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视世界与世界的平视：国际传播视域下的国民心态
2021/5/30 9:03:26 对外传播
讨论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 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主任编辑、博士
何国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王洪波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潘璟玲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如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在当前世界格局大变革的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思考全球秩序趋势的演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拥有了清晰的自我认知与客观的他者认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心态将更加理性成熟且自信务实，应对国际交往问题更加自信，这为构建与世界的平等对话机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国际传播 国民心态 全球交往 平视观
国民心态与国际传播外部环境之间紧密关联，国际传播视域下的国民心态既依存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又作用于国际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国从全球交往的视角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平视世界与世界的平视”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以更加自信客观的态度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友爱互助的全球交往格局；同时也期望全球各个族群以更加平等的心态对待中国，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和交流。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对国际传播视域下国民心态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民心态与全球交往
张毓强：现代国家产生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格局一直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受本国历史、文化和国家关系总体格局发展演化的影响，国家内部族群会形成总体性的看待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对外交往交流实践。当然，心态与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复杂，心态在转化成为权力意志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反之，国民心态不仅会受制于国家的实力、本土文化经验与生命体验，也会因国民的全球性交往经验而发生改变。国民心态的总体性变化有赖于一个较为长期的偏向性比较结果，并最终受作用于国家与民族的全球交往实践。
李宇：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交锋，也让中国民众前所未有地在国际话语平台上发声。发声的视角与国民心态之间固然存在密切关联，国民心态决定着表达方式，而国民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思维方式决定的。从跨文化研究来说，话语表达的视角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当前国际话语空间中，中国政府、媒体和国民更倾向于采用平视的视角，也喜欢被世界所平视。相比之下，西方政府、媒体和民众在国际话语空间中常常“居高临下”，习惯于进行道德说教，这是由于：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文化优越感，以“文明人”自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教情结，其居高临下的说教正是基于其宗教价值观中“己所欲，施于人”的理念，即要与他人分享自己认为对的、好的、有价值的东西。
何国平：“视角”是行动和思想主体看待外部世界的主观行为方式。从看待外在对象或主体的想象性空间位置而言，主要有仰视、平视与俯视三种视角。国际交往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的“平视”，在行动与立场上表现为尊重彼此、平等相待。也就是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均平”思想(孔子)，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都蕴含着平视所包含的尊重、平等、友好与善意等良善思想。它体现着人与人友好交往的智慧、国与国正常邦交的原则。
当前中国能够实现在行动和立场上与世界平视或平视这个世界乃基于当代国人的健康国民心态的养成。国人具有平视外部世界的国民心态在于，一方面中国人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更便捷地了解外部世界的传播渠道和消息源，另一方面中国人、中资机构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走出国门，直观感受外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上述两种方式极大丰富并提高了中国人的能见度，拓展了国人的行动半径，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这些间接或直接的感受与体验涵养和型塑着中国人的国民心态。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体育等领域领跑全球，不可阻挡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所汇聚的磅礴力量，成为中国国民心态中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物质与精神元素。在中国积贫积弱时代倾慕“外国月亮更圆”——对发达国家的仰视感，被一种体现民族自尊的平视心态所代替。
王洪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习总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今日之中国，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从国际传播视角追溯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流史可以发现，如何正确处理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独立性一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议题之一。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算，中国从公元100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然而，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却以屈辱的姿态进入近代史。从此，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一代代中华儿女开始了长达100多年孜孜不懈的追求。梁启超提出了“少年中国”，孙中山喊出了“振兴中华”，李大钊呼吁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
鲁迅曾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只有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才有了主心骨。特别是经过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比增强。2014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刊登过一组百年来中国人表情的老照片显示：清末的麻木和沮丧，民国的希冀和迷茫，新中国的亢奋和激昂，改革开放时代的自信和飞扬。作为社会起伏、变迁、发展的经历者，这些个体表情的显著变化，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境遇，反映的是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主动这一历史性进步。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当今中国人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反过来，中国人同样希望获得世界的平视，能够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不过，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依然存在一条鸿沟。进入21世纪，“东升西降”的国际形势已经愈发明显，但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逐渐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直到今天，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开场白中，美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无理指责，而中方也立刻作出了严正回应。两国在会谈期间的唇枪舌剑，反映出面对已经由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西方在其规则占据主导世界地位的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深度调适期。需要作出改变的是西方社会，而非中国。
