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互鉴：文明视域下的全球传播新格局
2021/12/2 17:15:26 对外传播
讨论人：
于运全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刘建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龙小农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潘璟玲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如果将人类的交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文明是观察传播的重要尺度。全球传播既是在话语意义上对于传统意义上国际传播的一种结构和回应，又是在传播结构性意义上延展着人类在彼此尊重基础上平等交流的愿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中，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全球传播实践的一种基础性遵循，是对西方现代性二元对立哲学反思的一种结果。新时代全球传播格局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力政治的结果，而且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全球传播格局具有在更深层次上变革的可能性。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传播 国际传播 传播格局 传播秩序
在何种尺度上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局是当前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解这一问题的尺度决定了理论想象的范畴和实践的基本趋向。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和阐述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念。
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全球传播格局正处在深刻变革的进程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深刻变化的历史关键节点。如果在学术意义上，我们认同应该在文明的交流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理念上来认知当下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那么文明交流互鉴对于之前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格局具有何种理念意义上的作用?我们又如何贯彻落实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在建构公平合理、双向交流的新型国际传播观中的意义如何?文明交流互鉴观是否可以作为理论资源与研究模式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中产生某种创新性意义?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一、历史：文明交流互鉴是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的基石
张毓强：国际传播是在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环境和战争语境下诞生的一个语汇，因而带有浓厚的斗争和对抗色彩。从战时宣传到舆论战，再到后来的软实力、公共外交等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中，其中隐含着一个二元对立的国际关系哲学，延伸到文化与文明层面上，也必然延展出冲突性认知逻辑。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其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逻辑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开，其在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本身就是对弱肉强食、二元对立国际关系哲学逻辑的修正。当下中国与欧美在传播象征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本质上是如何理解人类不同族群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以及在这种准则的支撑下，国际传播格局是否会进入一个重构的周期中来的问题。
龙小农：全球传播新秩序、新格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格局”是否是一个比较中式的概念?我认为，全球传播格局的实质就是全球传播新秩序。全球传播秩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不同秩序的背后有不同格局在做支撑。在本体论意义上国际传播秩序、格局的建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是价值诉求的问题。从英国主导的殖民时代的国际传播到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再到新时代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的新秩序与新格局，无不如此。
要理解全球传播新秩序重构的可能，我们有必要去探究不同国际传播以及全球传播时代，不同传播秩序背后的理念和价值诉求。总体来说，英美主导国际传播秩序或全球传播秩序，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的霸权秩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重点理解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具体来说，可以立足本体论和认识论，比较分析美英等西方国家倡导的全球传播观、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国家(BRICS)倡议的全球传播观、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传播观，以验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当下“全球、全民、全媒”的发展趋势，阐述该理念的现实价值。
刘建平：文明交流互鉴是近年流行的说法，这种话语策略可以确认即使是敌对或竞争的国家间也都应该承认对方作为一种文明存在的意义和潜在政治地位。作为当今国际传播秩序的主导性大国，美国在维护既定格局的“保卫战”中，越来越将中国置于具有异质性的挑战者之地位。特别是拜登上台后，美中关系被定义为“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竞争，其实质是在文明的意义上拒斥了中国，这可能导致西方主流话语中国意义的取消。美国已经不把中国的连续性存在看作一个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实践，把中国定义为“反现代文明者”，这有着强烈的世界政治权力斗争意味。在拜登定义的语境下，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不能不有新思维。
姬德强：首先，我们应当回到大历史中去梳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传播格局变迁过程，这四个既有替代关系也有重叠关系的历史阶段分别为帝国全球化、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内含的新式全球化。回顾世界史，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前，早期的文明型帝国以超大规模、多元政治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和有疆域无国界为特征，这一时期并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模式，更无国际舆论格局，也许可以称之为“帝国舆论时代”。公元1500年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逐步形成，世界在物质意义上真正开始连接成一个整体，进入全球化时代。其后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分别为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此时的全球化程度显著增强，民族国家观念意识随之得到强化，而国际间的舆论秩序逐渐成型并开始深刻反映国际格局的权力等级和话语权结构。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由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全球舆论生态呼之欲出。一个深度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努力为世界提供新的理念和实践可能。
