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
2022/10/26 8:46:43 对外传播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应对新风险挑战方面，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凸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步伐亟需加快。对此，应该找出新格局构建的症候，走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窠臼，走向“文明互鉴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创新。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 新格局
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尤其需要加快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中华文明可以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如何构建新格局?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目标在于增进共识与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为中华文明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是中国文明观，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新格局构建的症候所在，生成“文明互鉴论”，为实践创新提供指导。
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症候
目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症候是什么?学术界通常认为存在十大短板：一是理念，尚待厘清核心理念，改变内容单一，构建发达的内容体系，增强共享力、共情力等;二是翻译，尚待健全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建设典籍外译精品体系;三是语言，尚待实现中文国际化，加大国际中文教育，将汉语纳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四是产品，尚待改变文化出口竞争劣势，加强对外文化贸易和服务，打造亮丽品牌;五是渠道，尚待改变政府主导局面，加强文化外交，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六是受众，尚待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寻找利益交汇点和情感共鸣点;七是技术，尚待加快文化与技术深度融合，以技术赋能提质增效;八是技巧，尚待改变符号式的、脸谱化的僵硬传播;九是机制，尚待完善政策保障、贸易促进、民众参与等机制;十是评价，尚待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建设一套科学、客观、可量化、可操作的效果评估体系。学者进而提出创新方向和路径，主要集中在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传播;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如何与世界其他文化强国展开文化国际传播竞争等，以策略为主，战略不足。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对自由主义反思不断深化的当下，如何改变由西方主导的“文明观”?避免陷入“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窠臼，走向“文明互鉴论”，才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关键和症候破解的良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中产生的话语的“文化霸权”。自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文明冲突论”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支持者众，如马歇尔、安娃、赫本等都完全或者部分支持。在格拉德的支持论述中，西方的就是最好的，西方现在虽然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对于那些“恐怖的”(ghostly)文明需要防范。格拉德更进一步认为第三世界需要西方的一切东西，他们会主动向西方靠拢并接受一切。这一理论背后其实隐藏着“文明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观，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达到巅峰。这两个主导性的理论，是当今制约新格局构建的最大症候。
因此，基于文化自觉的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从本土经验提炼出来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是破解之道。当然，强调文化自觉，“并不是指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建立起一套标准独特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在揭示、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形成既符合社会科学‘言之成理’标准，又有利于实现其平等话语权的表述体系”。
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理论创新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向世界阐明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讲话，对这一文明观进一步深化——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2019年5月，在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深入阐释“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文明观，并提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等中国主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21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这一文明观的世界意义：“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这一新文明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强调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和“国强必霸论”，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宣言”。
当前，“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尚未转化为“文明互鉴论”。国内学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了理论来源、具体内涵和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初步研究，并没有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也没有建构起系统性、学理性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亟需学界把政策语言转化成学术语言，进行理论创新。与此同时，对其对立面——“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国内研究也跟在西方学者之后亦步亦趋，少有真正从交流互鉴角度的批判。大部分集中在对亨廷顿的方法与其所忽视的过往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但似乎如隔靴搔痒，难以形成挑战。相关批评论述也是泛泛而谈，并没有拿出建设性意见。对于文明优越论，国内研究并没有超越国外学者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没有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出发对文明优越论进行批判和回应。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提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扮演了推动文明进步、技术革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与西域文明的交流;大航海时代至今，全球性的文明交流更是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亟需在学理上对文明交流和互鉴进行学术梳理，从而丰富它的理论内涵，提出“文明互鉴论”，科学界定其理论内涵，阐明为什么要交流互鉴?文明的交流互鉴何以可能?哪些文明之间可以交流互鉴?在什么情况下文明交流互鉴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在什么情况下文明交流互鉴困难重重?如何来评估文明交流互鉴的效果?同时，亟需明晰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以亚洲局部促进世界整体。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呼唤一个支撑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新的传播观和相应的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重要机制。
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的实践创新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构建的有机整体，由行动主体和网络结构等要素构成。针对现存主要症候，需要对以下问题予以特别重视。
(一)新格局的内涵
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新格局应该包括“五新”：新理论、新趋势、新平台、新话语和新图景。
