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而赌？

人们为何而赌？
2023/4/9 8:59:27 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博戏面面观

     图自《中华遗产》2014年4月

     人们为何而赌？

     赌博因何能“蛊惑人心”？

     “赌”又为什么背负了

     骂名和沉重的道德批判？

     它的本来面目究竟是善是恶？

     要回答这一连串的疑问

     必须话说从头

谁发明了赌博？

     图自《中华遗产》2014年4月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骰子大约可以追溯至东晋初期。骰子加大了博戏的不可预知性，大大提高了其中的趣味。樗蒲、双陆、打马、彩选、麻将……几乎所有的博戏，都离不开骰子的参与，它也因此被称为“博戏之魂”。摇转晃动的骰子，在今天总能轻易撩拨起人们的欲望。而在其诞生之初，骰子还被称作“惺惺二十一”，“二十一”是点数的总和，“惺惺”则是“聪明机警”的意思，可见古人更多赋予了它“智慧”的含义。摄影/逆光

     虽无定论，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发明“赌博”的是商朝一位叫武乙的帝王。这位帝王在历史上可谓劣迹斑斑。

     他干了一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荒唐事——命人做了一个木偶人，称之为天神，与其对弈。木偶自然不会下棋，于是武乙就让人来替他行棋，并最终战胜了他。狂傲自大的武乙当即宣布天神无能，还用刑戳加以侮辱。而这次人神之间的博弈，就被认为是“赌博”的起源。

     武乙的举动在当时可谓是大大的无道。把赌博的源头追溯至武乙的身上，且不论真伪，至少可以看出，在主流价值观中，赌博被视为一种恶习。

     这种对于赌博的不屑与鄙夷，在先秦的诸多文献中，不加修饰地表露出来。法家代表作《管子》就立场坚定地完全否定竞博，主张严格禁赌。《孔子家语》也斥之为“兼行恶道”，孟子更指责“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是“五不孝”之一。

是“赌”，还是“博”

     图自《中华遗产》2010年8月

     图为从河南南阳苑城区英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拓下来的图像：两个赌徒在斗鸡，各持兵器，并带着随从，双方剑拔弩张，中央便是他们的赌注——两堆像小山似的黄金。摄影/王宁

     “赌”与“博”二字连用，是大约至唐宋时期才出现的。《唐律疏议》里“博戏赌财务条”，将博戏与钱财联系在一起，是“赌博”的雏形。这也表明，“赌博”诞生之初，“博”确实是占据了主体地位。诸如投壶、六博、斗草……这些讲求博弈技巧的游戏，都是早期的博戏形式，后来逐渐有人在其中加入金钱的色彩，增加竞技的激烈程度，但本意却不在此。

     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运用人们对于博戏的这种正面认识，成功挽回了妹妹的婚姻。《隋唐嘉话》是这样记述这件趣谈的：

     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薛万彻，公主因为薛万彻缺乏才气，心生不满，夫妻之间摩擦不断。为了调解这对冤家，唐太宗故意在一次家宴中和驸马对弈双陆，赌注就是各自的佩刀。双陆是一种棋牌博戏，掷骰行子，必须谋局布子，步步为营，方可获胜。最后，唐太宗故意输给了驸马，并亲自解下佩刀交给了薛万彻。丹阳公主知道后大喜，再也不嫌弃丈夫笨拙了，夫妻二人重归于好。

     唐代《内人双陆图》

     图自《中华遗产》2011年5月

     除了象征智慧，“赌博”还成为了标榜通脱旷达的“任诞”之风的手段。这就不得不提那个离经叛道的时代——魏晋南北朝。谢安、王导、王衍……几乎能叫得上名号的魏晋名士，都是赌博高手。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东晋名士袁彦道。袁彦道多才情，尤擅赌博，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赌圣”一级的人物了。

     一次袁彦道的好友桓温在外欠了赌债，无力偿还，债主追上门，只得找袁彦道求救。不巧的是，袁彦道的母亲刚刚去世，还在服丧。可是袁彦道又岂是会受制于世俗礼节之人呢？听了老友的哭诉，他二话不说，换了孝服，脱下孝帽揣在怀中，便跟随桓温去找债主一赌高下。债主见袁彦道其貌不扬，便讥讽道：“你以为自己是袁彦道吗？”袁彦道不动声色，在赌局上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叫绝，旁若无人”。

     图自《中华遗产》2011年5月

     如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博的投子，也就是骰子，由六枚减为1枚。

     最终，袁彦道大获全胜。只见他一把将怀里的帽子掷在地上，大声喝道：“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谁是真正的袁彦道!”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刘孝标，在《世说新语》中记述袁彦道这番惊世骇俗的行迹时，欣赏之情流露笔端。这种放诞不羁的名士风骨与豪侠气概，一直延续到唐人的身上。

     时隔三百余年，一代名臣房玄龄也赞其“通脱若此”，在赌博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尽显“魏晋风度”。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观棋歌送还师西游》中所叹“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

