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系列沙龙
2022/3/13 13:36:42 对外传播

     政治传播是各国建构国家形象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全球政治的舞台上,大国政治力量的博弈持续推动着世界格局的演进。无论是北京冬奥会还是俄乌冲突,国际传播中的政治博弈以及博弈过程中的传播势能较量,日益成为传播领域研究的重要话题。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促使各国不仅要在传统实力场域进行竞争,同时也要角力于舆论战场。在智媒时代,政治传播快速呈现出的新特点,不仅改变了各国之间的话语争夺方式,也为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

     3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举办了“国家形象传播系列沙龙”第十四期活动。本期研讨会的主题为“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由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红主持,11位嘉宾参会并发言:原中国驻非盟大使和塞拉利昂大使旷伟霖,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荆学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姜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钟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特约编辑张毓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南三略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毕研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莉。与会嘉宾围绕政治传播的概念和方法、政治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智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特征、俄乌冲突中的政治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嘉宾合影

     旷伟霖:我想以“美欧在俄乌冲突中开展政治传播的主要做法”为题,与大家分享一些思考。俄乌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它既是一场军事战、经济金融战,也是一场外交战、舆论战,政治传播的综合较量。在这场危机中,各方都高度重视政治传播,以及其在政治危机中的作用。

     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凭借自己的政治传播优势,全方位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实现三大政策目标:一是彻底孤立俄罗斯,迫使俄罗斯付出高昂代价;二是占据正义制高点,为美西方采取应对行动举措提供合法依据;三是威慑其他国家,防止它们采取类似的军事行动。

     美欧开展政治传播的主要做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关键词:一是“警告”。战前美国就以肯定的口吻预测俄罗斯将发动攻击,并提出警告。此举包含三层意味:首先,警告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其次,提醒盟国加强戒备,采取应对措施;其三,引导国际舆论聚焦俄罗斯的行动。二是“定性”。战事爆发后,美欧异口同声给俄罗斯军事行动贴上标签,定性为“侵略”,并借此占据正义制高点,强调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从而为美西方的应对行动披上正义、合法外衣。三是“制裁”。美欧采取了对俄罗斯迄今为止最严厉、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制裁,涉及俄罗斯领导人、政治、外交、经济、金融、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和能源制裁,目的是严重打击、甚至压垮俄罗斯经济,并借此威慑其他国家。四是“协调”。冲突爆发后,美欧及欧洲内部迅速进行协调,用一个口径说话,显示团结一致。五是“多边”。美欧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采取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推动通过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以对俄罗斯形成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六是“话语权”。美欧极力控制国际话语权。美国互联网巨头对俄制裁,封杀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媒体RT和Sputnik。同时,美欧开动各种政治传播机器,大量发布有关信息、官员讲话。七是“叙事”。围绕俄乌冲突不断制造新的焦点和议题,如难民问题、俄军队屠杀平民、攻击核设施等,企图吸引国际舆论注意力,置对手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八是“中国”。美欧借机抨击中国,要求中国选边站队,声称中国应该说服俄罗斯改弦更张。同时发出威胁,如中国违反美西方制裁措施,将受到严厉制裁。

     各方围绕俄乌冲突的较量仍在继续。中国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愿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于运全:2022年开年,两个大事件吸引了全球舆论关注,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也产生了影响。一是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从宏大的景观叙事的角度,成功传播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呈现了年轻一代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俄乌冲突,作为典型的全球重大危机事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透过两个事件,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当前政治传播发展的三个趋势:流媒体成为传播的主要形式、强情绪成为传播的重要动力、虚假恶意信息成为传播的致命病毒。

     为此,中国的政治传播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高举道义的大旗,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鼓励对于真理的探求。二是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多元舆论格局秩序的建构,要有战胜困难的战略定力、信心和处理问题的耐心、细心。

     程曼丽: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观察俄乌冲突中的舆论战。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那么军事冲突中的舆论战自然就具有政治属性,是一种政治传播。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在宣传上投入1美元,等于在军事上投入5美元。本次俄乌冲突是一场全维度的战争,它有两个重点战场:一个是军事战场,一个是舆论战场。我主要谈谈舆论战场。

     自从俄罗斯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针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媒体制裁。欧盟宣布封禁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其下属媒体,欧盟境内的俄罗斯社交媒体账号也被禁言。一时间,海外社交平台充斥着大量真假难辨的图片、视频,国内社交平台也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和话语。

