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理想的家庭，他既不离开，也不去培植爱
2016/7/23 十点读书
点君说
07-23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大师，他早年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季羡林尤精于吐火罗文，这是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但是呢，他的家庭生活却一直不怎么幸福。今天推荐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写的文章，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位东方学大师曾经走过的心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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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季承
原标题《父亲季羡林的家庭情结》
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
父亲在德国的十多年里，孤身一人，思乡之情十分严重，特别是在他结束学业不能回国的时候，尤其如此。每逢过年过节，他的思乡之情剧烈涌动，除了要写点什么，不免要大哭一场。“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一直是父亲怀乡时的自诩，里面饱含着他这位游子深沉的孤独和寂寞。
在怀念故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母亲，其次是远在万里的济南的那个家。前者出于血缘亲情，后者则出于理智和责任。这是父亲对两个家庭的思念，是他对两个家庭的情结。
那时，父亲思念的还有另外一位母亲，那就是他的祖国，是祖国这个大家庭。父亲这两个母亲的情结，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常常表现在他的文章中和行动上。正是这两个情结，最终使他割断衷情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祖国。
令人感动的是，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从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他写的一些文字，竟然仍在述说这两个母亲的事，他写道：“一个人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生身之母，这用不着多说；第二个是养身之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道理并不深奥，一思考就能够理解。”写这些文字的时间是2009年7月3日，距他7月11日离世只有8天时间。由此可见，这两个情结对他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
父亲的家庭情结较为纷乱，不像我和姐姐，我们只对济南那个家庭有感情的关联，和清平官庄的那个家没什么感情上的联系。除叔祖父之外，我们谁都没去过那里，对那里一无所知。在我和姐姐的心里，济南的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管叔祖父和叔祖母叫“爷爷”“奶奶”。在此为了叙述清楚，才称他们为叔祖父和叔祖母。
可父亲的家庭情结就不像我们那么单纯了。按我和姐姐的想法，父亲应该和我们一样，只对济南的家有感情，不应该有其他想法。可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父亲的家庭情结要复杂得多，这是当时的我和姐姐所不能理解的。
父亲是从一个农村家庭来到一个城市家庭的。他对农村那个家庭有什么样的情结，我所知不多。从父亲的叙述里，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只有两件事：一是“穷”，二是他对母亲的无限怀念和悔恨。
自从他父亲把家产败坏干净之后，他家一贫如洗，父亲小时候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所以，捡食落枣竟成了解决饥饿的办法，而从大娘那里弄半个白面馒头就如得龙肝凤髓，为了抢吃一块白面饼子，竟被母亲一直追到水湾里去。除了穷困，父亲对他母亲的怀念和悔恨可谓深刻、长远。
他6岁进城，21岁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时母亲去世，期间没能好好看望过母亲，何谈孝敬!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只守着三分地过日子，其穷困可想而知。念大学的他，虽然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家里一点，可是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后来回家奔丧，为他母亲送终，他竟然回忆不起母亲的面容。对此，父亲终生悔恨，无论如何也不能释怀。尽管如此，清平那个地方毕竟是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曾生活过他的亲生父母、两个妹妹，还有很多同姓和异姓的亲戚；那里有他小时的伙伴，当然还有养育他的土地、房屋和他熟悉的树木、池塘、道路和其他的一切。这些，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描述过。他对那个家庭的深刻感情由此可知。
但是，除了母亲，父亲很少谈到他的父亲，偶尔谈起也只说他不怎么样，但究竟怎么不怎么样，不清楚。前面曾写过他的一些表现，譬如挥霍家产、赌博充大、无所事事等，恐怕也不过如此。但父亲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后来，父亲偶然谈到他的父亲，觉得他身上确实是有股侠气，并且也影响了父亲本人，父亲似乎是赞赏这种侠气的。
我对父亲说，依我看，你身上好像也有这样的侠气。他微笑着说，是有的。这似乎是父亲对于他父亲的唯一的肯定。
对济南的家，父亲有怎样的情结呢？按常理说，他应该有幸运、幸福、感激的心情。可是，事情正好相反。他在济南的家里长大，叔祖父给他慷慨的支持，对他严格要求，又帮助他成家立室，可他对这个家始终觉得格格不入，甚至反感。之所以如此，叔祖母对父亲的态度是重要原因，此外，父母之命的婚姻也是原因之一。
上文所述，第一任叔祖母对这个外来的侄子不感兴趣，不免在很多事情上慢待他。一些事情乍看都是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使父亲对济南的家产生了“见外”的感情，“寄人篱下”是父亲对这种感觉的描述。可以这么说，父亲虽然到了城里，和叔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并没有把济南的家真正当成自己的家。
父亲到了济南以后，有机会念书了，眼界扩大了，知识增长了，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他发现，除了调皮以外，他竟然是一个能够念书、成绩优秀、多愁善感、感情丰富、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是个文人坯子。