     当赌博遇到“市井”

     这种醉翁之意不在“赌”的风气，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仍颇为普遍。不过，日益发展的城市经济，以及随之带动的市井文化，却使赌博的风向标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加入了赌博的队伍，道路边、茶馆里、妓院中，都纷纷开设赌局，甚至出现了“城中有开柜房者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的场面。

     图自《中华遗产》2011年5月

     赌博与世俗生活的结合，不仅使“赌博”开始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书画作品中，被加以渲染、描摹，赌博自身也变成了一面反射世间百态的镜子。芸芸众生的欲望、诉求，社会风尚的转变、走向，都通过赌博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这点从宋代一种叫做升官图的博戏身上可见一斑。这种博戏的前身叫做“彩选格”，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大富翁》。其棋盘为由贱至贵的官位，玩家根据骰子的点数来决定晋升。一局结束，往往有人官至宰相，有的却还是尉掾小吏，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升於上位者。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断”，时人讥讽指摘时局，从而发明了彩选格。自宋代以后，这种博戏发展出更加五花八门的种类，诸如《汉官仪》、《忠佞升官图》、《进士彩选》，反映的也都是对宦海沉浮、官场斗争的无奈与逃避。清代一首无名氏所作《升官图乐府》道尽其中玄机：

     一朝官爵一张纸，可行则行止则止。

     论才论德更论功，特进超升在不同。

     只有赃私大干律，再犯三犯局中出。

     纷纷争欲做忠臣，杨左孙周有几人？

     当日忠臣不惜命，今日升官有捷径。

     图自《中华遗产》2009年2月

     图为仍在一些地区流行的水浒马吊纸牌，万牌用水浒传英雄作图案，饼牌用“并”字代替钱币图形，条牌用“条”字和鱼的图案构成。特殊的牌用“老千”“白花”“红花”，多色印成。

     另一种产生于明代的博戏，麻将的前身——马吊，则更能凸显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和赌博本身带来的变化。自马吊开始，金钱的数额被毫不避讳地标注在牌面上，人们不再完全地把“利”与“义”对立起来，逐利不必羞于启齿。于是就出现了“尊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天伤星行者武松”、“百万贯短命二郎阮小五”这样组合的牌面。

     水浒人物出现于牌面，是人们对忠义行为敬仰的折射。然而梁山好汉的“忠义”之举与朝廷所提倡的“忠义”显然不是一种概念，这或许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反思。清代学者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解释道：“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以勇敢忠义，然后可胜，而又非读书所能知，故署之以非读书之人。”

     赌博之祸

     对利益的追逐，除了带来赌具上的微妙变化，更直接的影响就是赌博中为获利而“赌”的成分超越了“博”的意趣。当人们为金钱而赌时，贪婪和欲望往往蒙蔽人心，麻烦随之而来。

     图自《中华遗产》2011年5月

     六博棋是在两千多年前风靡一时的盘上博戏，虽然已经失传，但随着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这类以“伏机运”为特点、并曾在不同时期“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的博戏，不断成为许多风俗史、棋类史、游戏史、体育史甚至赌博史上的重要内容。图为当代画家所绘的古代六博风俗画。供图/王弘力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有一条“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庄稼未成熟时，预先贷给农民一部分钱款，等待秋天庄稼成熟，收获后归还，称之为“青苗钱”。

     一些无良官吏，就利用小民好赌贪利的心理，在发放青苗钱的衙门四周搭设赌摊，诱骗农民手中钱财，以致农民刚刚领到手的青苗钱，还没回家就输在了赌桌上。

     到了明代，唯利是图的好赌之风更盛，在《警世恒言》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江西景德镇两个市井小儿，为了一文钱的输赢发生争执，最终使十三人死于非命。

     图自《中华遗产》2010年5月

     20世纪20年代跑马厅的高级看台上人头攒动，但其中大多数面孔都是洋人。上海跑马厅长期以来禁止华人观看赛马，1909年虽然为了金钱利益允许华人购票入场，但看台单独设立，华人不过是跑马厅用博彩来榨取金钱的目标而已。图为当年跑马总会大楼。

     赌博惹下的种种祸事，加上宋代理学的兴起，贪利好赌被逐步捆绑上了道德的链条，为人不耻。这一变化从南宋洪迈所著《夷坚志》中的一则轶闻便可窥见。

     故事的主人公丁少时好赌，入京应试，偶遇一相士，相士断言他可以高中魁首。丁大喜，回到住处与同寝的举子博弈，赢了600万钱。不久，再遇相士，相士大吃一惊，说丁“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伤了阴德，科名将由榜首黜为孙山之外。丁听罢大惊，立刻央得补救之方，将钱财尽数退还输家，但最终也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