     从俄乌冲突中可见,舆论战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舆论战是战略博弈框架下一种话语建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选择性和倾向性。其特点是立场观点大于事实,政治目标及利益诉求高于一切,所谓客观公正并不是重点考量。第二,在舆论战中,“以事实为依据”无法达到,因为公众看到的只是控制下的画面和过滤后的事实。当交战一方被打哑后,它就失去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而被放在了人类道德的审判席上,并且是缺席审判。事实证明,在战争中,舆论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具有很强的操控性和引导性。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议程设置。第三,包括战争在内的重大事件发生后,必然伴随着一个事态模糊而观点鲜明、争论激烈的舆论井喷过程,我称之为“舆论混沌期”。在这个阶段,任何对于理性、客观、公证的期待和要求都难以实现。因为不同的预存立场会带来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会导致舆论分化、激化的后果,甚至会出现极端对立的“巴尔干效应”。等到事实逐渐明朗、真相大白后,舆论井喷才会冷却下来。这次俄乌冲突中舆论战带来的社会效应正是如此。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荆学民:感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的这场学术沙龙,这场沙龙以“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为主题,在当前的政治风雷卷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势之下,具有重大意义。我的发言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我看到议题中的第一条为“什么是政治传播”,有点意思,这是一个永久弥新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我搞了十几年的研究,在我看来,无论关于“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有多么复杂,应该抓住一个核心“基点”,即“政治传播”,传播的内容必须是“政治信息”或至少与“政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否则,都不是政治传播。

     第二,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接下来应该在以下三大领域发力。其一,建构新时代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完成多年来对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升华”,开显“政治传播”的学科形态和知识形态。其二,构建新形态的“国际政治传播理论”。这实在是躲避不过的现实需要,比之于国内政治传播而言,“国家间的政治传播”研究火烧眉毛!但十几年来,“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却陷入死寂!其三,基于社交媒体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研究。现在的“政治传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社交媒体”进行的,舆论战的主战场是“社交媒体”。过去我们曾长期重点关注宏观的政治传播,而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媒介赋权的微观政治传播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宏观政治传播与微观政治传播在叙事方式与运作机制上存在怎样的关联,社交媒体革命性、颠覆性的传播如何推进了政治传播的演进,应该对基于社交媒体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予以系统的研究。

     第三,关于这次俄乌战争,其直接引发的是“国际政治传播”,进而引发的是围绕着“俄乌战争之国际政治传播”所展现和建构的“国家形象”。现在海量的信息汹涌而来,“核量级”的舆论战,已经“炸”得民众和专家晕头转向!我反而在其中思考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政治”是“做”,“传播”是“说”,所谓政治传播,由“做”和“说”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做”是其物质基础,“说”是其精神场域。物质决定精神,二者的基本关系是:政治的“做”是基础,传播的“说”是附加。比如俄乌战争,“做”是实打实的“阵地战”,“说”是“磨嘴皮子”的“口水战”和“舆论战”。因此,任何时候,比之于政治的“做”的实际行动,“政治传播”是有作用的,但这种作用的边界和效力是有限的。这就是那句老话:实践永远是常青的,理论永远是灰色的。面对残酷的活生生的“俄乌战争”,各类理论家们其实大可不必太冲动太激动太兴奋。

     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实力政治”,实力强的一方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国际政治很难有“真理”可言。即便是有,也不是“越辩越明”。因此,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奉行“说一套做一套”,即“言行不一”可能是一条“准则”,有一定的“合法性”。“做”与“说”的合理的良性的张力关系,国际政治中的“势力较量”与“话语博弈”的张力关系,应该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深度理论话题,也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国际政治传播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施展空间。

     姜飞:我想以“‘国际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政治’的博弈”为题,谈一谈我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国际冲突成为近期国际政治传播的热点。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周围环境的判断,我们似乎可以将其主调定性为“国际政治传播秀”——打打停停,就像“成熟小孩”打架,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在看,咋看,然后再决定如何打。热战和舆论战交互进行,深刻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的博弈。

     形成一个基本判断一般需要四个步骤:一是信息应激反应——个人通过各种获得的信息形成初步判断,这一判断通常由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决定;二是判断力判断——基于判断力的考量,当个人判断力不足时,所有判断就几乎等同于文字游戏,大多痛快痛快嘴而已;三是判断力批判——传播的政治决定了让大众看到什么信息,决定了这样传播是成年人的游戏;这一判断过程往往更加纠结和复杂,充满了否定之否定;四是判断力重构——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激烈博弈后的判断力循环和新判断生成过程。由此,国际传播的政治,可以展现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一是在场的微观表现,即传播口径、传播渠道、传播流程;二是半遮半掩的中观规制,即一套传播体制和传播机制,依据怎样的法律或者规定来进行;三是隐身幕后的宏观政治,即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和哲学。

