84》的书名也是为了向它致敬，因为据说Q在日语里和9的发音相似。
在战争之前，欧洲左翼浪漫主义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左倾是一个传统，梁文道说“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左派意味着你要对你身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批判，要能够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社会，你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乌托邦之类的世界。” 那个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坚守的是一份基于良心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原则。那时几乎所有的现代前卫艺术和文学都是左倾的，德国的包豪斯风格主义艺术的那群人也是左倾的，毕加索当年的思想也是左倾的。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他的矛头直指独裁的弗郎哥政府。(图片来自于网络)
苏联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一个理论来建立一个国家。但是随后左翼知识分子集体发觉自己被欺骗了，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和希特勒当年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alsozialist,纳粹Nazi就是它的缩写)” 都只是政客利用的名词，本质依然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们的相似性就是不断迫害真正的左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催眠和统治民众。希特勒利用了尼采的思想，斯大林利用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一对好基友。在波兰电影《卡廷森林》的开头，波兰人在大桥上被纳粹追杀疯狂地朝前跑，可是那一头被红军追杀的人们又疯狂地往回跑，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恐惧。我有一次在华沙问朋友Amanda和Joanna波兰人比较恨德国还是苏联，“德国!”“苏联!”两个人同时说。于是我就在想，希特勒和斯大林真是一对好基友，各胜一场。
P.S.老师推荐了一部俄罗斯人反思历史拍的纪录片《苏联往事》，有助于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历史资料图片)
我们说着左翼或者是右翼，这个坐标永远是当下的语境。如今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兴起，而是全球化。
西方左翼最早的起源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启蒙时期的 “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那个时候大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最早的左翼。而后有十月革命之后工人阶级的左翼，60-7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新社会运动的各种力量的左翼；而当前正在成长中“另类全球化运动”或“反资本主义运动”则是当今新鲜热辣的左翼。
于是我们就完全能理解在柏林、在欧洲的年轻人的左翼思想了。正如战前几乎前卫艺术都是左倾的那样，柏林因为被这种复兴19世纪末20世纪末的左翼思潮覆盖，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成为了欧洲当代前卫艺术的中心。梁文道说“现代主义跟左翼中间有一个隐秘的联系，这个联系的关键就是想象力。”----这也说明了现代主义文化艺术和左翼的关联性。当代艺术是观念的，基于对社会的深度思考，又必然超越于当下的时代。只有一个令人视野开阔思想解放的环境，才能打开所有的桎梏，迸发出激荡人心的创造力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当代的欧洲以柏林为中心正在发生的一场“新文艺复兴”。
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维纳斯的诞生》(La nascita di venere)是文艺复兴标志性的代表。维纳斯柔和的脸取代了比例失调僵硬阴森的圣母，从此人性的光辉复苏，照亮了中世纪身后的冰冷。
甚至和几百年前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那场文艺复兴一样，从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上的原因都那么相似：都在之前有一场因为“病菌，枪炮和钢铁”(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写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书名，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的劫后余生，这起到了关键作用，文艺复兴是因为黑死病，如今是世界大战；之前都有中世纪和纳粹斯大林主义对思想的压抑和禁锢；最关键的，是两者的核心思想都把人性上升到了最高的高度---前者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后者也坚持着尊重平等和自由是保证爱与和平的基础。正如约翰·伯格在一本以艺术评论为主的书《抵抗的群体》里解题：“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
这样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三次：百家争鸣的战国，名士风流的魏晋和大师辈出的民国。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再次证明了那句话“一个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 不以黄金为最贵，这也是柏林这个左翼城市的基础价值观。