尚京华：100年前，中国还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战火的蹂躏，那时候的中国人跪在地上任人宰割，对于西方列强甚至都不敢抬头仰视。在这10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壮大到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从仰视世界到平视世界，这中间是数代中国人的努力奋斗。而当前国际传播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包含着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伴随着这种变化的，还有国人心态的变化。虽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关于中国国民看待世界的心态变化的研究数据，但从各类媒体上国人发出的声音来看，绝大部分国人在心态上更加自信，也更坚决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当然，在媒体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虽然在抗疫和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不可盲目自信，要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跟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很大差距。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不仅是因为盲目自信很容易蒙蔽我们的眼睛，而且是因为在这个全民皆可做国际传播的时代，那些贬低别人、妄自尊大的言论很容易被一些外国媒体所利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习近平总书记使用“平视”这个词，说明中国还没有到可以傲视或是俯视别人的程度。避免矫枉过正、适得其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即使将来中国国力发展到了世界第一，也不应该俯视其他国家。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这是中国在还不够强大的时候的态度，也是中国在变强大后同样应该秉持的态度。
反过来看，在国际传播中要想实现世界对我们的平视，恐怕还尚需时日。从目前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又回到了拉拢其传统盟友，借人权问题炮制所谓的中国议题，以此来打压中国的老路之上了。最近西方政客和媒体大肆炒作的中国“新疆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即使是对于中国体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疫苗这种帮助他人的行为，西方媒体也以“疫苗外交”、疫苗数据不可靠、疫苗生产方式落后为由加以批评，倒是应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西方媒体公然违反自己所标榜的“客观公正”原则，随意捏造事实，抹黑中国，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从事实上并不愿意把中国看成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国家，这其中既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或是习惯思维使然。当然，经历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世界，也在慢慢从事实中看清西方媒体的真面目，相信随着更多事实逐渐显露出来，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也会慢慢发生改变。
潘璟玲：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国民心态是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中不断完善的产物。由于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国民心态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它可能成为国际交往的助力，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主体性是摇摆不定的，中国人看待自我的心态也一直处在失衡的状态中。马克思认为，人是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进行交往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向外寻求新的内在尺度以替代原来的尺度，这在五四运动以来那一大批文人身上就有所体现，即表现为一种自身交往冲突所造就的极大痛苦，这种痛苦正是源于对自我认知的极度否定。国际交往格局中，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导向之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以及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物质的丰盈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带来了中国人民内心的相对富足。而只有对中国国民内部构建客观的心理标准进行自我审视，以平视作为中国全球交往实践中度己度人度物的标尺，中国国际传播才可能朝着更加平等对话、积极沟通的趋势发展。
平视：世界与中国的双向心理调适
张毓强：回到现实。现代性的全球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心理虽然正在“大变局”中发生着变化，但世界各个族群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心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尚需时日。这种变化因应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多重复杂逻辑，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得以实现。良性的交流与交往状态需要交流主体间的双向、多向心态调适，在调适过程中也仍然会有交流交锋甚至是碰撞。在此过程中，全球需要更加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包容的而不是充满敌意的心态状态。平视世界的中国更需要平视中国的世界。
何国平：就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而言，基于平视世界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理性、健康的国民传播心态。在传播学领域，无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主体与外部世界交往需要在“他者”参照物中反观自我，还是国际传播中的“中心-边缘”论——在对象性关系中想象与确立相对位置、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都无疑存在一个巨大的“视角”预设在其中。如果以平视立场姿态介入或修订自我与他者参照或国际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的相对位置，将会释放更多基于理性与智慧的建构主义的贡献。同样，以平视世界作为方法可以破解诸多国际传播中的沉疴顽疾和跨文化传播中的聚讼。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妖魔化”或“污名化”效果，基本立场是以俯视的“观法”看待现实中对立或对峙方，刻板化、选择性所建构的扭曲印象。再如，基于偏见认知(biased perception)心态所导致的敌意媒体效应：由于不能平视，即平等、客观看待对象，因而主体对外部世界乃至客观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和预设性解码，形成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敌意媒体感知。
总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平视世界是一种平等尊重、理性健康的国民形态，它可以促进国际传播活动和跨文化交往，使国际传播变得更加友善、富有智慧。以平视世界作为方法论，我们理所当然反对本质上是俯视世界的交往，以及本质上是仰视世界“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交往观。同样，中国也需要包括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平视中国，即来自“世界的平视”，平等、理性对待中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权。这样才能确立平等对话、理性交往的国际主体，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进行群殴。