理论上，通过对现有理论与范式的梳理探讨文明互鉴交流的价值与意义，阐明其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和伦理规范并提出新的文明互鉴论，以此来驳斥“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并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下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范式，这种范式有别于以往的发展传播范式、媒介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传播范式，是一种新的有益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范式。趋势上，通过把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沉淀的体系结构，分析总结全球发展过程中的多种模式，探究和评估当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秩序与现状并总结格局的演化规律，从而为研究当下的新格局构建提供历史视野和评判依据，预测新格局发展的趋势。平台上，通过探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平台化构成、运行和发展，聚焦于平台的性质特点、平台背后的传播机制、平台在构建新格局中的意义及平台作为文明交流互鉴渠道的作用和特点等，设计全球平台传播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平台。话语上，通过话语分析、批判分析等路径探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下的话语特点，背后所反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并且研究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话语结构。效果上，通过构建新的指标体系，进一步总结概括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传播效果的新问题、新思路、新观点，制定可行性强的效果评估体系，其中着重评估中国在当前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地位、角色和影响力。依托这个评估体系，构建全球传播新格局的理想图景。
(二)新格局的范式
新格局的范式是破除“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窠臼，走上“文明互鉴论”的轨道。为此，需要学界加强交流和合作，尤其是与美国学者。首先在学界冷静地审视历史形成的东西方文化观，去伪存真，并在教书育人中予以落实。目前，美国国内反华派主要是所谓的一小撮反华政治精英人物，而绝大部分的美国学者希望与中国加强交流。积极推动两国民间交流合作，学术界应该是可以找到许多合作点的。以“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为例，西方尽管反响巨大，也一直批评不断。前者主要集中在：批判亨廷顿方法论;批判其忽视传统冲突的因素，比如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批判其论述是自我语言式的、有悖世界是多元的等。经验主义学派学者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其论述并不成立。卡林与默罕默德甚至提出针锋相对的概念：“无知的冲突”。“文明冲突论”直接把中华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诞生之初即受到我国学者批驳，汤一介认为亨廷顿代表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应防止文明冲突、助力文明共存。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文明优越论。这一长期形成的狭隘文明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达到巅峰，但在20世纪中叶开始遭到左翼学者批判。随着反帝国主义议题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欧洲中心主义”概念的提出，西方中心主义不再占据主导，以萨摩、布劳特为代表的学者分别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批判，萨义德的《东方学》最为著名，该书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
二战以来，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主要基于发展传播学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三大范式，主要弊端分别表现为认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热衷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驱动媒介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内核无反思性的接受和对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传播主体泛化过于乐观等。因此，亟需建立“文明互鉴论”范式，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格局的范式，构建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能力均衡化、传播范式兼容化、传播治理复合化的传播新格局。
(三)新格局的行为体
在新格局构建的行为体中，传播者和受众是关键。当前，如何改变西方受众的心态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文化的境遇中，中华文化的崛起必然对欧美文化带来冲击。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各种批评，应理性加以分析。有些也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疑惑或者误会。他们将中国的崛起看做“另类”，无法按照已有价值观念完全理解当下中国。为此，需要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中挖掘互鉴的历史内涵，建立平等对话的基础。全球化的四百年间，中西文化关系经历了16至18世纪相互仰慕的蜜月期，和19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中国追随西方文化的不平等期，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处于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回归平等期。历史的经验证明，大江东去，存在西方文化走进中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作为传播者，首先要固守“传之本”，投身重建一个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融汇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中国文化新形态。其次要提升“传之道”的境界，把中华文化提升到世界意义的高度，说明今日中国之于世界文明的意义。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谋大同，既有深厚底蕴，也体现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应把握平台传播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新特点：平台对于信息传播边界的延展可促进平等、尊重的交流与传播;平台化意味着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已然成为全新的社会变革力量;平台中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国家的多样性、汇集用户的全球性有利于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相互学习;平台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转变，推动了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应加深对平台社会是全球化和个人化社会的理解，充分调动各类行动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不断协调、竞争、协商、互动中，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可持续性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四)新格局的逻辑
构建新格局首要的是洞察历史，向世界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目前，中国学界对四百多年西学东渐的历史尚未完成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对自己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尚未完成系统的说明和整理，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国当代文化体系，西学、国学、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艰巨的磨合期。”拜金主义、重商主义、民粹主义等给中华文化发展带来的尴尬与困惑前所未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尤其要讲清楚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关系、中国传统的当代意义。如何完整地阐释中华文化的当代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是一项重要课题。
如何基于文化自觉和自信，对中华文化持一种清醒理性的认识，批判其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痼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凸显文化的主流和底色，成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一项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要提倡自省精神，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来源。“正像没有伏尔泰、尼采这些西方文化内部的批判者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不断更新一样，崛起的中国仍需要从这样的维度思考问题。”
结语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是全球政治与权力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这一格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文化霸权和入侵现象持续发生。随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一格局迎来了解构与重建的时代契机。“文明互鉴论”将是新格局构建的理论武器。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目标导向，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以规范性的新格局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为实施依据，而不简单止步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批判，将会迎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本文系教育部国际中文教育创新项目“中华文化经典推动亚洲文明对话”(项目批准号：21YH003CX6)的阶段性成果。
张恒军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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