上图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Black death),下图是二站集中营。“病菌，枪炮和钢铁”，最黑暗的黎明之后是最灿烂的花火。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遵从这样的规律：战国之前是“春秋无义战”的混乱，魏晋之前是三国杀成一片的民不聊生，民国又接壤着晚清被列强蹂躏和大革命的烽火。(历史资料图片)
我们常常说到西方就把欧美一概而论。事实上，在我看来，欧美截然不同成为两极，而中国处于两者之间，而且更接近于美国化。欧洲人慵懒散漫轻视金钱，美国高速注重效率而拜金主义。对比欧洲的左翼，美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右翼精英主义的，珍视家庭和宗教的影响力。看一看好莱坞的奥斯卡奖和欧洲嘎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的电影就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很多参展电影的美版和欧版是两种不同的剪辑结尾的，美版是大团圆，欧版是悲剧)。美国文化在欧洲特别不招待见，被认为是既保守又没有营养(除了纽约这些大城市，美国大部分地方事实上是很保守的)。当然欧洲也有右翼的政客，美国也有垮掉的杰克凯鲁亚克们。那中国呢？在不同坐标系和语境下，左翼右翼很难以放在一起比较。按照约定俗成的左右翼说法，那么欧洲的左手是在中国的右手边的。(以上仅仅代表个人观点)
比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海报德国版(左)与美国版(右)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图片来自于网络)
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所在的城市博洛尼亚号称意大利的红色之城 “La città di Sinistra"(左翼之城)，也是意大利最嬉皮最先锋的城市之一。我身边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不号称自己是左翼青年的，事实上，在欧洲的年轻人宣称自己是左翼就是一件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酷的事情。他们关心政治，关心“他人的痛苦”(借用美国最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的书名)。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盲目跟风也让我觉得很恼火，比如他们在不清楚Tibet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就各种强调自己听起来很正义的立场。或者为巴基斯坦一个少数派政党和朋友争得面红耳赤，而事实上他们连巴基斯坦都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用刻意保持愤怒的姿态来达到精神自慰的。和无知愚昧的人讨论政治，是我认为最没有幽默感的事情。
可是欧洲左翼年轻人是如此热衷于谈论政治，因为左翼青年都认为自己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于是多少就显得很装腔作势。我有一次约了奥地利姑娘Nico，临出门她发来短信说 “我要迟到一会儿，我和一群男孩子们在一个小酒馆谈论政治----我的生活不能缺少这些!”我差点没晕过去。
我读书的城市Bologna，红色之城说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颜色更是城市左翼的基调。这座在历史就以先锋激进著称的大学城也培养出了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但丁，还有科学殉道者哥白尼，版画大师丢勒，符号学祖师翁贝尔托·艾柯，电影巨匠安东尼奥尼等等不计其数的璀璨名字---我的那些著名的学长们：)。
左翼思想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开始从冷战的阴影里全面抬头的。1999年美国WTO开会的时候，数万人的西雅图起义(Battle of Seattle)开始了我们今天说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个在经济上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化”概念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一个矛盾体，它左手擦除国家、地区间的界线，右手却维持、制造、扩大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所以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更适当地被成为是“另类全球化运动”(altermondialisation)。这个词自1999年从比利时传进法语国家，旨在强调该运动是与现行全球化不同的另一种“全球化”。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肇源于此。
1999年西雅图起义(历史资料照片)
有一本由美国的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乃格等合作的书《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Empire)是这一场运动最好的总结，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乌托邦”。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文版封面。此书很艰涩，主要是因为翻译很糟糕。
