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汉堡女教师的往事：纪念国际友人丽莎·尼班克女士
2022/8/4 15:41:37 对外传播
在北京长安街西沿线上，八宝山革命公墓北内骨灰墙的一隅，丽莎·尼班克静悄悄地在那里安息了近40年。印有她头像、编号611骨灰格的黑色砖石上用德文刻写着她的姓名、生卒日期和生前职业：Lisa Niebank，22.7.1913—4.4.1980，Lehrerin aus Hamburg。砖石左下方刻有中文：德国女专家丽莎·尼班克。与平实本真的德文表述“汉堡女教师”不同，中文称谓表明她在中国享有一份特殊的敬重和礼遇。一眼望去，在上下左右全是中国逝者头像的骨灰墙上，这位德国女性的格子有些显眼；她头像两侧的挂钩空着，这是公墓用来挂放有偿提供的祭奠花束和花篮的地方。在四周繁花的映衬下，611号骨灰格显出一丝清寂。
▲1990年底丽莎的骨灰盒搬迁至室外北内墙611号骨灰存放格。40年骨灰安放期将尽之际，丽莎·尼班克年近八旬的汉堡好友英格(Inge)不打算再续费，她计划将丽萨的骨灰迁回德国安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她想了却一桩心愿，让丽莎魂归故乡，落叶归根。1980年4月4日，丽莎在北京病故，英格曾专程从汉堡飞来，与丽莎生前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白堆子)的中国同事和德国大使馆代表一起，为丽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并参与料理了丽莎的后事。丽莎的全名是丽莎·卡塔瑞娜·尼班克(Lisa Catharina Niebank)，1913年生于汉堡。父亲格尔特·亨利希·尼班克(Gerd Hinrich Niebank)是当地一家实行进步主义教学实验的国民学校教师，参与创建了教育与科学工会组织(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的前身——“中小学教育祖国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s vaterl?ndischen Schul- und Erziehungswesens)。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曾有几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丽莎接受基础教育所读的两所学校：特勒曼国民学校(Volksschule Telemann, Eimsbüttel)和安娜?沃尔维尔中学(Aufbauschule Anna Wohlwill)，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属于推行进步主义教学实验的学校。这类学校摒弃专制国家式的管束和培养臣民思想的教育，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批判性思考，尤其受到工人家庭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庭的喜爱。这个时期进步主义教学实验的推行者相信人是社会动物，只有在群体真实的生活活动中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脱离真实生活活动、重视苦读和机械性练习的权威主义教育。进步主义教学实验的教师不单传授知识和技巧，也注重提供围绕学生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的经验和活动，强调学习者的自我实践和在实践中的学习。进步主义教学实验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趋向平等，教师更具亲和力。丽莎·尼班克1933年考入汉堡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哲学、心理学和动物学，1936年毕业，次年以总分“优秀”的成绩通过国民学校教师入职考试，开始了她在汉堡及周边20多年的中小学教师生涯。透过丽莎·尼班克诞辰88周年前后涌现出来的纪念活动，我们似可窥见这位汉堡女教师的教学与政治理念，感受到她对学生的影响和塑造。2001年8月31日这一天，丽莎·尼班克同时获得了来自汉堡市政府和自己曾经执教的一批学生、任教的两所学校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共同肯定与敬意。汉堡市中区霍恩地区(Bezirk Hamburg-Mitte, Stadtteil Horn)一段约850米长的欧洲徒步道路被正式命名为“丽莎·尼班克路”(Lisa-Niebank-Weg)。(市政府有关部门此前还曾正式发文，并在2001年7月9日的汉堡法律法规报上刊登了这份公文。)这天上午汉堡市政委员佩舍尔-古蔡特(Lore Maria Peschel-Gutzeit)博士为新路牌落成揭幕，汉堡市中区有关部门领导克拉默(Georg Cramer)先生、中国驻汉堡领事馆总领事陈建福先生出席揭幕活动。巧合的是，陈先生1970年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期间，丽莎·尼班克曾给他所在的班级带过阅读课程。丽莎·尼班克1950年代在汉堡拜姆帕赫特霍夫/施泰格勒路技术中学(Technische Oberschule Beim Pachthof / Stengelestra?e)教过四年的58届T10班绝大部分学生参加了揭幕仪式，这批学生此时都已经年过花甲。