     以本次冲突中体现出的信息流动特点观察为契机,中国的传播学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没有历史的视角,包括“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很容易被漂白为温和中性话语;特定国家和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都被一种“诠释包裹”在传播中合法化了;“反动的东西你不扫,他就不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打开这个历史和阐释“包裹”,进行深度的文化清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史安斌: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标志着全球新闻传播由电视时代的“起居室战争”切换到了智媒时代的“掌上战争”模态,从由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迭代成为由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在大众传媒时代,主流媒体以高质量的图文报道和评论,用尽可能客观平衡的姿态争夺议题的话语主导权。而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见证了主流媒体被边缘化。数字媒体所具备的碎片化的传播情境、多模态的呈现方式以及由算法推送主导在“情感市场”上抢占先机的效果导向,使舆论战的焦点由“信息传播”和“观点传播”转向“认知建构”与“情感引导”的模式。

     “算法认知战”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战略性,即以“战略传播”思维抢占命名权、阐释权和议程设置权。首先,西方媒体将俄乌之间的复杂历史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战争”,向世界各国施压“选边站队”;其次,通过互联网企业、智库和媒体的复调传播闭环进行洗脑式的反复申说,彻底挤压“异类”声音的表达空间;其三,有意识的利用误导性信息影响舆论。

     二是短视频化。主流媒体竞相引用社交平台上碎片化传播的战争画面以增强报道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后者也成为全球公众了解战事进展的“第一现场”。平日里载歌载舞的TikTok变身为将战争场景转化为病毒式传播的漫威游戏奇观的WarTok,记录个人恐惧绝望体验的短视频成为爆款。这场“短视频战争”昭示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已经被高度“武器化”,成为未来战备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情感化。各路网红(KOL)借助社交媒体与全球网民进行互动,通过营造深度沉浸的“代入感”以实现有效的媒介营销。例如,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采用未加工的原生态直播模式,穿着一件军绿色的T恤自拍,喜怒哀乐溢于言表,通过性情流露的简短“金句”吸引全球受众的关注。此外,乌克兰当局还通过发动网络代币众筹的活动来强化得到全球网民“力挺”的舆论氛围。

     尽管这场冲突的前景还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但政治传播由“图文信息战”转向“算法认知战”势不可挡。在数字智能传播时代,打赢“阵地战”与打赢“平台战”的重要性可谓等量齐观,如何推动国际传播转型升级为战略传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毕研韬:我分享的题目是“国家形象与战时传播——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启示”。先介绍三个概念:一是“总体战”,指在战争中要综合运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这一概念因埃里希·鲁登道夫的一战回忆录《总体战》而成名。二是“混合战”,由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于2007年提出。它涉及非传统手段,如欺骗、栽赃、恐怖主义等。三是“第四代战争”,是在反恐背景下提出的,是一种非对称战争理念,要求把其它优势及时转化为信息优势以打击敌方决策者的意志。

     当我们讨论国家形象时,总是强调信息输出,但国家品牌专家西蒙?安浩认为,国家形象的提升95%靠内部创新与协作,传播的贡献率只有5%。美国某智库2019年发布了一份中国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其主要依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对内讲话,二是中国国内专家的相关解读,三是中国政府的行动。中国的对外宣示只起辅助作用。这对我国塑造国家形象颇具启发性。

     俄乌冲突提醒我们,国家形象是解读地缘事件的一个重要语境要素。拜登总统将中美竞争定义为“制度之战”,欧盟将中欧关系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因制度差异而形成的“认知防火墙”是我国对外传播亟待突破的重大障碍。当传统的信息输出和价值沟通都失灵时,我国该如何开展对外传播?理论和政策上都亟需突破。俄乌冲突是一场观摩课:美西如何出招,俄方如何拆招,其他行为体如何反应?目前看,俄罗斯已失去“制脑权”,这从短期和长期看会对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普京曾说,建立RussiaToday(今日俄罗斯)就是要打破西方对信息流的垄断。今年3月8日在对俄罗斯女性的讲话中,普京引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名言发出动员:只要还活着,我会用语言、用笔、用剑来保卫祖国。

     俄乌冲突迫使我们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平台建设,战时当我们所有的境外信息平台全部瘫痪时,我们的国际信息出口在哪?二是队伍建设,我们是否拥有应对混合威胁的专业化队伍?是否拥有吸纳全国性人才的高效机制?三是理论建设,我们是否拥有指导认知战争的成熟理论?