这个帝国指的不是帝国主义的帝国，而是一种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政治秩序，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儒家说的“大同社会”，一个消除偏见歧视等等不同的社会秩序。他们呼吁的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多元的杂众(Multitude)----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诉求，各种各样的利益背景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和从前最大的不同是，不再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所说的个体的价值一样，个体的创造力和价值观是被欣赏和尊重的。我们维护的共同利益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的利益，它超越了语言文化背景种族和宗教的差异， 大家拥有着强大的公共意识，所有人类在此都可以互相被理解和被爱，而地域性的文化和个体的多元化是被标榜和欣赏的。这种思想不再被提升信仰的高度，而是我们实打实的日常。所谓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互相信任和博爱。这是无可驳斥的真理。
在中国总有些论调以我们的文化背景为理由而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事实上中国诸子百家里的墨子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就带有博爱平等的普世价值的体现。而台湾也例证了中国传统是可以与此无缝对接的。这不是文化背景的矛盾，因为普世价值是人权的诉求。如果一定说要文化上的矛盾点，那么就是中国独尊儒术之后长达千年“家天下”的概念因而导致在中国文化的惯性思维里面，人们普遍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缺乏公德心和公共意识：只要自己妥帖，家人妥帖，那么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这种自私冷漠并且把自己与世界孤立起来的意识才是最可怕的。可是即使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孟子在评论墨子思想的时候都曾经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我所理解的，简单地说，道家说就是世间万物都有联系也好，墨子说的“兼爱非攻”， 儒家说的大同社会也好，贵党常提的和谐社会也好，就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世界。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性取向...不同不等于不平等。这是柏林街头的口号“新德国是多彩的”，想起Beyond《光辉岁月》里唱“缤纷色彩显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在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柏林年轻人想建立的一种乌托邦是一个类似大同社会的模型，宽容多元价值观存在：你可以不赞同别人的价值观，但是也会尊重，并且尝试去理解学会和平共处和欣赏。而不是发现和自己不同就开始攻击---这被是一种无知的行为。柏林以它宽大的胸襟包容了各种不同，而不同并不代表着不平等。
比如说男女不同，可是这不代表男女是不平等的。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且认为刻意强调女权就是一种过分自卑。欧洲的女权主义在我看来有的时候过份敏感，因为她们因为不懂得示弱而显得不那么的可爱。比如有的时候你绅士风度地帮女生提重物会让女生恼火---她们会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弱者。比如情侣约会一定是AA制的，不然女生会觉得失去了平等的话语权。我的态度是首先承认男女的不同，区别对待并不是不平等的表现----说到底，女权主义在它诞生的历史背景下是为了追求女性的人权平等。
柏林的一场以反对芭比娃娃为线索的女权主义抗议，停止消费和娱乐女性的性感“让你的女儿变得聪明而不是性感”
再比如“国家主义”在欧洲的这种风气里几乎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语，这和你叫嚣着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是一种引起歧视的标签。尽管这和欧共体淡化了国界的思维有关，但是事实如此。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梦魇，让欧洲人从此就对这个词语特别敏感。国家主义是全球化的对立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隐隐把自己国家放到了其他国家的对立位置，那些预设的立场和刻板印象也带来了在个体相处过程中一些莫须有的隔阂。人人生来都是国籍这个奇怪制度的受害者，因为出生地点的无法选择的差异，难道我们就此要背负上莫名其妙的歧视偏见以及和我们个体身份无关的国家主义的仇恨与光荣么？国籍只是一个政治标签，爱国说的是我们可以有强烈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认同(identification)，但是却不是那个护照上那个我们无法选择的国籍标签(National identity)。
柏林的世界钟
左翼在柏林还包括了一种反骨----就是永远用一种抵抗的姿态。“用霍布斯邦的说法，左派包含一种精神气质，用英文来说就是ethos，气质的倾向、情感的倾向、伦理的倾向。左的ethos 就是总是激进的。因为从字源上，我们知道左派是法国大革命国民会议里面坐左边的那一帮人，左边那帮人主张更平等的参政权，同时也更激进。从那时候开始，激进、不满现状、抵抗现状，就变成了左派的精神气质的传统。”(梁文道)。就好像摇滚乐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到反社会的阵营里一样，左翼的年轻人永远都在抵抗。欧洲的年轻人在表达积极生活态度互相鼓励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Let’s rock!” (让我们摇滚起来)嘉许这种摇滚的反叛精神。我们之前讲到了柏林Kreuzberg时候说到柏林“抗议文化”，事实上从大到小每天都在发生在柏林街头的无数游行(demonstration)是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永不落幕的嘉年华。柏林的血管里流淌着革命的血，一座永远“Time for revolution(为革命一切准备着)”的城市。Demonstration这个词语和民主(Democracy)同词根，且有论证表明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柏林的游行是一种自由表达自我的方式。