蓝底白字的新路牌十分醒目，上面写着：丽莎·尼班克路，因丽莎·尼班克(1913—1980)——1954—1965年任教于霍恩地区拜姆帕赫特霍夫中学与施泰格勒路中学，此后在北京任德文教师——对国家公民的民主教育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所作出的贡献而命名。同一天，在施泰格勒路38号和拜姆帕赫特霍夫15/17号的两所学校里举行了丽莎·尼班克纪念牌的揭牌仪式，两校的领导分别为纪念牌揭幕，所辖城区的负责人和部分当年的学生参与了揭牌活动。纪念牌说明文字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7月22日，恰是丽莎·尼班克诞辰88周年的日子。两所学校的校长和58届T10班的毕业生们对丽莎·尼班克作出以下评价：“在贝格多夫(Bergedorf)和霍恩，作为具有杰出能力、事业心和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丽莎·尼班克受到敬重。她以民主精神教育自己所带领的儿童和青年，面对纳粹主义的、危害年轻民主政体的趋势，要始终不懈地保持一份警醒；她及早不倦地致力于欧洲一体、与以色列和解和国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2001年8月31日，汉堡市政委员佩舍尔-古蔡特(Lore Maria Peschel-Gutzeit)博士和汉堡市中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克拉默(Georg Cramer)先生共同为“丽莎?尼班克路“新路牌揭幕。中国驻汉堡领事馆总领事陈建福先生出席了揭幕活动。同学们回忆起“我们的丽莎”，她的教室和课堂与当时别的一些学校和同一所学校的另外一些老师截然不同。她的教室里男女学生混合，围成U形圈而坐，这里不设加高的讲台，老师在U形圈前只有一张与学生课桌大小和高矮一样的桌子。教室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素描作品、照片和通知，大幅的世界地图遮住了一半黑板和教柜。丽莎的地理课上会让学生两人一组地作课堂报告。在她指导的课外兴趣小组里，准备课堂报告的同学会提前钻研讨论地理书相关部分的内容，课堂上则分工合作，流畅地展开报告内容。丽莎总是坐在学生中间仔细倾听，最后会作一些补充，对报告人她从不吝惜鼓励与赞赏，却并不给学生打分。
丽莎的政治课也有些特别，课上她讲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沉沦，讲纳粹专制政体的本质与危害，带大家阅读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女孩安妮所著的《安妮日记》(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还组织同学们去汉堡塔利亚剧场(Thalia-Theater)观看这出剧目；她给同学们讲坚守民主对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何至关重要。在1950年代，民族保守主义占据上风，极端右翼势力死灰复燃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的中小学和大学里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对德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反思，某些尝试进行反法西斯教育的教师甚至受到诋毁和歧视性对待。丽莎·尼班克的理性和勇气因此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阿尔贝特·施韦泽、莫罕达斯·甘地、亨利·杜南那些开创崭新、美好世界的先驱人物介绍给大家，还介绍欧洲一体化的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红十字会、SOS儿童村等国际机构和组织，在年轻人的心中播撒世界主义的种子；她要求每位同学选择阅读一份有质量和深度的报纸(而不是《图片报》那种哗众取宠的街头花边新闻报纸)。每周班上都会有一名同学来归纳报告重要时事，对于某些时事和不同报纸的不同报道大家会展开讨论。讨论中常常会出现争执，甚至出现怒火冲天的场面，丽莎会引导同学们保持克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论据，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气势压制他人的观点，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宽容。丽莎把知识的传授，理念的传递和社会行为规范的教化融入到有趣的活动之中，舍得花时间和费心思为同学们创造动手动笔和独立思考的机会。她的班是学校第一个去本城靠近港口的“斯丁坊”(Stintfang)旅行逗留十天的班级，她带领同学们参观海鲜拍卖大厅、仓库城、基督教海员福利机构，采访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她还为同学们联系参观斯普林格出版社、德国新闻社，并安排人员讲解；在她的帮助下T10班的同学办过一份名为“桥梁”(Die Brücke)的学生报纸，在课余时间里自己写稿、编辑并销售，这份报纸获得过汉堡的“彼得·曾格流动锦标杯”(Peter-Zenger-Wanderpreis)，办报同学被邀请参加在哈尔兹山区举行的“太阳山峰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e Tagung auf dem “Sonnenberg”),使他们有机会结识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接触到别样的思想和表达，开阔了视野和胸襟。
