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五四｜重新发现国家
2022/5/4 20:06:51 人间三角

    

     昨天的文章(点击阅读)有读者留言，不赞同将国家拟人化。这是一个好问题。国家可不可以拟人化？

     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国家是暴力机器”，如果国家是机器，那么自然不能拟人化。除非我们把人都当成机器上的零件，但那也不是把国家拟人化，而是把人拟机器化。

     但是我们又会说“祖国母亲”，不光我们这么说，全世界都这么说。国家不可能既是机器又是母亲。所以说，我们把国家比作什么，要看具体情境。

     国家不是放大的个人，但我们要认识，要表达，就需要借用比喻。

     把国家拟人化，是在所难免的，没办法一概杜绝。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人，最感兴趣的也是人，人是万物的尺度，国家自然也是万物的一种。

     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约瑟夫· R· 斯特雷耶说：“一个国家本质上是存在于它国民的内心和思想中的；如果国民内心不承认国家的存在，那么任何逻辑推导都不可能使国家存在”。

     休谟认为，宗教来源于人类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自身命运的担忧，而出于对未知的恐惧，人们总是赋予神秘力量以自己熟悉的人类特质。

     美国被叫做山姆大叔，穿着马甲礼服，头戴星条旗纹样的高礼帽、身材高瘦、留着山羊胡；英国被叫做约翰牛，一个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这些都是国家的拟人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是“朕即国家”，最是赤裸。

     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这也是为国家赋予人格的表现。如果国家只是冷冰冰的抽象事物，那么是没办法下跪忏悔的。

     中国民众喜欢说国家也不容易，也是不自觉地把国家拟人化。

     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里有几句著名的话：“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考虑到主人公所处的历史情境，我们要理解他的亵渎与错乱。

     《沉沦》定稿于1921年5月9日。1922年，《申报》创刊50年，以50年来中国为题，向社会各界征文。蒋百里撰文，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没有理性，就只剩下一时痛快的酒性。酒性意味着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

     所以真正的问题的不是能不能把国家拟人化，而是如何把国家拟人化。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与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段话每次读来，都能给人以力量。它让我们觉得，国家并不遥远神秘，个人并非微不足道。

     2010年熊培云老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颇能代表那个时候的思潮——《重新发现社会》。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我却愈发觉得，中国知识人的核心任务不是重新发现社会，而是重新发现国家。

     国家是想象出来的，更是表达出来的。无数人头脑中的共同想象，必转化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江河。

     孔飞力指出了一个长期遭到忽视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里，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

     梁漱溟先生在抗战中写《中国文化要义》，感慨中国之大：“我一再退守以后，土地依然甚大，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平时我们的国大，自己亦不觉；此时则感触亲切，憬然有悟。这是祖宗的遗业，文化的成果，而后人食其福。但细想起来，食其福者亦未尝不受其累。中国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国之不易兴者或亦在此。”

     “中国”二字，真有无限魔力，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想要绕开“国”字而去探讨我们的问题，终是徒劳。许多个人问题、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什么是理想的中国人、如何做理想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人，其实就是人格化的中国理想。

     如果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人，我的头脑中出现的是一位表里如一、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序言中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思考人生问题，实在与思考中国问题不能分开，今日依然。

     写在202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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