潘璟玲：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首次全面深刻阐述文明交流互鉴观。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力量源泉，是中国面对21世纪世界文明秩序结构性变革的新型文明观。中华民族五千年上下而求索，中华文明在继承和创新中生生不息并滋养中华儿女。习近平主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是中国应对新时代人类文明现实冲突的深刻思考，集中而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宣言”，是构建新时代全球传播格局的指导思想之一。
文明交流互鉴观符合当下国际交流的历史现实，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世界人民的交往建立在对彼此文明的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彼此的相互交流与互鉴中，世界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观表明新时代全球传播格局的构建不仅是基于国家实力，而且是基于个体文明的创新，受国际传播秩序建构潮流所驱动，以及解决人类文明文化多样性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的“指南针”。
二、传播：全球权力结构变革与国际新秩序建构的抓手
于运全：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全球传播意味着什么?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推动了传播全球化的深入演变，进而影响了全球传播格局的发展革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格局嬗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后的“一超多强”以及如今的“多极化”趋势。但是当前的全球传播格局依然是由西方主导的“西强我弱”模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传播格局处在极速变革中，而国际局势与中国实力的对比成为建构中国在全球传播格局的态势和关键的要素之一。
张毓强：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确实是在文明层面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传播当然是我们必然要考察的因素。但是传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而是强调交往的价值。或者说，原来隐含在传播内容当中的内在的价值体系、显性的话语逻辑体系以及作为表象的话语叙事体系需要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性力量的对比变化也应该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龙小农：从国际传播的诞生到国际传播秩序的构建，再到国际传播秩序的演变，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规律，洞悉其背后的规律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我们可以立足历史认识论，从国际传播秩序形成到全球传播秩序演变，研究其每次嬗变背后的政治经济、行为主体、传播技术及传播业态等如何作用于传播秩序变革。探究传播秩序演变的规律，不单是批判现有传播秩序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更在于揭示隐藏在意识形态背后的国际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为重构全球传播秩序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每一次国际传播格局演化背后的行为主体、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传播技术、传媒业态的变化，其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影响因素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从实践层面看，我们还需要回到历史和现实中去探究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建构的力量因素。事实上，推动国际传播秩序的变革有很多因素，不结盟国家推动的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世界信息峰会等基于全球传播格局的讨论，都曾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积极作用。今天，在国际传播技术的创新扩散影响下，新兴国家的媒体机构，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俄罗斯的俄罗斯电视台(RT)、巴西环球电视网(Globo)、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等正在通过具体个体的单独实践，逐步推动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渐变。目前，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正在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主要推手，这不仅在于它们日益增强的国际传播力，更在于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
潘璟玲：基于历史，由新兴大国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是全球传播秩序变迁的基础。传播作为影响全球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如何开展媒体合作、协同传播观念，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着公平、公正、民主的方向发展，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急需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当前的全球传播秩序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秩序的本质是权力关系结构。一旦权力秩序发生变化，传播秩序也要相应作出与之相匹配的调整。而当前全球权力结构张力处在不断的流变过程中，想要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发展与重构，则理应遵循全球传播秩序发展演变的规律。客观认识当今全球传播格局，是中国为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定和实施的一个与之相适应并且行之有效的全球新闻传播、文化传播、舆论传播的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信息传播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处于纷繁复杂的失衡状态。西方发达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控制世界主流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在长期的话语霸权中形成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为中心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以此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传播、政治权力和资本运作的绝对优势和垄断目的。伴随着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全球秩序处在大转型时期。而人类社会已然来到全球传播时代，全球传播秩序是全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成为重新划定去全球权力结构和全球秩序的重要工具。然而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并非易事，而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媒介技术范式的改革创新以及全球话语体系的建设，三者是关于构建全球传播秩序的关键要素，缺一不可。
三、公平合理、双向交流：全球传播新格局的可能
张毓强：公平合理的交流秩序和传播格局其实一直是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追求，同样也是全球传播新格局的追求。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要解决何种样态是公平合理的?其次是这种格局变革的根本性动因是什么?最后是在公平合理之外，新格局追求的目标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民族复兴的大业意味着什么?