▲50年代的丽莎?尼班克。学生瑞塔·薛芙勒(Rita Sch?ffler)确信，丽莎把所有托付给她的年轻学子培养成为了真诚、善良、博爱的民主主义者。中学和大学时期的丽莎曾经帮助过由于政治和种族原因处于危难之中的朋友。受父亲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受特勒曼国民学校进步主义教育和社会民主主义风气的浸润，对纳粹非人道、反民主体制的亲身经历和反感，这一切决定了她的人生哲学和在战后的政治倾向：她加入过德国社会民主党，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理想，在新生的共和国里言行一致地积极捍卫民主、公正与和平的信念。教学工作之余，丽莎·尼班克参与了全德教师协会“中小学政策事务处”和教育与科学工会汉堡理事会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理事会的工作重点在于推动统一的六年小学制和综合性中学制的改革。这种改革符合她“应该为所有孩子提供共同的学校教育”的理念。在她看来，以筛选、分类方式将学生分别纳入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文理中学的“三择一体制”，体现着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一种明显含有社会歧视性质的选择性教育制度。然而汉堡地区这种复活魏玛时期教育中进步成分的改革尝试，在1953年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选举获胜，“汉堡集团”(Hamburger Block)掌权后第二年便被彻底放弃。这令丽莎·尼班克深感失望和愤懑。联邦德国在1950年代启动了再军事化和融入西方阵营的进程，并为此极力渲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加大对政治敌对者的压制。与此同时，在政府机构、军队、司法机关和大学，许多前纳粹德国的人员被任用。1956年德国共产党被取缔，所有与阿登纳政府政策方向不相符合的言行似乎都带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嫌疑。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后期，一直讨论并酝酿出台的紧急状态法草案，旨在增强国家权力，计划在特殊时期对报纸实行印前审查，对公民的书信和电信往来予以监控，在紧急情况下甚至限制议会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表达的独立思想，常常受到指责和攻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受到压缩(例如“明镜周刊事件”)。鉴于第三帝国的灾难历史，这种发展态势在联邦德国引起极大的争议，令包括丽莎·尼班克在内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感到不安，甚而惊恐。她后来从北京寄给好友安妮的一封长信言及时局时，曾提到雅斯贝尔斯的一本书《联邦德国漂向何方？》(Karl Jaspers：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Tatsachen– Gefahren– Chancen. München 1966)。雅斯贝尔斯在这本书中纪录和评价了那个时期德国令他担忧、唤起他梦魇般联想的民主缺陷。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解除了大学教职，著作遭禁，差点跟犹太妻子一道被投入集中营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在那个时期果断地加入了瑞士国籍，并对那些由于不再看得到希望而移居国外的德国人士表示理解。这也许能为丽莎·尼班克在那个时代的所思所虑，以及后来的人生道路选择提供某种注脚。此外，20世纪5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转向也令丽莎·尼班克惊异不已，难以接受。为应对支持率下降的局面，打造“全民党”的形象，出于务实的政治考虑，社民党去掉了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激进政党标签，在1959年的哥德斯堡党代会上修改党纲，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再追求改变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奋斗目标。在丽莎·尼班克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科学社会主义，旨在把人从任何一种他者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使其充分地实现自我。如今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工人阶级却已心满意足，放弃了斗争和革命的思想。她在致友人安妮的信中禁不住叹息，此后在德国广阔的公共领域不再存在任何能够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党派，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不再有可能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1960年代初期，随着柏林墙的修建，两个德国之间，东西阵营之间的对峙加剧。