柏林街头的游行(Photo by 周开颖)
台湾作家简铭甫写柏林“我看见的柏林，一向都在反抗，反机械取代人工，反对工厂取代家庭，反对集体取代个人，反对大众排挤小众，当然也在反对战争...只是，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人再想解放世界，只想好好活出自己。”
这张是电影《颐和园》的剧照，走在在柏林街头的大游行里，李缇忽然没有任何征兆地，笑对着周伟，然后仰天一倒，跳楼自尽。此时象征自由与和平的和平鸽在柏林的苍穹下一群飞起。在这之前的那个镜头是天台下的德国街道，自由视若无人的相爱的热烈接吻的德国情侣，街头自由游行的德国市民。我一直觉得这是整部电影最经典的画面。
柏林的一个文化标志是每年五一劳动节时候的大游行。成千上万的人举着口号标语在柏林地标勃兰登堡前集合，在漫天传单飞舞和红旗林立之中，进行这各种主题各种不满和抱怨的集体宣泄。这个游行的传统始于1987年，西柏林的学生们在五一前夜的“女巫之夜”发动了12小时的街头暴动，此后五一节的游行就成为了柏林的革命惯例。
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把这个游行当作是一个狂欢派对，载歌载舞，奇装怪服，唯恐天下不乱。什么主题什么标语都有：学生在呼吁更好的教育，公民们呼吁着真正的民主，年轻人关心着未来，老人在呼吁着亲人的关注和争取更多的退休金。工薪阶级在向资本家抗议要更好的质量就要付更多的薪水，共产党举着”让资本主义成为历史“和切格瓦拉的头像，人们关心着希腊，以色列，中国和西班牙...,关心着各种社会问题，世界和平，谴责着当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的政府，控诉着战争和恐怖主义。团结起来的战斗代替个人的沉没，抗议的形式湮没了抗议的内容的本身。这个游行的最著名之处是它几乎每年都会上升到暴力程度，每年为了防止极左极右势力，政府会出动超过5000名警察出面维持治安，可是每年最后都以打砸抢的骚乱和袭警结尾以向1987年的暴动致敬----这也是这个游行不可或缺一部分。Eli说有一年别人拍下一个疯狂拿着石头砸向警察队伍的人，结果被证实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警察，而那一天正好轮到他休息。
图片来自网络
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警告我不要去这个暴力疯狂的游行凑热闹，以免发生什么意外被误伤。有一年的五一，我在大街上正好游行队伍的尾巴狭路相逢，看到了集体高唱着《国际歌》的德国共产党，看到了巨大的柏林熊人偶坐在车顶向民众招手，看到了穿着德国足球队伍的狂热的球迷阵营...正看得兴奋就被朋友一把拉到了小巷子里去了。
和平主义者会用静坐的方式来阻碍暴力分子的游行，在城另一边的Kreuzberg在五一举办MyFest，用音乐嘉年华的形式来化解街头暴力。
Kreuzberg的Myfest。(照片来自于网络)
著名的游行还有每年五、六月的文化嘉年华(Karneval der Kulturen) ，游行的主体是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种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文化嘉年华(Photo by Susana & 网络)
还有每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同性恋骄傲日(Gay Pride) ”和6月22日的“克里斯多夫街道纪念日(CSD)”都是全世界规模的同性恋者大游行，作为欧洲同性恋文化标杆的柏林在这些日子也有着盛大的游行。2002年柏林当时的市长Klaus Wowereit也作为公开的同性恋露者面支持了这项活动。
"爸爸，我是一个同性恋"(Photo by Romina)
Photo by 周开颖
以上游行的主题都是“包容”，就好像同性恋游行里打出的标语“你们需要包容，我们也需要包容”，而文化嘉年华里所展示的不同文化价值观也在另外一个角度上破除人们的狭隘，学着定位自身与传统的关系，学着去尊重其他文化并与之并存。
另外一个传奇是我在前面关于柏林电子乐文化的时候详细介绍过的诞生于柏林墙即将倒下的那个夏天的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它最终创造了150万人一起在大街上跳舞的壮观场面(现在已停办)。它的精神和电子乐文化一样，是关于爱与和平，尊重与团结的。
我有理由相信，欧洲传统的左翼浪漫主义精神是他们不死的骑士精神的延续，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无数尖锐锋芒穿刺时候伴随的阵痛。可是，可是历史总是被一代代不靠谱的人们做着不靠谱的事情推动着前进的。平庸和麻木只能沦落为时代的炮灰和尘埃。
我每一次想起我朋友写过的一句话都充满了力量： Our era is made of electronic people,loud music and crazy love-----我们的时代是由激情四射的人们，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疯狂的爱组成的。
P.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 “原文阅读” 查看我所列出来的一张关于亚文化和左翼浪漫主义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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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轶
摄影师，策展人。从事影像创作(摄影&Video)，Audiovisual arts(Visuals & DJ) 以及写作。嬉皮风格的旅行者是她的终身职业：)
曾游学欧洲多年，毕业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曾在奥地利维也纳从事Audiovisual arts.
热衷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在各种大学里把理工科文科艺术科以及经济管理都学了一遍，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技术宅，立志当一个呆萌的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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