     用古人安身立命的科举，来惩罚赌博之人，可见时人认为赌博是一件多么有损阴德的恶行。

     而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名士洒脱竞博，物我两忘的情怀也在此时不复存焉。

     禁赌请愿队伍中的岭南学校的女生

     图自《中华遗产》2013年4月

     1920年11月23日，广东拒赌会及学校各团体三万多人举行禁赌请愿大巡行。游行队伍从天字码头出发抵省长公署，向省长陈炯明呈递请愿书。为了建设新生活，陈炯明宣布12月1日起实行禁赌和禁娼。

     赌博中的欺诈术

     赌博被后世诟病的另一原因，就是引人向“恶”。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在赌局中获胜，往往有人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正所谓“十赌九骗”。

     图自《中华遗产》2014年4月

     这是贵州东南地区众人围观的斗鸡活动，自先秦时代至今，斗鸡已经延续了两千余年，唐代尤盛。

     也有人不信邪，使用赌具容易被人暗箱操作，偷梁换柱。那没有赌具的赌博，总是相对安全了吧。

     那就来看看这段《左传》中揭示的斗鸡黑幕。

     鲁国的两家大族季氏与嗝氏因为一处田宅产生了纠纷，决定用斗鸡来解决问题，“季氏介其鸡，嗝氏为之金距”。对于“介”的理解，有人认为是为鸡穿上了铠甲，加强防御能力。也有一种解释是说把一种辛辣的药物“芥”，涂抹在鸡的翅膀上，两鸡相斗之时，鼓动双翅，芥粉飞扬，迷痛对手。而“金距”则是指在鸡跗跖骨后的尖突部分，套上金属防护，加强啄斗时的攻击力。《庄子》中还有一招儿更绝的，用狐狸油涂抹在鸡头上，使对手闻味而不敢靠近，不战而败。

     很难想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么“腹黑”的作弊手段。如果说这种欺诈手段只限于影响赌局的输赢结果，下面这种赌博中的暗箱操作，可就严重得多了。

     清代路边的轮盘赌赌摊

     图自《中华遗产》2014年4月

     清代时，出现了一种叫做“闱姓”的赌博。“闱”本意是指宫廷的侧门，也指内室，后来引申指科举考试的考场。所谓“闱姓”就是下注猜测科举考试中上榜者的姓氏。当然，有些大姓是不允许买的，因为参考人数众多，几乎每一榜都会有人考中，称为“限姓”。闱姓没有赌具，依据官方金榜决定输赢，给人一种公正无私的假象。其实这其中大有门道。

     “闱姓”中的作弊称为“扛鸡”、“禁蟹”。“扛鸡”就是抬举差的，找“枪手”替某些无名小姓的考生替考；“禁蟹”就是打击好的，设法贿赂一些文名在外的考生，使他们放弃本次考试，或者直接买通考官，使其不中。长期以来，这种影响到科举公正的赌博，因为不少官员的直接参与，一直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酿成了一件大案。

     这一年，广东惠州科考放榜，其结果廖、钟、王，三大姓一个未取，而文、田、彭，三个生僻姓氏则悉数考中。科榜发布后，舆论大哗，流言四起。参考的士子群情激愤，聚集在试院门前，砸毁辕门，几酿巨案。后经张之洞查办，真相大白。

     原来，这场考试本由广东学政叶大焯主持阅卷。其幕友家丁与赌商联络相通，暗中给叶大焯的食物里添加巴豆，致其腹泻不止，无法阅卷。叶大焯不得已之下，就找了贡生戴罗俊、庭荫来代替自己阅卷。而这正中了赌商的下怀，被收买的戴、二人偷换乾坤，操纵了应试结果。案件查明后，戴罗俊、庭荫被革去贡生，仗一百，流放千里之外。叶大焯则因违规将阅卷委以他人，有辜职守，也受到革职的处分。

     赌博中的欺诈行为，使其愈发臭名昭著。赌博，不得不禁。

     澳门氹仔岛

     博彩业和旅游业是氹仔岛的支柱产业

     图自《中国国家地理》2022年10月

     今天许多为国人所熟识的赌博，如扑克、轮盘赌、老虎机等，都是地道的“舶来品”，它们大都是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的。比起讲求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博戏，这些西式赌博规则更加简明，也省力省时，广受欢迎。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传统社会土崩瓦解，中国博戏的文化内核不复存在，逐渐被“西赌”取代。摄影/李建束

     本文选摘自：《中华遗产》2014年04期《赌与“博”的战争》，撰文/余卫东，供图/文化传播?等，责任编辑/杨思，图片编辑/吴西羽【点击查看】

     封面图来自：《中华遗产》2009年02期，摄影/余荣培【点击查看】

     孙中山先生在《严禁打麻将》中说：

     赌博之害，废业失事，荡产倾家

     损人精神，短人志气

     能使廉者陷于贪污，诚者化为诈伪

     而奸盗杀之案，亦往往因而发生

     历史上因为赌博误国误民的案例确实不少

     而且赌博极易让人为争一时输赢

     意气用事，铸成大错

     如果你更全面地了解

     中国博戏的文化

     就让中国国家地理为你深度解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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