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引发美苏的激烈对抗，几乎把世界带入一场核战争。这个时期的丽莎·尼班克积极投身于反战反核的社会活动，她是汉堡和平运动和施韦尔姆圈子(Schwelmer Kreis)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多国思想先进的教育工作者组建，以反对法西斯，促进东西方和解为宗旨的社团。她参加了反对战争和核扩张的复活节示威游行(Osterm?rsche)。1962年夏季，芬兰赫尔辛基第8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发出倡议，反对侵略与战争，力主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友谊，丽莎·尼班克参与了这一倡议书的签名。正是和平运动成为连接起丽莎·尼班克与中国的桥梁。1963年她随一个友好旅行团赴日本，参加反对原子弹氢弹核试验的一项世界性群众活动。在日本的活动中她认识了中国和平代表团的人士，通过他们的帮助她收到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于1964年暑假期间得以到中国访问了整整六个星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光谱中，丽莎·尼班克当属笃信人道主义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出于对社民党的不满和抗议，她与英格的母亲，同样也是她好友的艾尔泽(Else)在50年代后期纷纷退党。后者退党的直接原因还在于参加了一个东德组织的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受到党内的责难和不公正对待。1964年底，亲纳粹的极端右翼政党“德国民族民主党”成立，极端主义的种种迹象不断显现。同时，丽莎·尼班克感觉教师与学校的教育自决权受到行政部门越来越多的限制，他们以“不做试验”的口号来回避争论，把“棘手的问题”列为禁忌，封锁了一切对多元社会作用的认识。此时，对在德国实现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理念，并将这种理念传递给青年一代，她已经不再怀抱任何希望。中国之行为丽莎·尼班克这位理想主义者未来的人生道路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刚刚成立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恰在1964年开始招生，需要德文母语教师，她决定第二年暑假之后就去那里教授德语。1965年暑假前夕她给汉堡市政府教学委员会写信请假，称自己将在放假后启程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德语，希望留职到中国工作三到五年。也许因为告假仓促，也许因为她要去的是一个在当时反共仇共意识形态下德国所戒备的共产党国家，汉堡市政府人事局以未获批准私自更改居住地为由解除了她的公职。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她前往中国的决心。她愿意在中国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母语教学特长，把进步主义的教学理念在这里传递下去。因为在中国她看到了某种希望。她真心认为中国人正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建设一个新的、没有阶级和剥削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系统地、逐步地实践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她为自己能够参与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而感到幸运。而苏联，她认为已不再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偏离了在1920年代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和解放的道路，正朝着向资本主义靠近的趋势发展。其民众被技术官僚所统治，没有参与决定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利，被塑造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侍从。
▲1965年7月14日丽莎飞往北京任教前在汉堡机场的留影。1965年7月14日，丽莎·尼班克从汉堡出发飞往北京。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她仅仅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二外便停了课。二外德语系的舒雨老师是作家老舍先生的女儿，曾与丽莎短暂共事。在舒老师的记忆中，丽莎是一位平易近人、备课上课特别认真、对学生和中国同事有问必答、十分耐心的老教师。囿于当时严峻的政治气氛，为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中国师生跟丽莎几乎没有教学以外的私人交往。丽莎·尼班克随后加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管理局《毛泽东选集》汉译德团队，工作了3年，并因此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受奴役境况，建立人民共和国，消除贫困、瘟疫、文盲的种种努力，她由衷地感到钦佩。