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话语理念与世界意义
2022/12/27 13:17:13 对外传播
【内容提要】自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出版以来，到2022年已经出版了第四卷，该书的出版构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现象，创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内外发行的最高纪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融通中外”的价值观念、话语理念等方面具有深远世界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价值传播 话语体系 世界意义
如果用一个热词来形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世纪疫情阴霾未散，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地区冲突不断，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鸿沟加剧，气候变化赤字，数字治理待解……，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其实，从长时段的历史学理论来看，这些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历史结构变化。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历史运动有着三个不同的层次：“在表层，是属于短时段的事件史……，在中层，是以较慢速率变动的局势史……，在深层，是以世纪量度的长时段的结构史。”结构，就是将人类社会的所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看到不仅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主导地位在摇摇欲坠，而且西方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数百年历史，也即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可能结束;不仅在经济全球化中隐藏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和矛盾性开始日益显现，而且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不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投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似乎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深层的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国际关系结构，还包括思想文化结构。思想和话语空间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来填补。在深刻变化的世界上，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不仅要回答中国发展主题到底是什么的“中国之问”，还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不仅要回答“为谁执政、为谁用权”的“人民之问”，还要回答制度发展的“时代之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蕴含了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刻回答。由于其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形成了当代政治传播史上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情况
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的出版涵盖了8年的时间，从2014年出版第一卷开始，随后在2017年，2020年和2022年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四卷，内容广泛涵盖、生动反映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
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生态文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等18个专题。
2017年11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分为17个专题，在大体延续第一卷专题设置基础上，加入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
2020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自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第三卷的逻辑结构，与第一、二卷一样，在继续反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和“五加四”格局((五”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指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内容外，突出反映了这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进展和理论创新的新成就。
2022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109篇，专题增加到了21个。概而言之，如果说第一卷是对长期存在的难题做全面布局，第二卷是针对难题的战略性举措，第三卷是明确新征程，第四卷则进一步体现了如何掌握历史主动，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挑战，鲜明地回答了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与前三卷相比，第四卷增设或调整了一些专题，突出了“历史主动”“人民至上”“敢于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的多边主义”“伟大社会革命”等重要范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在当代的政治传播中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在其第一卷出版的1000天内，即2014年9月到2017年3月，就以22个语种、25个版本、625万余册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卷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到2018年2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的全球发行量就已突破1300万册。截至2021年底，该书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销售超过2000万册。2022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亮相法兰克福书展。自2014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首发以来，该书以37个语种，已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预计，随着第四卷的出版，这套书的发行和销售还会再创新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欢迎，首先，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关。随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探究中国发展道路，关切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正如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所说：“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加斯·谢尔顿(Garth Shelton)教授也评价说：“这本书展现了真实的中国状况及中国的追求、梦想和抱负。该书是了解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其次，也与这本书全面、真实、平实、接地气的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独特的传播风格有关。在这四卷书中收集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379篇，不仅内容全面，而且作为当代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传播频率和数量是罕见的。不过，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套书之所以受到欢迎，还在于它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谓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所谓工作，就是解决矛盾，处理问题。而处理矛盾解决问题需要方法，更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其更大的价值在主动提出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宏阔理论视野和鲜明话语理念。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价值观念与话语理念
价值原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名词，同时也是一个广义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价值是一个双向构建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价值是社会客体对社会主体的意义，是人们活动的目的和追求维护的社会目标。价值又是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主观情绪、感受和看法。对价值的抽象提炼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交往选择的准则，又是是非、善恶、美丑、爱憎的判断标准。如果没有价值理念预设，人类的存在及活动就失去规范和意义。可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从历史上看，只有形成了价值观系统的文化才可以称之为文明。或者可以这样形容，文明就像燃烧的蜡烛，而价值观，就是蜡烛的烛心。
关于中国的价值观提炼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价值观遗产。例如“和”这个概念就有很多意思：“和而不同”，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中庸》曰“致中和”，讲究不偏不倚，恰当适度;而“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制度化的“礼”与精神性的“和”两者刚柔相济，互为配合等。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提炼既有历史的来源，也有现实的根据，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中国近年来提炼出来“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和谐世界”“文明包容互鉴”的国际文化观，“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观，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的国际责任论等，都可以看作是价值观的体现。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各卷中，有很多对于价值观的阐述。在价值观的各个层面，包括个人的、群体的、组织的，还是国家的、人类的，以及在价值观的各个部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自然的等等，都有重要论述。不过，如果从世界性的意义上，选出最重要的价值观传播，也许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合作共赢”成果共享的经济全球化理念、“包容互鉴”的文明相处之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组成部分。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贯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书的始终。在第一卷中，开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的讲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就，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第二卷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执政为民的具体举措：打赢脱贫攻坚战。