我们需要的是，以平视为方法，与世界并肩同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包括全球传播秩序在内的全球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李宇：美国跨文化研究学者米尔顿?J.贝内特认为，西方人真心想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待人的基础(不需思考不同的价值观)，这样做很容易，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挺合乎道德。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人非正常情况下的非人性、非理性行为时，将其归因到宗教：“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不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将落入炼狱，对不信基督的人施以酷刑，令其醒悟真理，岂不是对他最大的恩惠：几个时辰的痛苦总好过永世的折磨。”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美英两国在全世界展开说教，而且是在犯下战争暴行后理直气壮地说教。一位塞尔维亚学者对此深有体会：“每次有什么事情不顺美国人的意，或是他们想随心所欲重塑历史时，轰炸之类的事情就会发生……美国人的轰炸已成为全世界最为盛大的节目，当美国人开始筹划新一次轰炸，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开始警惕地等待着那一声巨响，每到这时，道德就出现了……美国人在电视上曝光自己的军事行动；接着，美国人按照‘道德，就是人们不得不做的事儿’这个逻辑为自己辩解：我们当时没有选择，这次轰炸行动是必须的。这样一来，这场军事行动就变成了‘道德’的。因为人们不得不做的事儿就是道德的。只要涉及破坏和轰炸，美国各大电视台都说这是为维护道德与文明的正义行动。”相比之下，中国文化遵循的规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更具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怀。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观，中国民众在对外话语空间中更容易表现得“谦卑”“谦和”“平和”，而不是趾高气昂、居高临下。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国民可以平视世界，也越来越被世界所平视，但在对外话语表达方面，仍不会像西方一样习惯于摆出一副俯视或傲视姿态。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超越了西方，相信中国民众在国际对话中也不会熏染上欧美国家的那种傲慢习气。
王洪波：当代世界早已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趋势不是西方社会所能改变的，也不会因为一场百年未现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发生转折。面对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出现的不适、摩擦甚至冲突，中国的国际传播界一直发挥着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说明中国的积极作用。无论是《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对外出版，还是《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传》《邓小平时代》《论中国》的海外问世，都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理念，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希望不断扩大我们的国际朋友圈，赢得这个我们已经可以平视的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西方社会也需要慢慢放下数百年来形成的优越、傲慢的心态，放下西方中心论的单一认知框架，从俯视中国转变为正视中国、平视中国。双方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为基础，在平等对话中寻求广泛共识，在普遍交往中形成共同价值，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促进民心相知相通、人类发展进步。只有这样，平视世界的中国才能获得世界的平视，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才能逐步达成一致，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尚京华：事实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的感慨之前，西方记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制度更加自信，对于西方并不盲从。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中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有机会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清晰，特别是在经历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和美国大选之后。尽管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竭力想抹杀中国在疫情应对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但是中国人自己却看得清清楚楚，不但不会因为西方媒体和政客的各种造谣抹黑就信以为真，反而借此机会看清了西方惯用的污名化中国的套路和伎俩，很多人还积极在各种媒体上对此予以揭露和反驳。不久前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中方代表的发言大快人心，对于美方颐指气使态度的坚决回应，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底气。
当然，西方政客和学者中也不乏审时度势、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即使目前欧盟和美国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结盟，也不是铁板一块。欧盟的一些国家，也在逐渐脱离美国中心的思考模式，独立审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即便是在美国，也有基辛格这样的人在呼吁美国多与中国沟通，正确理解中国。如果这种声音还不算在呼吁西方平视中国，但至少也是在提醒西方正视中国，先正视才有可能平视。虽然同中国友好的国家，其国民看待中国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总的来说，要让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平视中国，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皮尤研究中心对14个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态度的统计数据部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国际传播领域，世界各国目前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主流媒体的观点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受众的意见和观点。要改变哪怕是一个西方媒体记者对中国的傲慢态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用了100年的时间做到了平视世界，要让世界平视中国，虽然不需要再用100年，但至少也需要再用一两代人的时间。
潘璟玲：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平视世界”应该是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中国与世界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在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力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今日之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国民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自信心。然而，即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未达到发达社会水平，“平视世界”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差异，以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问题。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的力量一定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平视要求客观看待彼此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在平等对话中实现合作共赢。然而我认为想要实现世界平视中国，可能暂时还存在诸多困难，这就要求国际传播以更加坦诚的态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平视意味着同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客观审视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辩证看待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冲突，积极主动调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中国能够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世界时，中国也能够以自信客观的平和心态看待自我，能够自觉清醒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方方面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和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19AXW005)的研究成果。
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潘璟玲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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