所以当汉堡市长魏希曼(Herbert Weichmann)在1969年“5.1”讲话中讥讽汉堡崇拜毛泽东的左翼大学生抗议者，说是应该把他们送去中国领教民主的时候，出于对左翼大学生抗议者的理解和对毛泽东的尊重，以及由此对魏希曼不友好言辞产生的反感，丽莎·尼班克在6月份郑重地给魏希曼写了一封公开信，刊登在汉堡当地的一家媒体上，批驳市长的言论违背了汉堡宪法前言中所表述的“汉堡作为世界港口城市，肩负着以和平精神搭建世界各地和各民族之间桥梁的责任”。在公开信中，她还表达了对自己生活从教了四年的第二故乡中国以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热爱。丽莎·尼班克此时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统领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征的一个阶段，目的在于批判那些等级制的、专制专断的、奴性的、官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扫清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那些存在于中老年一代人中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遗毒。1969年秋天，她返回德国。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到处停工停学。1972年丽莎·尼班克第三次来到中国，先在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短暂工作，1973年11月来到位于白堆子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德语组任教，她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母语德文教师，在这里她工作了6年半，直到1980年春病逝。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作期间，她还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兼职授课。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中国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在1960年出于反帝反修的需要，为培养精通外语的外事工作人员而成立的。学生经过选拔，教师经过严格挑选，要求根正苗红，个人业务能力突出。这所学校在北京外语圈子里简称“白堆子”，其为数不少的各语种毕业生基本功扎实，业务能力强，在外交部和其他用人单位享有良好的口碑。“白堆子人”几乎成为一张特殊的名片。丽莎·尼班克任教的那六年半时间，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学尽管那时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活动的影响，丽莎还是颇费心思地备课教课，尽其所能地为德语教研室的建设做出奉献，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1973年底丽莎与毕业班的合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同学们写下了给丽莎的临别赠言(见下图)。
▲“我们亲爱的尼班克老师：怀念您给我们上课的最美好的时光。您的帮助和您巨大的工作热忱令我们终身难忘。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会以您为榜样，忠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促进中德人民之间的友谊。德语专业73届毕业生”她用心把课堂教学组织得欢快生动，穿插教唱各种德语歌曲，让学生用唱歌的方式练习德语音素、词汇和表达，用唱歌的方式熟悉日耳曼民族的节日和风俗；她从德国带来两个木偶，一个小丑，一个鬼怪，德国木偶人物中两个最普通常见的类型，也是她喜爱的教具之一。在课堂上，两个同学一块白布一拉，幕布后面操作小丑和鬼怪的另外两位同学便开演起德语话剧来，拉幕布的同学还能以旁白的角色参与其中。这种新颖有趣的话剧表演形式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屡演不厌。据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同学们还排演过红卫兵批判孔夫子的木偶剧。这还引起过争议，有人反映让小丑木偶扮演红卫兵绝对不妥当，存在贬损红卫兵的嫌疑。丽莎·尼班克听闻后赶紧收藏起这两个道具，“木偶剧院”就此在“白堆子”落幕关张。
▲丽莎的第二课堂。
▲丽莎的第二课堂。