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在第三卷中，习近平总书记称“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第四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至上的思想又进行了全面阐述，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孙中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学的核心是权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权力从何而来、如何分割和监督、为谁而用?如何发挥出最合理、最公正的社会效益?是世界所有国家和不同政治体制进行政治治理时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传统理念得到更为清晰的阐述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的配置与流动，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开始经历了20年的发展高潮，不过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化开始受到干扰，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逆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抬头。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一卷，就有《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文章。在第四卷中，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表明了坚定维护世界开放经济与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如何交往，也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难题。面对国际上盛行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就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观点。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首次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三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在随后的各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价值。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其提出的四点主张是：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可以说，文化“包容互鉴论”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是提供给世界有价值的中国话语。
当新的词汇得以普及，常常是因为它准确地理解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国际”“世界”到“全球”等词汇的流行，反映了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如果说“国际”说的是国家之间、“世界”是地理范围的扩大，“全球”则是系统化概念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全球蔓延，非再生资源的大量投入，导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文明的概念由此萌发。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就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专题。第二卷中，也有“建设美丽中国”的专题。在第三卷中，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格局中。在第四卷中，有很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金句，更是在各卷中被反复提及，深入人心。中国不仅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还要关注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文明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等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重大理念之一。这一理念在2013年首次提出后，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一、二卷中被反复提及。在第三卷开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宣示了中国愿同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第三卷中提出这一理念的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概念内，第四卷中还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存在霸权主义的解释，更不存在双重标准和夹带私利的意识形态战争，而是基于文明平等、没有高下之分的人类共同追求，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最广泛共识的概括和促进人类文明永续进步的价值准则。
三、深刻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话语理念的世界意义
在话语权理论的创建者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他认为，历史的塑造是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所掌握的，社会是由语言以“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现实。法语中的知识(connaissance)与权力(puissance)拥有共同的词根并非偶然，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的纽带关系。在此基础上，福柯将人类知识的生成看做是一种冲突机制，而话语作为表述真理的言语行为，成为了一种权力争夺的场所。尽管福柯详细阐述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但并没有给出“话语权”的精确定义。我们的理解是，“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话语权也不仅是指说话权，“话语是制造和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权利”(right)，更是“权力”(power)。话语权体现在知识体系的构造和社会结构的创建方面，体现在舆论引导、规则制定、文化吸引的能力方面。所以我们得出定义，“话语权是由于掌握了话语的创建和维护而获得的一种影响他人陈述，进而影响舆论及他人行为的特殊权力”。话语权分不同的层次和领域。我们可以把话语权分解成政治话语权、学术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媒体话语权等。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存在着不同领域的陈述，存在着同一个领域内对不同问题的陈述，不同的领域与层次的陈述被系统化后又构成了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是软实力的外化特征。
价值观是话语权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根据福柯的研究，话语权的构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王国的建立，一个是对“他者”的界定。福柯还认为，话语权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受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福柯并不认为话语一旦产生就会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王国”，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原则和方法加以重新建构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价值观念、话语理念，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不仅在于对新的时代的阐述，强调和创建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观提炼，重建“真理王国”，而且重新界定了“他者”，为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价值观念和话语理念，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例如在谈到“人民至上”原则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谈到了我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在谈到生态文明思想、文明包容互鉴时，他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典籍和成语中的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现代阐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天安门城墙上的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是在世界上任何首都的中心位置没有的奇特景观。而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些价值观重新提炼，进行了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进一步的表述、提升和新的创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对外宣介，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新的世界性话语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当代世界的困境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地缘政治环境、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和生态文明等等可以看到的表面现象，更大的问题在思想文化的深层，即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话语体系在新的时代出现了问题。西方话语体系受困于解释当代世界的困难。其解释力的三大困境主要在于：一是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但无法解释或不愿承认其发展背后的原因，或者说是对“他者”的界定出现了障碍;二是无法解释自身的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和思想道德“失范”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三是无法解释包括资源、环境、世界贫富分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国际话语体系正处于需要重建和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需要新的理论和价值观去填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彰显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远的世界性意义。
“所谓意义，是人对于自然和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务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正因如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评价、称赞和欢迎。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价值观念和话语理念，在新媒体条件下，在细化对象、二次传播及多次传播、本土化传播以及交流对话方面多做工作。话语权的本质是从自我陈述转变为他人自述，变成通用话语。当然，说得好的前提还是做得好，做得好才能说得好。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所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对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基本思想的系统阐述。随着中国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累积越来越多新的成就，对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兴趣，将扩展到全球范围。
谢琳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笑盈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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