     钟新:围绕“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的议题,我想分享三点思考。一是关于政治传播的概念。政治传播,即以政治信息为内容的传播。在国际传播中,国际行为主体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使目标人群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人群认知、认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总统竞选中的政治动员、各国之间的公共外交,都可被视为政治传播载体。随着各国对话语权和舆论场控制权的重视日益增加,政治传播已成为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是关于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由于观点背后的价值观不同,那些合法的、正当的的政治观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阐述了俄乌关系的历史经纬与现实问题,指出乌克兰被西方国家操控、成为北约东扩对象并日益军事化,对俄罗斯造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官方早早发出警告称俄罗斯要“入侵”(invade)乌克兰,而乌克兰有选择加入任何联盟的自由,从而为其动员全球舆论反对“侵略者”提供了正当化理由。俄乌冲突期间,法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发文指出,“法国和欧盟决定支持受害者反抗侵略者,支持弱者反抗强者”,以此解释为何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中国强调“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安全关切,实现欧洲共同安全”,提醒世界双方的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

     三是关于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在国际舆论场的竞争。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场上,对发声平台的控制成为舆论斗争的策略。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交平台对《今日俄罗斯》(RT)等俄罗斯媒体设限或禁播,使其难以发声。有西方学者在美国电视节目中理性分析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根源,但影响力甚微。国际舆论场主流的声音是反战,而西方对俄罗斯的空前制裁也验证了“一边倒”国际舆论的力量。中国主流媒体更为客观地分析了俄罗斯在北约东扩下“退无可退”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平衡国际舆论。印度网民将“IStand With Putin”(我支持普京)话题推高到多个国家热门话题,也发出了更多不同的声音。

     俄乌军事冲突仍然胶着,而外国雇佣军、志愿军的参战将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危险化,被波及的范围将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不断呼吁各国为冲突降温、而不是“拱火”。照顾双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寻求政治解决冲突,避免战事进一步升级,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善意主张。

     胡钰:政治传播是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一个重要维度。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升级,中国各界高度重视这场国际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对于国际政治传播的历史、特征、新发展进行了多元阐释。在我看来,当代国际政治传播呈现出几个新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反民主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一趋势具体表现为,国际舆论场上只允许存在一种主流声音,西方国家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优势、平台优势,联合起来,一家独大,不允许别人发言,连基本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禁言”成为当代国际传播中的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理由仅仅因为立场对立,“同质化驱动下的政治传播”使得非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的冲突中,由于技术劣势、平台劣势、资本劣势等,处于被碾压的舆论劣势地位。

     第二,武器化特征更加突出。在当前舆论战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挖掘和追寻事实真相,而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最大化的国家利益。这导致当前国际政治传播呈现出一种“胜负观驱动下的信息制造”的特征,是制造信息不是发现信息,是制造“信息武器”来打击对手。

     第三,技术化因素日益重要。如今,传播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依靠人为主体而开展的传播,社交机器人正在互联网世界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基于特定算法的信息筛选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倾向,“数字化驱动下的舆论引导”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新趋势。可以说,新媒体技术在形塑当代大众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中,已经成了某种决定性因素。技术的非中立性愈发明显,技术即政治,在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没有技术的平衡,就没有舆论的平衡。

     第四,情感化倾向非常强烈。通过俄乌冲突的舆论场博弈,我们可以看到民众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的是非曲折和真相,而是关注于情感的共鸣。“价值观驱动的二元对立”愈发明显,非敌即友,非黑即白,这种强烈的对立情绪,激化了各国民众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冲击和对立,模糊了公共事件的本来面目,催生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谣言,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使得当前的国际政治传播面临更加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更重要的是,让理性处理国际政治纷争越来越困难。

     张毓强:结合近期的北京冬奥会和俄乌冲突两个国际重大事件,我想分享关于政治传播和国家形象的五点思考。一是从国内外综合舆论来看,我国的国民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透过冬奥会闭幕式呈现的沉静而自信的氛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对于民族主义的淡泊情绪,以及这种国民心态反映出的大国气度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对于俄乌冲突事件的激烈表达、严重的舆论撕裂及舆论对立,反映了国民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期待,也引发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究竟以何种价值观去面对国际重大问题?