▲丽莎的第二课堂。20世纪70年代，丽莎·尼班克在北京任教时，中国国内对教材和内容有诸多限制和规定，不允许采用外国人编著的教材，丽莎·尼班克不得不从《北京周报》等有限的几份中国外文局出版的德文期刊中选择改编出她的阅读课本来。不过，即使阅读建设“红旗渠”工程这种枯燥的现实政治题材的篇章，她也能尽量寻找出相对有趣的切入点，采用启发式的讨论方式展开教学，并激发起全班同学的表达积极性，使他们在思维和表达的不断磨砺中获得进步和提升。丽莎·尼班克注重师德，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自觉地与学生保持着一种和善亲切却又不是没有一定距离的师生关系。学生去乡下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常常一走就是一个月，她想念他们，会搭乘便车去郊区看望他们。在一些学生的记忆里，她是那个“爱穿裙子，爱戴装饰头巾的蓝眼睛老太太”。她的服饰经常变换，据说也是为使学生对她的课堂不感到单调无聊。课余时间，她常常带领学生出游，去颐和园划船、野餐，参观北大校园和北京的名胜古迹，去动物园观看各种动物，在活动中跟学生们一起学习和运用德语。她不吝付出，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同学们自编自演话剧，甚至纯粹中国题材的传统剧目，例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丽莎影集里的一页，上面写着：1977年12月底我们演出剧目“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丽莎辅导学生编排德语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剧照。
▲丽莎与学生出游。
▲丽莎与学生一同去郊外野餐。
▲丽莎与学生一同郊游。她生活简朴，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并尽量不给他人增添麻烦。她向学校提出过的唯一一次特殊请求，就是为她办公室所在楼层的蹲坑式厕所里加装一个坐式马桶。她年轻时在挪威的一次滑雪过程中不幸摔伤了右腿髋骨，因此有点跛脚，如厕时难以深蹲。在与中国相遇后的16年里，她常常利用回德国休假的时间在汉堡和周边地区举行小范围的中国报告会，并自费举办介绍中国文化的图片展览。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为促进中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她在汉堡保留有一个储蓄账户，把存折交给了好友英格，常常写信求助英格，让她用自己储蓄账户上的钱购买教学物品寄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从板书用的白色和彩色粉笔、画画用的水彩笔、作业本，到德国初中和高中的教材、德语文学作品、词典和百科全书。北京外国语学校在她去世之后名称几经变换，物是人非，但是当年被命名为“丽莎·尼班克图书馆”的德语组图书室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她去世之后很多年里仍然悬挂着她的大幅相片。这间图书室由她一手建立起来，最初的一千多册图书，部分是她用自己的存款托人在德国购得寄来的，部分是她联系德国大使馆等机构赠送获得的。这些图书拓展了同事们的教学参考资料空间和学生们的阅读视野。丽莎·尼班克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经历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她应该渐渐感受到了这种紧张，因为她从不与中国同事和学生展开时事政治的讨论，避免任何可能触犯政治敏感性的情况发生。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这一点她大概早已领悟。然而，对于这条她自己选择的道路，她似乎无怨无悔，始终坚定地前行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她渐渐地表现出某种放松来，敢于向中国同事提供德国报刊，跟他们展开内容更加广泛的交谈。黄文华老师当时曾主动每天陪伴丽莎·尼班克在学校的教工食堂吃午饭，利用午间时光跟丽莎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她俩相互欣赏，感觉言谈举止十分合拍。黄老师感恩丽莎·尼班克把她引入到德国废墟文学和诺奖得主伯尔文学的宝库，并设法为她搞到许多阅读和研究所需的资料。黄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德国废墟文学与中国伤痕文学的比较研究专题申请到德国洪堡奖学金，在当时整个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界属于凤毛麟角。日后她在中西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成为知名的学者，却至今没有忘记丽莎·尼班克在自己科研突破阶段的倾力相助。1979年复活节期间，丽莎·尼班克回到汉堡短暂休假，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她与瑞塔·薛芙勒所在班级的同学有过一次大聚会，全班仅三名同学因故没能到场。学生们还记得大家一一与她热烈拥抱，感谢她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品行打下的基础，定下的基调。那天跟她相聊甚欢，分手时她许诺下次回汉堡要给大家详细讲解中国的针灸和指压疗法。丽莎很快便回到北京，她调休落下的课程需要补上。1980年3月31日是一个周一，这天上午尼班克老师没有按时到校上课，她平时从来不会迟到。当一节课的时间过去后仍然不见她的身影时，同学们和德语组的老师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立即派人赶往她在西郊友谊宾馆的住处，发现她躺倒在套房的卫生间里，昏迷不醒。救护车紧急赶到，把她送往指定为外国专家提供医疗服务的北京协和医院。丽莎·尼班克后来被确诊患了急性细菌性脑膜炎。协和医院的大夫全力救治，德语组的同事们在医院病房轮班日夜看护。然而，4月4日22点30分，丽莎·尼班克还是停止了呼吸，享年67岁。这一天她原本要带领一个班级去北京动物园春游和野餐的，同学们一直盼望着。在汉堡，瑞塔和同学们也还在期待着她下次回去讲解中式针灸和指压疗法。丽莎就这样爽约，这样匆匆而去。听闻噩耗大家伤心不已!