龙小农：全球传播格局的变革仰赖于国际传播技术、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科技力量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全球传播格局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电报技术的帝国传播秩序的历史演变表明，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掌握了信息霸权。继电报之后，有线电视、卫星传播等媒介技术相继诞生在美国，这使得美国成为电信技术的霸主国，因而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当下，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时代又来到了，5G或者是星链计划在未来的传播格局中将发挥巨大的变革性作用，因此技术驱动力量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在全球传播格局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当前的国际传播秩序是不平等的，而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新型国际传播观应该是公平、合理、双向、交流的，不是中心流向边缘的单向秩序，而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建构起双向互动且平等交流的新型传播秩序。基于互联网，人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信息，主张自己的权力，而不再是笼罩在美式霸权所左右的国际传播秩序的阴霾之下。
于运全：2050年将会是全球传播新格局架构的一个关键性历史节点，英国学者尤里·达杜什(UriDadush)和威廉·肖(WilliamShaw)在《2050：重塑世界的朱格诺》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力量并有可能全面冲击旧有的世界格局。届时，世界发展的主宰力量将发生转移，新兴经济体将接掌未来的全球资源分配。2050年，新格局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内外的环境、现实的国际格局和国家实力是相关的，影响全球传播格局的变量评估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是找到建构全球传播新格局的路径、策略和方法。
建构全球传播新格局仅仅依靠新闻传播一个学科的背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从学科发展、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多学科的视角切入，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国内和国际作定量定性的比较研究。中国国际传播长期致力于建构与我们的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而在新格局的构建中，国际话语权从跟着、对着到领着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姬德强：当下全球舆论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明显的话语权力转移趋势，即国际舆论格局的话语权力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第二，这一转移困难重重，仍然充满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持的霸权色彩和全球南方国家失语状况，如何不走称霸和侵略老路，探寻一条权力转移的和平之路是当务之急;第三，蕴含着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多维性、立体性和动态性新秩序格局建构的可能性和新契机。
另外，在媒体融合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平台建设和统筹上多下功夫：首先，在技术和操作层面关注传统媒体延伸平台和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流动和言论交往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等特征;其次，树立外部意识或用户需求优先意识，主动跟踪、监测、分析和对接不同平台上国际传播的用户行为分散化、文化表达多样化，以及群集或社交的地方化等特征，需要相关部门和媒体深化对于国际舆论复杂性——而不仅仅是国际媒体舆情的研究，以建立一种国际性信任为目标，走好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战略层面对未来的国际传播平台建设有所规划，与欧美平台系统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协调合作机制进行充分协商和对话，并从操作性层面夯实平台化思维在中国国际和全球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四、文明交流互鉴：以创新性知识生产建构新秩序与新格局
刘建平：对于西方已经形成的世界史叙事体系和文明价值体系，我们需要以对话的方式提供中国的历史和中外交流叙事体系以及价值论证。这种叙事体系和价值论证作为知识生产能够让西方知识分子感到学术价值和思想能力，因为没有学术价值和思想能力就意味着文明价值的流失。一个大国的国际传播只有具备知识对话的学术价值，才能在全球传播竞争中获得有意义的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驱动机制是以知识生产建构传播主体性的知识对话，通过知识对话取得对方知识分子承认的文明地位，文明交流的事实就发生了。即使是在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或者说正因为政治上敌对，才更需要具有知识对话意义的国际传播。
看看这些年书店里的中国史书，吕思勉、钱穆等民国时代老先生著作的流行，反证了现代发生着某些时期、某种规模的学术荒芜和知识绝产。而翻译书铺天盖地的现象则确证中国发生着严重的知识倒灌，传播遭遇挑战，常见的是被传播。
姬德强：文明交流互鉴可以被看作一个“大历史观”的视角。自罗马帝国始，人类社会关于文明的历史观念就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和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AdamsInnis)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以宏大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人类文明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强调传播媒介的性质导致了文明的偏向，或利于时间或利于空间。进而，伊尼斯发现这种偏向不仅对人类传播历史本身，并且对经济、技术、乃至帝国的稳定与疆域都存在隐隐的控制或影响。而文明交流互鉴观则是中国在世界文明格局发展变革的关键节点提出的文明历史观，这个观念决定了当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的设想。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一个观念的逻辑，同时也是伦理规范的逻辑，如何在这一视域下延续文明逻辑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大背景下讨论如何做全球传播的问题，需要一种媒介学的思路，以及多重学科理论视野的共同介入。
张毓强：文明交流互鉴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其一是文明自身在知识生产意义上、特别是在价值意义上的生成并得到尊重;其二是秉持一种开放性沟通的心态;其三是需要将全球人类共同的命运作为重要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国内问题基本稳定且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社会治理、基础建设、党的治理进入相对稳定成熟的状态。而国际环境的问题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拦路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不认同、不认可、不信任、敌对心态仍然存在，影响不小。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知识生产的价值观念甚至影响了某些全球性地方的思想观念。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本质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知识生产意义上寻求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路径。
潘璟玲：传播的全球化是世纪之交的连接符。冷战结束以来，经济的全球化成为统摄全球社会的主导力量，文明的物质形态越发突显。信息传播技术在物质层面的发展与非物质层面的碰撞所激发出的张力对人类文明在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均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起国际传播关系与秩序的变化。历史经验表明，政治经济硬实力是一切国际关系建立的基础，把握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势，是主导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关键所在。美国打破“日不落帝国”全球化模式的关键节点就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综合国力的衰微以及自身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的强化。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当下中国应对全球传播格局变革的回应与指导，其实质是建构全球传播格局的理论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潘璟玲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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