济南的家的环境非常适合他念书，他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上了中国的两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他到了北平，选择了清华大学，又学了西洋文学。
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不是从官庄出来的农家子弟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他的感情生活里，对济南的家的异己思想已经越来越明确。那时的父亲，在家庭这个问题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家，可是竟不得不寄居在其叔父家里。他本来有自己的意中人，可偏偏要娶一位自己无意的女人为妻。
理智上，他承认自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且除了生育后代、延续香火，在将来结束学业后，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这个家庭的责任。然而，他与这个家庭又如此格格不入。农村的那个家，距离越来越远了；城里的这个家，也并没有贴近。
从他的性格、感情、气质和理想来说，或者说透了，从他个人的愿望来说，那个时候他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家庭羁绊的自由人，由他自己去建立理想家庭。
在旧中国，个人从旧式家庭里解放出来，正是那个时代革命大潮的一部分，许多人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就背叛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进而争取整个社会的解放。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
可是，父亲没有这个勇气，不满归不满，他没有走上和家庭决裂的道路。他走的是委曲求全、和家庭妥协的道路，他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他人生的最后。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济南的家的感觉。在他的《清华园日记》里，有许多记述：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的，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3.3)
济南空气总令人窒息。看着浅薄的嘴脸，窄的街道，也就够人受的了。(1933.6.10)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1933.6.30)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的，有醉意。(1933.8.9)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了故乡里的母亲。(1933.8.19)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4.18)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5.6)
家庭毕竟同学校不同，一进家庭先受那种沉闷空气的压迫。(1934.6.29)
中国的家庭真要不得。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1934.7.3)
以上是父亲1933年、1934年日记中的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他的家庭情结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父亲对家庭会有这样的情结呢？客观地说，父亲从来就没有把济南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这是他叔父的家，他是被寄养者；无论他叔父母待他如何，他终归是寄人篱下的。
这里虽然有他的结发妻子，有他的亲生儿女，可这些都是他情愿的吗？这感情，跟我和姐姐的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听到父亲嘴里说“叔父”“婶母”，我们觉得奇怪、见外。除了上面的那些记述，父亲还说过一些感受。
譬如他说，这个家里有两个女人使他对家庭产生了反感：一个是他的婶母，一个是他的秋妹。很显然，婶母没有儿子，对培养他这个外来的侄儿缺乏热情，况且，父亲只会读书、花钱，他乡下的父母都要靠城里的弟弟供给，婶母哪里会高兴？这是人之常情。秋妹则嫉妒这个乡下来的哥哥，这也很自然。在父母的娇惯下，她后来又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表现得“轻浮”和“高傲”，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给父亲不断地制造麻烦，譬如，她说她母亲的病是我父亲气出来的，等等，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把这些归为“女人天生的劣根性”，再加上他所谓“挥之不去的穷困”，父亲对此感到压力和气闷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如果父亲能够有一位可心的女人做妻子，或许还不至于对这个家有这样的不良情结。可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父亲有了妻子，但还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硬性结合，父亲自然感到很不满意。
父亲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当时他心中可意的人是“荷姐”，就是我的四姨，而不是行三的我母亲。于是，他终身背着这个感情的包袱，生活得十分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对我们这个家是不会有好的情结的。
可是，父亲从来没有直面过这个问题，对我和姐姐或其他家人更是讳莫如深。我和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我们常暗示要将母亲接到北京来，这时他才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这是拒绝我们的建议的话，也是真话。不管是在说这话的20世纪50年代，还是今天，它都是真的。
我父亲和母亲是没有感情的，他并不情愿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勉强的、机械的，他们的婚姻和生活是悲剧，他们的家庭也只是形式上的圆满或美好。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把父亲的家庭说成是美满的。
至于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就的婚姻不一定都是悲剧，在很多情况下，也能成为喜剧，例子随手可拾，我也看不出父母的结合就一定要酿成悲剧，但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产生感情从而营造幸福家庭呢？父亲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努力呢？为什么他只是含着不满，听之、任之、受之、冷漠处之呢？我至今没有答案。