▲丽莎追悼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德语专业同事敬献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丽莎，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如今，丽莎·尼班克的骨灰已回归故乡，复葬于汉堡城北的欧尔斯多夫墓地(Friedhof Ohlsdorf)。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那方小小的黑色砖石墓牌，也随骨灰一并带回，被加固在了一块更为厚重的杂色花冈岩石上，平躺在地。她曾立有遗嘱，其中提到“如果死亡或者由于某种意外的原因不能从北京归来”，请友人火化自己的遗体，在某处匿名抛洒或者埋葬。汉语中有个成语“盖棺定论”，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死后方能做出结论。丽莎·尼班克已经故去四十余年，其间中德包括文教在内的多领域密切合作与交流已经成为常态，中国的德文教学与德国的中文教学同时得到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大力配合与推动。丽莎·尼班克无疑有资格以联邦德国早期赴中国开展德语教学先驱人物的身份，载入中德民间文化交流的史册。身处于东西方的人们在她身后这四十余年间共同经历的世事变幻亦可谓天翻地覆：冷战结束，两个德国统一，意识形态对立的坚冰在经济全球化的岩浆中似曾消融。然而，反全球化运动又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极右翼势力重新泛滥，俄乌冲突导致中西再次对峙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四十余年的时光打磨和岁月沉淀既可能使所有当事人的记忆变得模糊，也可能使一个人的面目在历史的镜像中愈加立体和清晰。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丽莎·尼班克不应像她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彻底地隐匿消失，这位不平凡的德国女性的名字和理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记住和怀念。后记：我与丽莎?尼班克的渊源
1985年我从北外德语系毕业，分配到北京联合大学外国语师范学院工作。到德语系报到的当天，我就“见到”了丽莎?尼班克——她的遗像悬挂在系图书室西墙正中的位置，分外抢眼。这个图书室被命名为“丽莎?尼班克图书馆”，馆名醒目地题写在她遗像上方的墙面上。我很好奇，这位高鼻梁的德国老太太是谁？她跟这间图书室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疑问很快获得了解答。此后，从老同事们零零碎碎、直接间接的描述里，我逐渐在心目中勾勒出了丽莎的一个大致形象，对她心生敬意。甚而，某一日在图书室抬眼又见，从她那老态毕现的面容里读出了一丝孤寂，心里隐隐有所触动。
后来从英格?杨珂(Inge Jahnke)女士那里我听到了更多更细的丽莎往事。英格和丽莎是忘年之交，丽莎身前常请英格帮忙往北京邮寄物品，还在遗书中把身后的一切托付给了她们母女，英格因此与德语系的同事结识，并利用在京的间隙来看望过大家几次。1991年秋天，我公派赴德国哥廷根进修，距离英格所在的城市汉堡不远，与她常来常往交流甚多。英格每次来北京都会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丽莎。她1990年底那次来京赶上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扩建，丽莎的木制骨灰盒需要从室内的西3厅搬迁至室外的北内墙。英格缴纳了石板制作、瓷像烧制、刻字描字等骨灰盒室外安放所需的费用后完成了搬迁仪式。她一般以10年为期续缴丽莎骨灰的寄存费用。在第四个10年寄存期接近结束之时英格从长计议，考虑将丽莎的骨灰迁回汉堡安葬。随着年事增高她开始畏惧长距离的飞行，委托我替她打听和办理丽莎骨灰迁出和托运的一系列手续，我欣然答应。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首都师范大学国际合作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机构的批复印章后，我咨询了中国邮政和多家外运公司，它们都明确表示不能承接骨灰运送业务。2019年12月16日英格专程来京，第二天我陪同她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顺利地将丽莎接走。今年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丽莎在两国尚未建交的冷战时期便只身来到北京，从事德语教学和翻译改稿工作，前后跨越12个年头，堪称中德民间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她始终以理解和尊重的目光看待中国，以一己之力帮助中国，直至病故于此。这样一位不凡的女性和国际友人，无疑值得人们了解和纪念。
本文作者何涛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作者授权《对外传播》公众号首发。本文精要将于近期《对外传播》杂志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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