     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问题。在冬奥会与俄乌冲突的议题上,尽管西方依然延续了动员国际舆论抹黑中国的做法,但二者在量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冬奥会开幕式之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好转,这要归因于两方面:首先,体育活动的低冲突性,决定了这是一场在价值层面的深度竞争;其次,我国也有高度的信息管制力量介入。

     三是全球业态社会的到来与信息传播流动性的加强,使得信息日常的冲突和价值竞争日趋常态化。大量信息的原子化纠缠,使得国际舆论难以找到规律可循,其断裂性也在日益增强增加。我们需要习惯去应对这种常态化的断裂,处事不惊。

     四是后真相的国际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得事实不再重要,胜负才是目的。西方大众传播时代的传统价值观的消弭,政治传播的日常化、微观化、逆全球化,是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真相被推向越来越不堪的境地,引发智媒时代信息战争的持续升级。各个领域对于信息标准控制的争夺,将开启一个多发性的冲突的时代。

     五是统筹国内国外舆论的必要性。在这次俄乌冲突事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发生了舆情撕裂的情况。在我国的网络舆情中,也存在来自中国网民与外来者的双重力量。通过对这种叫搅动性的因素进行追踪,有助于我们发现并控制底层的信息风险事件,并加深对于传播舆论场的弥合趋势的理解。

     张莉:战争与冲突是政治传播中的一个极端场景,而媒体一直在国际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两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反恐战争等,不论是传统媒体或是新媒体,它们扮演了两种重要角色:一是“批判性的观察家”,通过图文报道、评论对事件进行有倾向性的还原;二是“舆论战场的战斗者”,在以媒体本身为战场的舆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仍在继续。

     通过此次俄乌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完全掌握了舆论主动权。首先,单方面宣布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入侵”,并要求其他国家站队表态;其次,大肆渲染人道主义危机,大量报道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的哭诉,为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指责和制裁提供合法化依据。这种媒体在政治冲突中对政治和政府决策的影响,也被学界称为“CNN效应”(CNeffect)。

     俄乌冲突的战场发生在欧洲,它既关乎东欧地缘政治,也关乎欧洲秩序甚至世界格局的重建。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场一边倒的舆论战争,俄罗斯的媒体与发声平台被屏蔽,俄罗斯现实主义的逻辑输给了西方舆论场自由主义的理念。对于欧洲而言,新冠疫情、能源贸易、欧洲安全、难民潮等问题,都给欧洲带来一系列沉重打击,也为欧盟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媒体的注意力会被难民潮所吸引,而难民潮问题可能会引发欧洲舆论风向的转变,为俄罗斯带来新的契机。

     在国际形象的建构层面,欧盟经历了由经验的力量到民事的力量,再到军事的力量的多方尝试,最终转向了规范性的力量。这种对于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追求,使得在此次事件中欧盟在舆论上与美国一致。而美国基于自身立场,既搅乱了欧洲,促成了美欧之间的武器和能源交易,又削弱和孤立了俄罗斯,还借此谴责了中国,成为最大赢家。作为国际政治传播的参与者,中国正面临巨大考验。

     范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沙龙。在座的都是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专家,各位的发言让我深受启发。今天我们在国家形象系列沙龙里讨论政治传播这个主题,紧密结合了最近的国际局势,是一次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题沙龙。特别感谢各位专家结合了北京冬奥会与目前正发生的俄乌冲突两大重要议题来展开讨论。

     我在2013年提出了“多维的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其中政治维度是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一个重要维度。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政治传播都极为重要。在我看来,政治传播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仅从相关词汇来看,它就包含了政治制度、政党、政府、政策、政治领导人、政治局势、政治观点等诸多方面。如果以战略传播的理论框架来探讨政治传播,那么政治传播需要具备极其明确的战略目标、清晰的阶段性可实施的传播计划、有效的战略叙事框架与议程设置,同时也要有针对目标受众的传播平台、传播媒介与传播渠道。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政治传播,还需要懂得跨文化的沟通模式和不同文化受众的媒体习惯等。今天,大家都谈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新特点。最近大家都关注了俄乌冲突的媒体报道,我来谈一谈我的四个观察:第一,社交媒体直播在这次舆论大战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多国政府领导人、主流媒体以及平民百姓都通过全球性的社交媒体进行直播和互动,增强了信息的及时性、由画面带来的直观性和“真实性”。尤其是不同国家的领导人直接使用社交媒体直播,抢着第一时间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态度,主动塑造自己的形象。第二,主流媒体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霸权,已经受到了来自社交媒体的挑战。某些西方媒体炮制的假新闻第一时间被当地的社交网络辟谣,这说明主流媒体需要接受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第三,中国主流媒体在这次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创新精神和专业态度。在新闻记者无法第一时间抵达的情况下,我国主流媒体与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展开合作,通过无人设的素人直播及时报道了冲突两国的情况,消解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刻板印象。第四,各国普通民众发挥着实时报道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多视角的报道,丰富了观众的认知,平衡了观众的判断。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和新媒介技术的支撑下,国际政治传播正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很大启示。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系统地思考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挑战,并前瞻性地去探究中国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

    

     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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