父亲曾在《清华园日记》里写到过他的婚姻：
……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他的妻子——作者注)。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不成的东西”虽然成了“东西”，婚结了，但是感情是没有的，而且得到了痛苦。为什么没有感情，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痛苦，父亲没有做具体的说明。为什么不能有婚后恋，为什么不能在婚后去培育夫妻间的感情，他更没有说。似乎，从那时他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不过是无限期地缓期执行罢了。一方面是寄人篱下，一方面又有了这样的婚姻，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能有美好的情结吗？
在大学时期，父亲对自己所处的家庭，纵有千恩万怨，似乎并没有背叛的想法。一方面，那时他还没有独立的能力，要依靠这个家供他上学；即使毕业，以后的前途还难以预料。虽然他脑子里装满了当作家或其他什么人的想法，可是怎么实现，还大成问题。至于当教授，他压根儿就没敢想过。他想的首先是混个差事来养活这个家，这是他的责任感的表现。
另外，父亲骨子里就是一个有背叛思想而没有背叛勇气的人。他感情丰富、文思泉涌、善于学习，天生具有文人气质，对女人、爱情、家庭自然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这与他所处的家庭的情况相去甚远，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去甚远。
对于父亲来说，尽管他已经由一个乡巴佬蜕变成一个现代才子，可他却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胆量。传统的道德观束缚着他，他跳不出那个圈子，他只能在日记里发泄。
对叔祖父母、妻子儿女，对那个由他们组成的家庭，他虽感异己但没有背叛的勇气。他既不背叛，又不去培植爱。或许他会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背叛，他是为了求仁，才委曲求全的。但他却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去培植对家的爱，或许那样做对他说来太过勉强，太不情愿。
做文人固然美妙，但他身处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那文人做起来也不会快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大学毕业了，他在济南当了一年中学教员，然后幸运地去德国留学了。阴差阳错地，他走上了做学问、当教授的道路。虽然如此，这只是给了他一个出路，他和家庭的感情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父亲到了德国，脱离开自己的家，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攻读枯燥无味的学问，饱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饥馑和各种危险、苦难。但即便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父亲还是有机会体味到几个家庭的温暖：章用家、他的女房东家、伯恩克家、迈耶家、弗里堡的克思家……甚至也有几个女孩使他心动。
其中迈耶家的大姑娘伊姆加德(Irmgard)对父亲表示了爱意。她经常帮父亲打论文稿子，他们有了密切接触的机会。他们曾经度过了一段热恋的时光。他们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
父亲曾为她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而怦然心动。这时，父亲真正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了幸福。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见张光璘：《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第83页。)更重要的，这恐怕是父亲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初恋。
可结果如何呢？伊姆加德一边替父亲打字，一边劝父亲留下来。父亲怎么不想留下来与她共组家庭，共度幸福生活呢？当时，父亲还有可能应聘去英国教书，可以把伊姆加德带去在那里定居。可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父亲还是决定把这扇已经打开的爱情之门关起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留下来”还是“回家(国)去”的难题。
虽然“祖国”“家庭”使他战胜了“留下来”的念头，但可以想见，做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祖国”是个伟大的概念，当时执政的是国民党，父亲对国民党不感兴趣，对自己的那个家也并不留恋。回去，就好像跳进了两个笼子。
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两个笼子。父亲的这一决定当然可以誉为美谈，可以说是“仁”的胜利，而且是“至仁至义”。可是这个“仁”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继续上演悲剧的种子。
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据说她因此终生未嫁。父亲的至仁至义的选择，为什么竟得到了双重悲剧？难道追求至仁至义，就一定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吗？而伊姆加德为了爱情就一定要孤独一生吗？虽然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歌颂的恋爱故事，可是为了爱情，就只能有这样的结果吗？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题目!不知世上有谁能够给出一个万全的解答？
不管怎样，这是父亲自己的选择。不管怎样，这也是伊姆加德的选择。不管怎样，母亲也只能接受父亲这样的选择。就这样，父亲带着并未改变的家庭情结和复杂的感情纠葛回家来了。
我和父亲季羡林
本书从一个普通儿子的视角，抛开了学界泰斗季羡林卓著的学术成就，着重展现了季羡林先生不俗的家庭情结，带我们认识一个生活中如你我一样平凡、真实的季羡林。
-作者-
季承，季羡林之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作为中美合作项目“高能物理”的核心人物，1979年被派往美国，负责与美国五大高校的合作项目。与李政道有近三十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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